纸上的知识分子/文人的乡村生活
作者：王尧
我敬重的一位老先生，论辈分是我的祖师爷，“文革”期间也到农场去了。后来我看到一篇写他的报告文学，其中有个细节，说老先生早上在茅厕边拉屎边咬地瓜，此举是担心动作慢了上工会迟到。这个细节一直让我呕心，我在乡下长大，农民最多只是和城里人一样蹲茅厕时吃根香烟。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从农村出来的）到了乡下，在那样的形势下不免有些不适应，甚至会出点“洋相”。
最终成了知识分子的沈从文无疑曾经是“乡下人”，到了干校以后好像也不适应。《沈从文晚年口述》里他跟后来的学术助手讲述刚到双溪的情景：“头一天我到双溪，住在那个宿舍里，去解手好滑——那个茅坑子——把一只自来水笔和电筒掉下去了，他们又把我捞上来。茅坑太大了，下去一解手就冻结。笑话得很，要是记录下来是有趣味得很。”回忆时有趣，当时必定窘迫得很。这样精彩的细节在小说里也很难读到。
说到茅坑，就要说到大粪，现在的人大概再也不会把对待大粪的态度看做思想问题。我在“文革”后期读中学时，劳动课是在校园里给菜地浇大粪，每次看到镇上的女生抬粪桶时总用手帕捂着鼻子，我心里就不是滋味，觉得她们和我们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不一样。农民如果也怕大粪臭，城里的人还有粮食吃吗？上小学时，放了假或者星期天，我和同学常提着担子到外面拾鸡屎和大粪。那时农村的鸡子不是圈养的，农民在田里蹲下来就能大便，到处有鸡屎，田埂上也有大粪。一次出去拾屎，看到两个砖头堆子中间有一大摊已经风干了鸡屎，用拾屎耙怎么也够不到，我只好趴在地上借助手臂把鸡屎掏出来，自然我的手臂上也沾了鸡屎。老师知道了这件事，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我回答不出，老师再问，我说想到了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老师说那你就在讲用会上讲讲。现在想想，那时的鸡和人吃得简单，鸡屎、人粪都不太臭。我读干校生活的回忆文章，看到萧乾先生讲到一个故事和我的经历颇相似。在干校连队“天天读”的会上，一位老实人谈起自己的劳动体会说：过去知识分子坐等吃喝，不辨菽麦，这回下来才懂得了粒粒借辛苦的道理。以前闻到粪味就掩鼻而过，如今自己抬粪，想到抬的是肥料，可以使稻谷吐穗，变成粮食，反而觉得她香了。以我自己当年的思想，觉得在场的萧乾先生认为他讲得十分诚恳并不是讽刺的话。连长知道了，要树这位老实人为标兵，因为这件事情充分体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经过劳动改造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变化。于是，连长要求这位老知识分子不要下地干活，在家里琢磨讲用稿。萧乾后来听了讲用的感觉是粪味右臭变香，“听起来不再像人粪，倒像一桌山珍海味”。
一个人要吃苦是不容易的。沈从文在给萧乾的信中说住处的环境似乎比过去桃园住处美观，在给夫人的信中又说此地“和一般所谓江南风光已极相近”，“双溪区小平原到处是小村落，一般都是大砖瓦房。田地极平整，大小田坎也极平整，只一二种细茸茸草在田坎边，别无杂草，因此到处都十分干净。大人小孩衣着也都干净。孩子眼目明亮。溪水多沿村流去，比龙街子前水大得多。随时有人钓鱼，水塘捕鱼必过百斤。”社会主义新农村给沈从文的印象不错。但是环境虽好，住处逢雨每漏，他给萧乾的信说：“房子似乎适应‘窄而霉斋’称呼，虽不太窄，湿得可称全区首一位，平时雨中不过四五处上漏，用盆接接，即对付了。这月大雷阵雨加五级北风，三次灾难性袭击，屋里外已一样不分，但屋外易干，屋中永远不干。每次扫除下浸积水到三四十盆雨后过于泥泞，即用百十断砖搭成跳板，有时半小时得扫除积水二盆，才不至于漫入隔屋。”沈从文感叹，真是一生所未遇，小时候在军队也未有过。但是，在此情景下，沈从文“出现了奇迹”，居然诗兴大发，一面扫水，一面写了几首还像个诗的好诗。我特别留意沈先生在信中对自己诗歌创作状态的分析：住在北京八大处写不出什么，住颐和园也不成，到青岛、大连四五次也是在海边消耗了，只有上井冈山写了几首诗；可这次“在这么一种行动离奇不可设想狼狈情况下（全房地下只床下不湿），却十分从容写了好些诗”，他还在“十分从容”下面加了着重号。——这样的情形，似乎很难用什么“诗论”来解释。
乡村生活给许多知识分子新鲜感。在由干校返京后俞平伯曾以诗评说干校生活：“‘五七’光辉指示看，中州干校一年还。茅檐土壁青灯忆，新岁新居住永安。”（《庚戌十二月移居永安里》）对干校似乎持歌颂态度。亲近俞平伯的人追述过他在干校的生存状态：“他那时的心境，没有愁怨，也不发牢骚。那顺手写出的诗句，清新淡雅，充满生活的情趣。也许正是这种豁达，使他逃过了‘浩劫’，安然度过了一年多的干校生活。”“乡间生活的清逸安静，给久居喧嚣城市的俞平伯以全新的感觉，小水塘、破茅屋、农村集市、泥泞的道路，都成为他的写作素材，一批具有浓郁田园风格的旧体诗，在茅檐下、青灯旁写就。俞平伯进入了他晚年诗歌创作的高潮。”这些诗作如《楝花二首》：“天气清和四月风，门前吹到楝花风。南来初识亭亭树，淡紫英繁小叶浓。”“此树婆娑近浅塘，花开花落似丁香。绿荫庭院休回首，应许它乡胜故乡。”再如《无题》：“茅檐极低小，一载住农家。侧影西塘水，贪看日易斜。”《集市》：“明日当逢集，回塘撒网赊。北头供蔬菜，南首卖鱼虾。”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不仅能坦然处之，而且与外孙在池塘边“小坐玩月”共享天伦之乐。有诗为证：“落入红霞映水村，两塘小坐似公园。晚凉更对柴门月，一岁情踪共讲论。”（《东岳集偕柰小坐玩月》）“祖孙两地学农田，北国中州路几千。知汝远来应有意，欲陈英力起衰年。”（《外孙韦柰来访》）这样看来，俞平伯似乎不在险恶之境而是身居世外桃源。倘若只作如是想，大概会被现象遮蔽我们的视域，还是古人说得好，要“知人论世”。尽管俞平伯有“黄棉袄子暖烘烘”、“隔墙犹看马樱花”这样的诗句，但由此认为他对“文革”的遭遇能“坦然处之”显然缩小了“文革”对俞平伯他们的影响。在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名列“黑帮”榜首，俞平伯其次。从“文革”开始到1969年末去信阳“五七”干校，熟悉的人说是俞平伯在浩劫中最难熬的一段日子，除了批斗的摧残，那种对人格和精神的不断折腾，也到了不能承受之重的程度。远离京华，或许能够缓解政治的压力，但想做“隐士”也做不得。俞平伯老人在诗中描述的这种生存方式正是中国文人对待厄运对待专制的一种传统，它从精神上避开险境，以守护自己的性情来表达生存的信念，这样的方式可以坚守人格但不能产生反抗专制与暴政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多学问家、诗人而少思想家。内心是紧张的，但诗歌是旷达的。
重读俞平伯老人的诗作，我突然想到，“日常生活”入诗并不是从“先锋”诗人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