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
作者：王尧
我以前的邻居是陆老师是位俄文教授。他的太太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很有成就，和我在一个系科任教，九十年代初不幸患白血病去世。我们住楼上楼下，抬头不见低头见，空闲时会凑在一起聊天。他知道我对当代知识分子问题颇有兴趣，建议我关注俄罗斯一些学者的思想，特别推荐《俄罗斯思想》的作者尼·别尔嘉耶夫。闲谈中我得知陆教授还在翻译别尔嘉耶夫的《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因为很熟悉，我就问陆老师译稿可否示人？陆老师说可以让你看其中的一章，这里面提到了“心理暴力”这一概念。
记得译稿是写在备课纸上的，我复印了一份。尼·别尔嘉耶夫认为：“暴力问题很复杂，因为既有明显的暴力--这种暴力有物质的表现形式，又有不明显的暴力。最能引起义愤的是明显的暴力，即施于肉体的暴力：杀人、刑讯、关入牢房、剥夺行动自由、殴打。但是起更大作用的则是不明显的暴力，即施于心理的暴力，作为专政工具的就有蛊惑宣传、奴役群众心理、社会催眠术、收买、掌握在政权手中的报刊。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需要帮助他走向自治，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具有国家形式的社会必须通过一系列心理暴力去驯服人格，将其定型成适于自己的目的。”“正是对心理暴力的认同才把人变成奴才，而物质暴力则不要求认同，允许对方保留内心的自由。当暴政枪毙我的时候，我可以丝毫不放弃我精神的自由。宣扬力量崇拜的独裁者首先就希望对他人实施心理暴力，肉体暴力仅是这种心理暴力的手段罢了。现代极权主义的实质就在于此，它要控制人的灵魂，驯服灵魂。”尼·别尔嘉耶夫所说的“物质暴力”不要求认同并允许对方保留内心的自由，也只是相对于“心理暴力”而言，其实“物质暴力”作为“心理暴力”的手段或者“物质暴力”会产生“心理暴力”相同效果的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许多人经受了“物质暴力”与“心理暴力”双重控制，而对更多的知识分子来说，始终是遭遇着“心理暴力”的钳制。这样一种钳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牢固的。经历过众多政治运动的当代知识分子常常会有许多自我约束，历史的教训有时会成为一种心理暗示。在“心理暴力”逐渐消失的时候，还会“心有余悸”。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知识分子对一些问题的判断会有失常的行为。这些年来关于20世纪知识分子的研究正在逐渐成为“显学”，其中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常常为人提及，譬如：我们为什么缺少大师、缺少大作家、缺少大思想家？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天才”“未完成”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能不注意到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叶君健在《一个优生学家的哲学》中说“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偃旗息鼓的整个演进过程中，他（指潘光旦）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内心里免不了要孕育出一种特异的生存哲学。这种哲学只有在他临终的前夕才具体地被总结出来，告诉给在他的病床前看他的一位朋友----我就是从他的这位朋友的口中听到的。它是由四个英文动词概括出来的。即Submit，Sustain，Survive，Succumb，其中文意思是：顺从、承受、幸存、屈服。这四个字都是以S这个字母开头，也可以说是‘四S哲学’吧。它代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也就是极左时期，中国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他的处境所作的总结。”
20世纪对中国来说也许是个未完成的世纪，许多知识分子也是“未完成”的。路翎在他18岁时就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子们》（《财主底儿女们》的原名），1948年《财主底儿女们》上下部出齐时也才24岁，按照这些年评论作家的标准，称路翎为“天才”是不过分的。1955年路翎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逮捕时33岁。路翎此后的遭遇现在已为人熟知。在出狱后路翎曾经有过创作，晚年的诗作也颇有成就。但我觉得对文学史或思想文化史来说路翎的意义可能不在诗歌的成就，而在于他这样一个“天才”是怎样被“改造”掉的。据介绍，路翎晚年未刊小说有《江南春雨》、《野鸭洼》、《袁秀英姊妹》、《横笛街粮店》、《米老鼠手帕》、《吴俊英》、《陈勤英夫人》、《表》、《乡归》、《早年的欢乐》、《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等11部，字数达500万字。这是个惊人的数字。由这些小说的介绍文字看，大致上可以归入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之中。我没有读过这些小说，但对两位研究者的叙述很在意。李辉《路翎晚年作品集》序写道：“他写得最多最快的是小说。短短时间里，一篇篇小说，包括中篇和长篇，相继创作出来。可是，我偶尔翻阅它们，产生不出兴奋和欣喜。我不能不承认这一残酷现实：那个当年才华横溢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已经不复存在。很明显，他的思维、心理状况，已不允许他构架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一形式。同时，他的语言方式，也难以摆脱年复一年经历过的检讨、交代的阴影，大而无当或者人云亦云的词汇，蚕食着他的思维，蚕食着他的想象力。”当思维、语言、想象力被改造到这样一个程度时，路翎已经不再是路翎。另一个读过路翎晚年小说的研究者也有相同的感受。朱珩青《路翎：未完成的天才》中写道：“在经历过了两度监禁、两度精神病之后，他的思想力已经退化，加之近二十年与现实生活的隔绝，他所能依据的就只有监狱的教育：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进行着伟大的创造。他的‘改造好’了的创作活动，基本上纳入了这样一个标准化、模式化的现成轨道之中了。”“那个绝不趋同，一定要自己去体验、自己去认识、去与生活搏斗、重铸生活的路翎，已经向现成思想、平庸模式屈服了，或者说，‘抄袭’现成模式了。”
习惯性的思维有着强大的惯性。诗人张光年在抄选1976年10月4日至10日的日记时，加了一个注：“十月六日，在叶剑英、华国锋主持下，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这特大的喜讯，当时高兴得不敢轻信，日记上也不敢直书，实在可笑！八日下午老友李孔嘉同志来报喜，连说‘三个公的一个母的都抓住了’。我心知其意，心想哪有这样‘全捉’的好事，不敢插嘴。当晚史会同志来报喜，坐下只是笑，未明说，以为我已知晓。九日获知十五号文件大致内容，大喜过望。十日毕朔望同志来。他消息灵通，转告从外事口获知的具体情节。这才清楚了，然而日记上还是不敢明记！十年来长期充当‘牛鬼蛇神’，把人吓成这样！这难道不是社会生活的异化、知识分子人格的异化？”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各类文章中，都有描述获知粉碎“四人帮”消息时激动心情的文字，但几乎很少有人像张光年先生这样写出自己的真实心态并且一语道破问题的关键。我因此对张光年先生充满敬意，他不愧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