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人间情怀
学者的人间情怀
陈平原
六十年前，鲁迅在回忆五四退潮后的心境时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自选集>自序》)这话常被引用，史家且坐实了谁高升谁退隐谁前进。平心而论，以继续坚持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鲁迅道路来否定前二者，实在不算公允。如把这三条路抽离特殊语境，还原为普泛化的概念：从政、述学、文化批判(或者政治家、学者、舆论家)，我以为鲁迅体验到的同一战阵中伙伴的变化，正是大的政治变动或文化转形期必然出现的知识分子的大分化——如今亦然。
鲁迅作以上表述时一腔悲愤，学者们更引伸发挥，抨击“高升”者的堕落与“退隐”者的倒退。表面上这是以是否有利于革命运动为评价标准，其实质则是坚持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功能。有趣的是，将这段话普泛化后，可以清楚看出现代中国人的潜在思路：知识分子阶层特殊的社会责任感。我对此既受鼓舞又感不安。在我看来，这三条路都能走，很难区分正负高低，只不过各人性格、才情、机遇不同，选择的路向不一样而已。但至今仍有好些坚持“前进”的朋友，似乎对“高升”者和“退隐”者评价过苛。
中国传统士大夫追求内圣外王，做官是正途。只有做官，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才可能实现，故读书人很少满足于单纯的“清议”。民国以来，一方面是仕途不大顺利(科举制度已被废除)，一方面是西方政治思想的输入，不少读书人不再以做官为唯一出路，而是发展其文化批判性格(近乎“清议”)。当官的固然看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看不起当官的，起码表面上形成了两种读书人间的对峙。清流们将政治视为肮脏的勾当，将学者文人的从政称为“堕落”，其结果只能人为地扩大政治权威与知识集团的距离。像闻一多《死水》所吟咏的，“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去开垦”，毕竟不是好办法。我主张有能力有兴趣的读书人不妨从政，只是不该顶着“管理教授”或“管理研究员”的头衔，那显得对“政治”缺乏诚意和自信。游戏不同，规则当然也不同，清流可以监督、防止行政官员的腐化，但不该用学界的规则来约束、评判“混迹政坛”的“前学者”。所谓“一入宦途便无足观”，就像过去的“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一样，是一种情绪化的谩骂。我相信政治运作很不简单(起码比我的文学研究复杂多了)，值得全身心投入。读书人从政，切忌“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样必然一事无成。
相对来说，知识者比较容易认同或欣赏学者(述学)和舆论家(文化批判)的角色。但这两者也自有其困境。本世纪初到抗战以前，好多知识分子自办报刊书局，形成了一种制约政府影响决策的舆论力量。从事这一活动的知识者，主要起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如梁启超、章太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还有办《京报》的邵飘萍、办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力主教育救国的陶行知等，也属这一行列。这些“舆论家”(借用胡适的概念)，可能并非专门学者，也不从事直接的政治运作，而是以民间的文化人身份对社会发言，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十年改革，文化学术界的生机，与一批并非专门学者的文化人的努力大有关系。不过，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批舆论家兼学术活动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正常运转，扮演这一角色(其职业可能是教授、作家、记者、编辑，也可能是公务员甚至政府官员)的知识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二三十年代有一批热心议政的知识者(如胡适为代表的英美留学生)，被左翼人士讥为“小骂大帮忙”——其实这正是独立的舆论界的基本特征，改良政治与稳定社会的双重目标使其无法极“左”或极“右”。遗憾的是，国共两党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军事斗争，使得舆论界的独立性大大降低。
其实，从政或议政的知识者的命运，并非我关注的重心；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既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这里有几个假设：一、在实际生活中，有可能做到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二、作为学者，可以关心也可以不关心政治；三、学者之关心政治，主要体现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家和意识形态色彩不太明显的学科的专家，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比如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语言学家乔姆斯基都是既述学又议政，两者各自独立互不相扰。可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就比较难于做到这一点。不过，述学与议政，二者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有很大区别，这点还是分辨得清的。即如二十年代初，鲁迅在写作《热风》、《呐喊》的同时，撰写《中国小说史略》。 前两者主要表现作者的政治倾向和人间情怀(当然还有艺术感觉)，后者则力图保持学术研究的冷静客观。从《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删去其中情绪化的表述，如批评清代的讽刺小说“嘻笑怒骂之情多，而共同忏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挚，感人之力亦遂微矣”。熟悉那一阶段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的读者，都明白“共同忏悔”是那时鲁迅小说、杂文的一个关注点；可引入小说史著作则显得不大妥当。因中国历来缺少“忏悔录”，怎么能苛求清代讽刺小说，再说讽刺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本就很难表现“忏悔”。鲁迅将初稿中此类贴近现实思考的议论删去，表明他尊重“述学”与“议政”的区别。
原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一九二八年办《新月》，一九三二年办《独立评论》，直接议政。先是人权问题，接着是民权作用，后来又有对日外交方针、信心与反省、民主与独裁等一系列论争，当年声势很大，直接影响当局的政治决策。与此同时，胡适又写作了大批没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学术著作，如《荷泽大师神会传》、《淮南王书》、《醒世姻缘考》、《说儒》等。十年间，胡适始终坚持两个方面同时活动：议政的文章越作越“热”，而述学的著作则越写越“冷”。
徐复观也是个长期既写论著又撰杂文的学者，余英时说“很少人能够像徐先生一样深入到政治与学术之中”(《血泪凝成真精神》)。徐氏的《杂文自序》说自己每周五天面对古人，两天面对当代。这话当然不能完全当真，不过他的《中国思想史论集》、《两汉思想史》、《中国艺术精神》等著作，与其杂文很有区别，这点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杂文主要是针砭时弊并表达政见，而“学术行为，是专以求真为职志的”(《扩大求真的精神吧》)。徐氏的这一思路，与鲁迅、胡适相当接近，尽管这三人的政治理想大相径庭。
这里有几点容易引起误解，需要略加分辨。
人文科学无时无刻不受社会人生的刺激与诱惑，学者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乃至政治倾向，都直接影响其研究的方向与策略。如鲁迅撰小说史而不做骈文史，胡适研究禅宗只谈史实不论教义，都有其思想史背景，单从学术理路说不清。不过，由人生体验而来的理解与感悟，对学者来说很可宝贵，但不能代替严谨的学术思考。我强调的是对学术传统的尊重(可以反叛)、对学术规则的理解(可以超越)，以及具体研究中操作的合理化。也就是说，学者选择学科选择课题时不可能不受现实人生的制约，可一旦进入具体研究，从搜集资料、设计理论框架到撰写论文，都要依循理性和科学的原则，尽量避免因为政治见解或现实需要而曲学阿世。完全纯净或彻底独立的“学术”并不存在，学术难保不因“自动挂钩”而为权势所用；也就是章太炎所说的，“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王文成公全书题辞》)。搞人文科学的，如履薄冰，陷阱太多了，即使成熟的研究者，也难保不立论偏颇或操作失误；但这与借学术发牢骚或曲学阿世，明显不是一回事。
像康有为那样“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在政治史上有其意义，但在学术史上则只能算是“歧途”。有人想用心术之邪正来区分两类借学术谈政治的学者，我不大同意。就一时一地而言，此类背后有“影事”的文章可能反应甚好，让同一阵营的读者感觉“出气”；可从长远看，对学术发展弊多利少。政治局面不会因你在论文中安插几处借古讽今的“文眼”而略为改观，而你这几句苦心经营插科打浑的“妙语”，反而会损害论著的严肃性。在我看来，在研究过程中，政与学，合则两伤，分则两利。谈学术时正经谈学术，这样有理路可依循，有标准可评判，争论时也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弄成杂文漫画式的学术论著，你不知道他的游戏属于哪一类，无法对话。有政见或牢骚，可以写杂文或政论，为了“出一口气”而牺牲学术，实在不值得。上两代学者中不少人为了服从政治权威而放弃学术的尊严，难道我们这代人愿意为了反叛政治权威而牺牲学术的独立？若如是，殊途同归。之所以苦苦维护学术的独立与尊严，不外认为它比政治更永久，代表人类对于真理的永恒不懈的追求。
还必须谈谈中国学者自身的非学术倾向。政治家要求学术为政治服务，这可以理解；有趣的是，中国学者也对“脱离政治”的学术不大热心，即便从事也都颇有负罪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的人格”，可任公先生首先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并非只是受制于启蒙与救亡的冲突，更深深植根于中国学术传统。除事功的“出世与入世”，道德的“器识与文章”，还有著述的“经世致用与雕虫小技”。作为学者，其著述倘若无关世用，连自己都于心不安。东林党人的“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写照，难怪其对无关兴亡的纯粹知识普遍不感兴趣。进入二十世纪，“士”这一角色明显分化，出现许多专家型的读书人，可专业化思想仍未深入人心，连专家本人也对自己无益于人生(实际上是无益于政治生活)表示惭愧。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明朗的天》等，都让知识分子现身说法，批判专业思想。丁文江三十年代的名言：“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挺沉痛的忏悔与感叹，只是思维方式一如传统文人，以能否经国来判断学术之有用无用。我们已经习惯于批评学者脱离实际闭门读书，可我还是认定这一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脱离实际”、“闭门读书”。这一点中外学者的命运不大一样。在已经充分专业化的西方社会，知识分子追求学术的文化批判功能；而在中国，肯定专业化趋势，严格区分政治与学术，才有可能摆脱“借学术谈政治”的困境。
我也承认，在二十世纪中国，谈论“为学术而学术”近乎奢侈。可“难得”并非不可能不可取。我赞成有一批学者“不问政治”，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其学术成果才可能支撑起整个相对贫弱的思想文化界。学者以治学为第一天职，可以介入、也可以不介入现实政治论争。应该提倡这么一种观念：允许并尊重那些钻进象牙塔的纯粹书生的选择。
当然，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我不谈学者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而是“人间情怀”，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作为专门学者，对现实政治斗争采取关注而非直接介入的态度。并非过份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说白了，不是去当“国师”，不是“不出如苍生何”，不是因为真有治国方略才议政；而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良心不能不开口。这点跟传统士大夫不一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并不自居“中心位置”，不像《孟子》中公孙衍、张仪那样，“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读书人倘若过高估计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除非不问政，否则开口即露导师心态。那很容易流于为抗议而抗议，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其次，万一我议政，那也只不过是保持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会交给的“责任”。也许我没有独立的见解，为了这“责任”我得编出一套自己也不大相信的政治纲领；也许我不想介入某一政治活动，为了这“责任”我不能坐视不管……如此冠冕堂皇的“社会责任”，实在误人误己。那种以“社会的良心”、“大众的代言人”自居的读书人，我以为近乎自作多情。带着这种信念谈政治，老期待着登高一呼应者景从的社会效果，最终只能被群众情绪所裹挟。再次，“明星学者”的专业特长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毫无用处——这是两种不同的游戏，没必要硬给自己戴高帽。因此，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若如是，则幸甚。
一九九一年四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