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
幼年时唱过一首儿歌，曰：“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过去用过一个小阿姨，叫做小朱。小朱在我们家干了两年，她工作得怎样，我不大清楚，那时母亲还在世，基本上是由母亲来分配她的工作。
我对聘用保姆的艰巨性、复杂性，是在母亲去世后，不得不由我来面对这一课题时，才有了深刻的认识。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有了小阿姨，妈还常常自己扫地、擦桌子、熬药……
不过母亲从来不说。她心疼我，觉得我已经够苦，不愿意让这种事情再给我增添烦恼。
小朱大面上的工作还过得去，后来因为爱情问题，才迫不得已离开我家。
她在我家工作时，常有一个叫小阮的小老乡来看她。小朱走后，有一天小阮又来到我家，我说：“你不知道小朱已经离开我家了吗？”
他说他是来找我的。
找我？我问他有什么事。他扭捏了一会儿，说，雇用他运菜的那家个体饭馆辞退了他，老家安徽又发了大水，他是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了，求我给他找个工作。
我为了难。他要是个女孩子倒好说，北京对保姆市场的需求很大，总能在哪个朋友家给他找份工作，可他偏偏不是。
看到他一身不说褴褛，也是潦倒的样子，我不由得进入了角色。我肯定有一种未曾化解的“英雄”情结，既然没有人给我一个充当英雄好汉的机会，只好自己制造。更何况还有小朱过去对我那种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信赖，我还挺珍惜的。
便对小阮说：“好吧，我试试。”可是怎么试？真是牛皮好吹，台难下。
把朋友们的情况在心里搜罗一番，选中了当时还在儿童电影制片厂当厂长的梁晓声，便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给晓声打了电话。
他立即答应帮忙。几天之后，小阮就得到了北影厂木工组的一份工作，晓声还歉意沉沉地说：“可惜工资不太高，每月只有一百八十元。”
我大包大揽地说：“一百八十元还少！”我这个国家一级作家的月基本工资，才一百八十元，相当于一个小型国营商店售货员的工资，而且小阮还可以免费住在北影厂的临时工宿舍。
可是小阮说，虽然有了住处，他还没有被褥。我又在家里找了一套被褥、床单、枕头送给他。
可我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显出像我一样的兴奋，倒好像我们俩倒了个个儿，是我在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份工作。
过了几个月，我收到一封安徽来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小阮写来的。他说，他在北影没干几天就离开了，原因是工资太少。他希望我再给他找个工作，还吓我一跳地认我为他的干妈。
我没有回信。对一个理所当然到这种地步的人，这种信怎么回？不论你说什么，他还不是一个理所当然。更何况他还要认我当干妈！
也没敢对晓声说，我心里有愧，好像这一家伙让我把晓声捉弄得不轻。
妈说：“你这个大学生作家，怎么老让保姆这些人耍得一愣一愣的？”说完以后，妈还调侃地一笑。
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我何止让保姆这些人耍得一愣一愣的！
今天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小阮。时过两年，在那一档子事情后，他竟然好意思又找上门来。
我心想，这回我可知道怎么对付这种人了。便没请他进门，把他拦在门口就问：“你有什么事？”
他说他刚从安徽来，还没找到工作，也没找到住处……没等他说完，我就非常好意思地打断他：“我这里绝不可能让你住，我也不会再帮你找工作。我对你没有责任和义务，上次帮你找工作，不过是看小朱的面子。”
他把手里的提包往门里推了推，说：“那让我把提包放在你这儿吧。”
我说：“那也不行。”
他拉开提包上的拉链：“里面有给你的十斤大米。”
这时我才真生起气来。而刚才我还有点得意，不知怎么想起阿庆嫂和刁德一那段斗智，并且觉得自己旗开得胜呢。
难道我那时帮助他，是为了有朝一日他给我点什么？他简直连我自造的英雄——尽管也落得个一败涂地，但至少还是个失败的英雄——也让我当不成。
“你留着自己吃吧。”说罢，我就关上了门。
关上门后，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还是不赖，终于学会了说“不”！
不但学会了说“不”，显然还打了胜仗，便搓搓手，把自己的战绩写了下来。写完之后，又想起幼时的那个儿歌：“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1993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