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对别里科夫多些同情的笑
作者：吴长青
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一直作为传统篇目，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多年来，语文界对小说主人公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形象的解读一直存在着争议。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供商榷。
作家苦难的生活阅历与创作背景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同情与怜悯的脉脉温情。 1860年1月29日，契诃夫出生于亚速海沿岸塔干罗格城的一个破落的小商人家庭。他的一生处于沙皇俄国最黑暗的反动专制统治时期，也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童年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还在中学读书的契诃夫就去给人家当家庭教师，进入大学以后就靠写稿卖文为生。这样的生活经历，使他很早接触社会，从小养成注意观察周围生活与独立思考的习惯，由此也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19世纪80年代末期，反动压迫日益加剧，契诃夫为寻求社会出路，于1890年带病前往库页岛考察流放刑犯和当地人民的生活。他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访问了近万名犯人与移民，这使他对黑暗专制统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思想上也起了急剧的变化，同时为扩大创作题材和提高艺术技巧打下了基础。90年代成为契诃夫创作繁荣和成熟时期，不少著名中篇都在这一时期写成，《装在套子里的人》就是这个时期写的作品。别里科夫这个人物的形象塑造无疑被深深地打上了个人情感的印记。
独特的创作体验，奠定了他的创作立足对生命本真的思考，少了功利性的创作。契诃夫的创作生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始终是一位业余文学家。他是从医科大学毕业的一个职业医生，终生行医，又终生从事文学创作，他曾经说：“我相信，学医对我的文学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它扩大了我的观察范围，充实了我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我的真正的价值，只有自己也是医生的人才能了解。由于接近医学，我才能避免犯许多错误。因为熟悉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的缘故，我就竭力考虑科学的根据，如果不可能，我宁可一个字不写。”他还说：“如果我是医生，那么我就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一个文学工作者，那么我就应该生活在人民中间。”正因为这样，契诃夫的创作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创作，他的作品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装在套子里的人》就是讲述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扭曲的人格，面对着全新的生活感到前所未有的无所适从。
前苏联文学批评模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解读。钱中文先生最近撰文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这种“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文学本质的阐释上，它的出发点是哲学认识论，即把文学视为一种认识、意识形态，把文学的根本功能首先界定为认识作用，依次推下去为教育作用，再转而引申为阶级斗争教育、阶级斗争工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自身最具有本质性的审美特性，反而被视为从属性的东西。（新华文摘20005年6期）同样，契诃夫作品政治色彩并没有上升到一个足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他的创作思想更多的来源于个人情感体验。其创作过程也是他痛苦探索明确的世界观的过程，但由于他当时看不到已经开始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更不可能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仅仅局限于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这使得他的作品不免带有忧郁的色调，尽管这种调子不时被追求光明的乐观情绪所冲破，但他对新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所以他的作品斗争意义并不明显，更多体现出作家对小人物怀有的一种朴素的人文关爱。文学风格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不能简单等同于作品本身内容的批判性，甚至理解成革命性。
生活化的典型细节，幽默式的笔调，使得作品的艺术性远远大于他的思想性。契诃夫作品整体艺术风格是洗炼。他善于以极有限的篇幅容纳最大限度的内容，用几个鲜明的细节勾画出完整的典型形象，达到高度的艺术概括。他的作品往往取材于日常生活却不失于琐碎，没有曲折的情节而能扣人心弦；读者从作品平静、含蓄的叙述中，能感到作家忧郁而又严峻的目光，听到他竭求新生活的心灵的跳动。契诃夫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淡化情节，淡化事件本身。任何随意拔高作品的思想与斗争意义都是不合适的。
在对个体刻画的同时，作品同样体现了对“社群”生存状态的普遍关注，赋予作品灵动性。在这一点上我以为与鲁迅写《孔乙己》怀有同样的心态。《装在套子里的人》别里科夫就是生活在众人中一个扭曲者形象。他被人奚落冷落，甚至嘲弄。漫画事件足以说明了这一点。他的不幸恰恰是那个社会的悲哀，那一群人的笑当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一种健康的笑，就连年轻人都失去了同情与关爱，更能说明沙皇专制统治的罪恶。而不应简单理解为将那群人与别里科夫进行对比。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别里科夫是沙皇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忠实卫道士。别里科夫连自己的尊严都不保，哪里还是什么沙皇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忠实卫道士。是不折不扣的牺牲品。作品体现了契诃夫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思想。是对俄国整个社会提出了疑问。 个体的人恰恰不能代表一个时代，肯定一群人与否定一个社会前后自相矛盾。既然否定了俄国沙皇统治阶级，怎么会有一大批思想清醒者，惟独只有一个别里科夫，应该有无穷多的别里科夫，而不是死了一个有来了一个，这在逻辑上显然说不通的。作者的用意并不仅仅把批判的目光集中在别里科夫一个人身上，而是通过一个人否定当时的社会，指出人性中普遍存在着的谬误。沙皇统治阶级不会选择这么一个无用的别里可夫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没有一个作家看不到一个基本事实，任何一个阶级都有它牢固的阶级基础。
综述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对这类外国作品传统的人物分析法，必须抛弃认识、形象、典型、意识形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与阶级性、党性、人民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等前苏联的文艺批评模式。杜绝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以及庸俗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让文学回到文学上来，使我们的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回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