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学习型社会”》原文·王子今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前往长安读书，专门研修儒学经典《尚书》。就读期间，因为资用不足，曾经和同学合资买驴，让从者代人载运，以运费补给开支。刘秀求学有艰苦经历，但是后来在学业上并没有什么成就。然而他却以成功的政治经营，建立了一个王朝。而一个具有特殊文化风貌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汉光武帝刘秀与他的祖上，那位鄙视儒生，甚至朝儒冠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不同。清代史学家赵翼注意到这一点，说“帝本好学问”。他的功臣集团中儒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军事领袖也“皆有儒者气象”。“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与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往往出于亡命无赖明显有别。刘秀身边的主要将领，确实多有儒学资质。赵翼所举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祭遵、李忠、朱佑等凡十四例，都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所谓“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廿二史札记》卷四）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每到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问雅，对于儒学学术建设予以特殊的关心。于是“四方学士”“云会京师”。建武五年（29），天下未定，刘秀即“修起太学”，“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吸引诸多学士云集京师，一时形成了“诸生横巷”的文化盛况（《后汉书·翟传》）。本人能通《春秋》和《尚书》的汉明帝，永平二年（59）曾经亲自到太学讲经，《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当时情形：“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旁听围观的群众多至以十万计。可见儒学隆赫一时的盛况。又为功臣贵族后代别立校舍，挑选其中有才能者入学，并要求近卫武士都应通《孝经》章句。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又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解说儒家经典。汉和帝曾经“数幸东观，览阅书林”。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又重修太学，扩建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令公卿子弟为诸生。汉质帝时，临朝执政的梁太后颁布诏书，令秩级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都遣子就学。太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关于东汉洛阳人口数，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提出“东汉洛阳城内人口为二十万，洛阳地区人口为四十万左右”的认识（方原：《东汉洛阳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二○○八年），这种意见大体可信。当时太学生在洛阳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是惊人的。就全国而言，有人测算，东汉后期每万人中即有太学生六人（郝建平：《论汉代教育对社会的影响》，《阴山学刊》一九九三年三期），顶级学历的知识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率如此之高，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又诏令诸儒正定《五经》文字，刊于石碑，树立于太学之门，使天下读书人有所标范，也成为文化史上的要闻。一时“东京学者猥众”，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而各地的地方官办学校，也有空前的规模。
不仅帝王亲自倡导儒家经典的认真研读，太学和郡国官学都得到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东汉私学也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受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先后注册的学生多达一万六千人。“负笈”千里求学，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习见现象。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在路途中结束其学术生命的名儒，就有牟纡“道物故”，任末“奔师丧，于道物故”，服虔“遭乱行客，病卒”等。
读书学习也是宫廷生活的重要内容。《后汉书·皇后纪》说，汉明帝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汉和帝皇后邓绥六岁即“能史书”，十二岁时已经精通《诗经》和《论语》，可以和兄长们讨论儒学经传中的学术问题。入宫后，“从曹大家受经书”，往往夜间勤奋读书。她发现书籍文字多有错误，于是指派专人进行整理。汉殇帝的生母左姬“善史书，喜辞赋”。汉顺帝梁皇后据说幼时就“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汉灵帝喜爱的王美人，“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也是宫廷贵族女子热心掌握知识的例子。
向邓绥传授经书和天文、算术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著作家班昭。班昭是《汉书》主要作者班固的妹妹。班固去世时，这部史学名著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来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继续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当时的大儒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宫中，“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丰生，据说“亦有才惠”，曾经写信就《女诫》的内容向班昭提出批评，且“辞有可观”。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女子相互进行学术文化辩论或者道德伦理辩论的故事。班昭的论著由她的儿媳丁氏整理。这位丁氏，又曾经作《大家赞》总结班昭的文化贡献。看来，在特定情形下，汉代甚至曾经出现过才具先进的由女性组成的文化群体。汉和帝邓皇后曾经命令宫中宦官学习儒学经典，然后向宫女们传授，后宫中于是形成了“左右习诵，朝夕济济”的学习风气。
关于东汉妇女文化学习的多数例证是上层社会的故事。马融的女儿马芝“有才义”，曾经作《申情赋》追怀亲长，荀爽的女儿荀采“聪敏有才艺”，也都体现出家族文化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写道，吴人许升的妻子吕荣屡屡劝说许升“修学”，沛人刘长卿的妻子言谈之中随口引述《诗经》文句。这些都是学习风气普及的史例。安定人皇甫规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详，应当不是名门。她写作能力很强，书法亦精，为皇甫规起草文书，看到的人都惊异其文辞的优美和缮写的完好。
东汉时期成书的《四民月令》，被看做反映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的论著。《四民月令》中有关于乡村学校的内容，说到“成童已上入大学”，“幼童入小学”的情形。根据原书本注，“幼童”是指九岁至十四岁的孩子。《东观汉记》中，有著名学者承宫幼时艰苦求学的故事。承宫自小是孤儿，八岁时为人牧猪为生。乡里一位名叫徐子盛的读书人，为数百名学生教授儒学经典《春秋》。承宫路过其门下，听诸生讲诵，心中欣慕，久久不愿离去，因为以“弃其猪听经”，招致雇主追寻责打。承宫为诸生所同情，于是留下来，一边为学堂打柴，一边旁听学习，后来竟然成为大儒名臣。承宫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代乡间学校的教育形式。看来，当时上至宫廷，下至山野，儒学教育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正如班固《东都赋》所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是当时文化成就的突出内容之一。汉代童蒙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学习优异的孩子，得到“圣童”、“奇童”、“神童”的称号。“神童”称谓，最早就是从东汉开始使用的。
通过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所卖书”而实现的。东汉时期还有另一位在书店读书实现学术积累的学者。据司马彪《续汉书》记录：“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荀悦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所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史学经典之一。
东汉砖文可以看到《公羊传》文字：“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之正月？大一统也。”泥砖上刻画文字，很可能是普通劳动者所为。结合居延汉简边防军人书写文字也有“元年春，王正月”（EPT52:A，EPT52:B）的情形，可以体会当时儒学经典在社会下层普及之广。由执政集团刻意倡导的经学学习热潮，可以说有所成功。以此确立意识形态正统并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努力，也是有效的。后世的统治者，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经验中找到了仿拟的标本。
东汉社会经学“学习”气氛如此浓厚，有人认为对于稳定政局有积极的效应。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最后的总结中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他说：东汉自桓帝、灵帝时代起，政治危局的迹象已经显现，“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然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与“人诵先王言也”，儒学政治原则深入人心有密切关系。范晔说，儒学道德的约束，实现了社会安定，所以说“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意义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认真思索，我们又可以发现，儒学在当时文化教育系统中的主导地位，限制了百家之学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社会文化的发育呈畸重畸轻的倾向。以经学为主体的东汉儒学因谶纬的牵坠，在神学化的同时走向消极。不仅儒家经学的文化垄断和思想控制压抑着社会的创新力，就东汉王朝的政治威权而言，“崩离”趋势的出现，也不能说与单一化、公式化、教条化、严重僵化的文化导向所引致的思想禁锢无关。东汉是师儒兴学成就显著的时代，但是这一情形对社会演进的总体意义，还应当做全面的分析。当时江南地方得到开发，表现出突出的经济跃进。而全国的经济形势，并不可以有乐观的评价。从现有户口统计数字看，汉和帝至汉质帝时代，虽然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战乱，人口却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从东汉后期的历史看，正统儒学不能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亦无力挽救政治危局。
回顾当时的学术史，我们看到，随着东汉儒学地位的上升，学界同时也出现了阴暗与腐败。《后汉书·儒林列传上》指出，“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的现象，“遂至忿争，更相言告”的现象，“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的现象，都有发生。“举秀才，不知书”的批评已经成为民谚（《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抱朴子》），反映儒者徒有虚名的情形相当普遍。顾炎武以为这种“滥举”的现象，“可以见东汉之流风矣”（《日知录》卷一三“分居”条）。
面对东汉晚期的黑暗政治，太学生运动和党人的抗争表现出激进的斗争精神。顾炎武就此有肯定的评价：“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条）但是这种抗争并不能扭转东汉王朝的败亡。而处士们回避社会矛盾的态度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在腐恶强权压力下，也有蔡邕悲剧的发生。蔡邕虽高名大儒，却有附从董卓的言行。据说董卓看重蔡邕的才学，“厚相遇待”，蔡邕于是“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后汉书·蔡邕传》）。王允杀董卓，蔡邕流露出哀伤之意，受到严厉惩处，最终死于狱中。宋人张耒《权势》诗写道：“颇怪蔡中郎，为董受疵瑕。因之以取死，曾不念汉家。”（《柯山集》卷八）或说“蔡中郎失身于董卓，故不为君子所与”（〔宋〕张孝祥：《于湖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有人甚至说他“附董卓，以身殉之”（〔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八“人品难预定”条）。于是亦有“晚节不自守，一跌变前躅”的批评（〔宋〕周紫芝：《读蔡中郎传》，《太仓米集》卷二○）。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剑南诗稿》卷三三）元代仍有“至今人惜蔡中郎”的诗句（〔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七）。人们在惋惜其才学的同时也会想到，当时渊博如蔡邕一般的大学问家，也往往不能明辨政治争斗中的“是非”。
东汉末年，一些开明士人，如后来在民间成为智慧象征的政治活动家诸葛亮等，以对实用之学以及法家文化遗产的重视，表达了对“浮华”“迂滞”（《后汉书·儒林列传下》）的经学的厌弃。诸葛亮亲自为刘禅抄写，实际上即专意推荐的必读书，都是法家著作和兵书（《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孙权对吕蒙自述读书心得所谓“自以为大有所益”者，不包括儒学经典。他提示吕蒙“宜急读”的建议阅读书目，都是史书和兵书（《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引导思想学术新潮流的玄学的发生，以对儒学消极面的批判为观念背景，明确“托好老庄”的文化倾向。嵇康《难自然好学论》中表达的“以六经为芜秽”，“睹文籍则目”的态度，前则鄙儒，后则厌学，都是对东汉学风的反动。嵇康发表的所谓“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的宣言，体现了经过深刻反思之后对东汉全民倾向经学的文化潮流的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