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斯·霍兰《最后的手稿》全文阅读
1.
他们的见面其实缘起一桩小事：有一篇无标题亦无署名，而且怎么看都不完整的小说，实施抓捕的官员在匆忙之中忘了把它记录到证据清单上。这种事情要是放在一年前——那时的卢比扬卡[1]可是热闹的很，一到晚上整个莫斯科都好像屏住了呼吸，每天早晨都会有新的一批被没收的手稿放在帕维尔的桌上——包管没人会再看上一眼，更别说安排让这个档案员实在比较惧怕的面对面交谈了。巴别尔[2]已经认罪：区区一篇小说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也救不了他。不过库提勒夫仍然坚持要正式地解决这件事，而且由于帕维尔现在要听从这位抱负不凡的年轻中尉的命令，这篇小说作者的身份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就算只是为了记录到证据清单而已。为了这个目的，楼上已经留好了一间空的办公室。约定好的那个早晨如期而至。正当第一阵沉重的雨滴开始落在楼下阴郁的院子里时，一个卫兵在门上叩击了一下，巴别尔进来了。
“我正准备沏茶呢，”帕维尔主动打了个招呼。窗户旁边的桌上摆放着一个电茶壶，一个托盘，几个茶杯和茶匙，还有一个黑乎乎的锡罐子，这些都是这间办公室的前主人留下的，不过现在斯人已去。书桌后的墙上曾经挂着一排照片的地方，灰泥明显淡了很多，只剩下了几个钉子。“请坐下吧。”
过了一会儿巴别尔好像才听到帕维尔的声音，他点点头，坐了下来。他胡子拉碴，右眼下有一道变淡的伤痕，嘴唇上覆盖着一层像晒干的盐一样的薄膜。他的外衣皱巴巴的，萎蔫的衬衣领口歪斜地倒在外衣翻领上。最终让帕维尔觉得不安的是，作家的眼镜不见了。不知怎的他希望看到巴别尔像书皮上的照片里的那个样子。
帕维尔把空茶壶从电水壶上拿了下来。“我去灌水。”
起初门口站岗的年轻卫兵只是呆呆地盯着茶壶看，好像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茶壶似地。他顶多不过二十岁，有着农民一样的迟钝的眼神。或许是个背井离乡的农民的儿子，跑到莫斯科来试试运气。不管他是谁，他脸上的表情却是令人再熟悉不过了。“水，”帕维尔叹了口气，把茶壶递了过去。他很想回到基洛夫学院的教室里，站在一群跟这个卫兵差不多大的男孩面前，大声地朗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伊万·伊里奇的生活非常简单，非常平凡，因此也是非常可怕的。他以前那些学生来自或是贫穷或是富裕的家庭，出生在革命的影子底下，他们那一代人现在加入到了不计其数的、在集体进步的旗帜下行进的大军，而他们曾经的老师们却无奈地陷入了沉默之中。帕维尔被任命到特别档案处工作已有两年半时间，在上个五月库提勒夫到来之前，他一直是独自一人。帕维尔痛苦地意识到他曾经是多么幸运，多么幸福。要是能再次手里拿着书站在他的学生面前，他什么都愿意放弃。
伴随着下雨出现了一种不真实的朦胧薄暮。整个礼拜天气都是这个样子。帕维尔坐了下来，拉了拉桌上台灯的黄铜吊链开关，吊链碰到了绿色的玻璃灯罩，发出了轻柔的咔嗒声。“我一直希望能很快出点太阳，”他说道，试图掩盖他的紧张。能遇到像巴别尔这样享有盛名的作家可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他问道，“您饿了吗？如果想吃东西的话，我可以让人送点上来。”
“谢谢你，不用了。”
语调很高，几乎带着呼吸声的嗓音：巴别尔甚至不愿意看着他的眼睛。帕维尔坦然地看着巴别尔脸上的伤痕，然后看向了别处。卫兵带着茶壶回来了。
回到窗户旁，帕维尔把电水壶装好。隔壁电话响了一声，有人接听了电话。一道淡淡的，富含水意的光撒在升温中的电水壶的圆边上，而在帕维尔撬开锡罐子的时候，这道光又溅落在他的手上。罐子里的茶只剩一点点了，他把黑色的粉末状的茶叶倒到待煮的茶壶里，就好像是倒沙子一样。罐子在光线中倾斜时，帕维尔瞥见了自己在罐子上模糊的映像。然后他回到了桌子旁。
“检查员同志，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我不是检查员，”帕维尔很快地说。“我在下面的档案处工作。”他向前弓了一下身，用手指擦了擦巴别尔的文件夹上的绿色纸板。一条粉红色的缎带，打了个优美的结，绑住了文件夹。“其实，”他补充说，“我以前是个老师，信不信由您。我教的就是您写的小说。”
“我写的小说。”
“《红色骑兵军》里的。”那时候是允许教这些小说的，帕维尔心想。那时候那样的教学是可以接受的。是安全的。“还有一些您后期的作品。《吉·德·莫泊桑》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巴别尔的小说他可是百读不厌，开篇的几句又浮现在帕维尔的脑海中：
1916年的冬天不名一文的我带着一张假护照来到了圣彼得堡。阿里克谢·卡赞彻夫，俄国文学教师，把我带到了他的家中。
俄国文学教师——这里边的讽刺意味刺痛了他。
巴别尔眯斜着眼睛看着那本绿色的文件夹，一副呆滞而又有点茫然不解的神情，好像帕维尔用巧妙的戏法凭空把它从哪儿变了出来一样。接着他的眼睛又变得空洞了。
“我能不能问问，”巴别尔终于说道，“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二。”
“现在是六月吗？”
“七月。”
“就已经是——”至少帕维尔觉得他听见巴别尔这么说的。已经是了。自从巴别尔被捕，自从在黎明时分那辆习惯不做任何标记的汽车穿过巨大的黑门，载着他驶入楼下的院子，才过了两个月不到。是否他已经失去了对时间的把握呢？又或者，帕维尔猜想，巴别尔纯粹只是不形于色的震惊，震惊他会如此迅速、如此完全地被打倒，震惊他在短短两个月里会变成一个被击垮的、畏缩的、只剩一个空壳的男人，现在坐在这个几乎被人遗弃的办公室里。帕维尔记得他刚来卢比扬卡的头几个月，同样也是残酷的体验，只不过把他的经历和巴别尔的相提并论有点大不敬。他所经受的折磨连巴别尔的十分之一都还不到：每天都没有觉睡，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有的只是威胁和殴打。
帕维尔说道，“有人让我——命令我来更正您档案中的一个偏差。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什么样的偏差？”
“我的上司在检查您的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本手稿，是一篇小说，相当不凡的一篇小说。不过证据清单里没有它的记录，也就是说，在官方意义上，无法认定它是任何人的作品，也包括您在内。也就是说，在官方意义上，”——帕维尔感觉别扭地耸耸肩——“它不存在。就和我刚刚说的一样，只是例行公事。如果您能看一眼，请告诉我您是否认得。没带眼镜您能阅读吗？”
“很勉强吧。他们跟我说，会把我的眼镜还给我，”巴别尔说，“如果我合作的话。”
合作。他的意思是交代——而且在交代的同时把其他人牵连进来。现如今的人可不仅仅交代而已，还得要告发。熟人，同事，朋友，甚至是自己的家人。一张大网已经罩住了巴别尔的生活，如果有的话，他已经把哪些人扯进这张网里了呢？大概有爱森斯坦[3]，爱伦堡[4]呢？帕斯捷尔纳克[5]？像巴别尔这样分量的人物告发的人至少也应该和他一样有名。
早晨我都是在停尸房和警察局那里闲荡。
帕维尔又一次往窗户那儿走过去时，这句《吉·德·莫泊桑》里的话在他的脑海里回响起来。电水壶的水已经开了，窗玻璃在蒸汽中闪烁着微光。“恐怕我们得将就着喝喝茶，没有糖，”他道了声歉，往茶壶里注满水。这时一辆轿车正驶入楼下院子里的一个停车位，雨刮器在欢快地刮着雨水。一会就停了下来，驾驶席的车门开了，浮现出一把雨伞，绽放在雨中：一朵黑色牡丹。停尸房和警察局，帕维尔想道——那就是这个时代会被人铭记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遗产。“糖？”巴别尔问。好像这个词他不认识一样。
“放在茶水里的。”
巴别尔沉默不语。
“我可以让人送些过来，”帕维尔提议，只不过一想到要面对那个年轻的卫兵他就觉得很累。毫无疑问让他心生倦怠的还有库提勒夫那些烦人的、没有意义的差使。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位年轻官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在帕维尔面前显示权威的机会，就好像一条狗，就算是在花园里最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它都要抬起一条腿，给自己的领地做记号。不止一次帕维尔差点就想告诉库提勒夫他没必要这样。他尽管来检查档案，任何一本文件夹都行。帕维尔把茶杯递给巴别尔。“当心，烫手。”
巴别尔端着热腾腾的茶杯靠近胸口。“你以前是个老师，”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对的，教文学的。”
“文学。”语气中无反讽之意，亦无愤懑之情。他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了身子。或许，帕维尔想，这杯茶水让他振奋了起来。“你喜欢教书吗？”巴别尔问。
“非常喜欢，”帕维尔说道。
雨水敲打着窗户。帕维尔心不在焉地把头发往后捋过去，感觉碰到了什么硬东西，手指间原来夹住了一片树籽壳：一定是今天早上走路去公交站时，他家楼下的菩提树上掉下来的。他把它放在桌面上。
“您的《红色骑兵军》，”他告诉巴别尔，“很受我的学生们的欢迎。男孩子，您知道的，他们都对战争感兴趣。您的小说很让他们着迷。”
书桌上的书柜里摆放着二十九卷莫泊桑的作品。太阳用它温暖得能融化一切的手指抚摸着这些书的摩洛哥羊皮封面——这是人的心灵长眠的宏伟坟墓。
他脑子里没法摆脱巴别尔的小说。他注意到巴别尔摊开放在大腿上的右手手指极轻微地颤动着，好像里面通着一股微弱的电流。突然间帕维尔震惊了，因为他意识到那个在他脑海里漂浮不去的小说正是从那只手，那些手指间流淌出来的。他可以想象那几个能够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里瞥见生命走到尽头的托尔斯泰的幸运旅客，他们的心里一定也是同样夹杂着敬畏和难以置信。
外面走廊里传来了钥匙轻微的、有节奏的叮当声。卢比扬卡的监狱条例规定，卫兵和囚犯必须宣告他们的出现——要么用这种方式，要么用舌头发出咔哒声——这样的话任意两个囚犯都不可能出现偶遇的情况。这是在秘而不宣中一砖一瓦修建起来的机构，这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不过尽管他尽量不闻不问，有些故事还是慢慢地流到了帕维尔这里，就好像水从一个被下过毒的井里渗出来一样。曼德尔施塔姆[6]，在长达数月的虐待后身体已孱弱不堪，他用刮胡刀割破了自己的手腕，在卫兵们冲进他的囚室时嘴里还喃喃地念着自己写的诗句。皮利尼亚克[7]，在刽子手拿手枪枪管顶着后脖子的时候，哭得像个孩子，瘫靠在冰冷的地下室墙上。等一下，等一下。
帕维尔问，“您还要茶吗？”他注意到作家的手指已经不再颤动。
“是的。”
帕维尔在给作家的茶杯添加茶水的时候，巴别尔踟蹰地说道，“我在想能否批准我写一封信。给我妻子的。”
有一点茶水不小心溅落到杯子外面。“对不起，”帕维尔说。
“求你了。这封信会让她宽心的。”
“不可能的，”帕维尔停了一会儿后说。一早上都消散不去的倦怠之意突然压住了他的心脏。“如果那是可以批准的——”他把茶壶放回电水壶上，“咔”的一声，差点又溅出一些茶水。“抱歉，同志。”这个词——在现在的情形下是不可饶恕的——已经说出了口，帕维尔想拦都拦不住。同志。他又紧张地补充道，“要清楚，这并不是我愿不愿意帮助您的问题。我愿意。我自己也结婚了。”
他停了下来，看着他的茶杯里浮在水面的一层油皮，不知怎的，这让他想起了冰。春天里克里米亚大桥下肮脏的冰大块大块地折断，然后被河水冲走。他记得他的妻子艾琳娜动身去雅尔塔之前那个一月的下午，他们走在列宁山下冬天浑浊的河边。他记得她说她等不到冰完全融化的四月。“我实在受不了冬天。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以后再也不用回到这里该多好啊。”后来在车站拥抱告别的时候，艾琳娜的嘴唇触着他的耳朵，轻声低语，“和我一起走吧，帕沙。求你了。”她大衣上的兔毛领从帕维尔的脖子上拂过，就像呼吸那样轻柔。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两人都明白帕维尔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他的上司们的批准，是无法离开莫斯科的。不管怎样，她问过他了，她用自己的方式试过了。
帕维尔感觉到巴别尔在看着他，等着他的下文。“我的意思是，我以前结过婚，”他告诉巴别尔。“我的妻子去年一月过世了。”
巴别尔无言以对。
帕维尔深吸一口气，然后解开粉红色的缎带，打开了巴别尔的文件夹。里面放着一张未装订的、也未划线的纸，面朝上，满是紧凑、整洁的文字：巴别尔未完成的手稿——如果他确实是作者的话，不过帕维尔对此笃信不移。即使是未完成稿，这个作品之优美生动不比帕维尔读过的任何其他作品逊色。这可是件宝贝，或许算得是巴别尔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帕维尔清了清嗓子。“我想我们应该开始了，”他说道。等到他抬起头的时候，发现巴别尔已经转身看着窗户那边。
“还在下雨吗？”
“对的，一点小雨，”帕维尔说。
两人都沉默了，帕维尔意外地发现自己很不情愿打破这种沉默。接着，他近乎亲切地问巴别尔，“您妻子的姓名？”
“安东尼娜。”
巴别尔有点恍惚地抬起一根手指，心事重重地摩擦着他的下嘴唇。窗外的光像一层雪粉一样洒在他的大衣肩膀上，毫无疑问，自从他被捕后，他就一直和着这件大衣睡觉。饱满的，几乎算得上漂亮的嘴唇，那双黑色的眼睛，高且宽的额头上刻着一条明显的皱纹：突然帕维尔被这他这辈子都没有料想到的简单却是奇迹的一刻撼动了。正在冷却的电水壶发出像节拍器一样的滴答声，与帕维尔看到的巴别尔喉咙那儿轻微的脉搏跳动大抵合拍。
“我向她保证过我们会再见面的，”巴别尔说。“你觉得他们会同意她来看我吗？”
“我不知道。”
“我不想我对她说过的最后的话是个谎言。”
“当然了。”和我一起走吧，帕沙。求你了。帕维尔的回答是，我会很快和你见面的。这是他最后对艾琳娜说的话。回忆足以把帕维尔从椅子上赶下来——他无法面对巴别尔。他把茶杯放在桌上，然后心想，我多希望我也上了那趟火车。
好像正好跟上了他的思维一样，巴别尔问，“你的妻子是如何过世的？”
“去雅尔塔的路上。她的火车脱轨了。”
“是个意外。”
“警察怀疑可能是蓄意破坏。铁轨上放着某个东西。”帕维尔要努力控制自己才能说下去。“他们告诉我，她坐的车厢断裂的时候她被抛了出来。”一个南瓜，帕维尔想：这个意象在过去漫长难熬的日子里一直伴随着他，失事的一长串车厢就像南瓜一样在雪地里裂了开来。这么想总比那些被帕维尔不停地从脑海里驱赶出去的意象要容易的多。艾琳娜躺在血泊中；艾琳娜被放在卡车后面，身上裹着被单；艾琳娜在火葬场的入口，停尸场的工作人员把她往火里推过去，她身体下的托盘随着轮脚一起颤抖。
“我无法想象有人会刻意那么去做，”他说道。“你想象得到吗？”
巴别尔盯着他的茶杯，眼神黯淡。“你读过我写的小说，”他最后终于开了口，抬头看着帕维尔。“你的同事他们来我的房子抓我的时候，把我的妻子也拖了过来。你知道吗？他们迫使她敲门。以免我会反抗。你想象得到她当时必须那么做的心情吗？”不知不觉中巴别尔的语气带上了一丝伤痛。“失去妻子的不是你一个人。”
帕维尔转过了身子。喉咙里升起了一声抽噎，他没来得及压住，就发出声音来了。有一阵子他心里满是一股把电水壶扫在地上、把他的空茶杯和锡茶壶打飞的欲望——这个冲动如此强烈，帕维尔必须紧紧抓着自己的手，用力控制住它们。
“他们不应该把您的眼镜拿走，”他平静地说。
我读完了书，下了床。雾气逼近了窗户，整个世界被隐藏了。一种能发现某种重要真理的预感轻轻地用手指触摸着我，我的心脏收缩了起来。
隐藏的世界，帕维尔心不在焉地想着。就是这间办公室，这个监狱。他希望自己从未来过这样的世界。他拿起书桌上那张没有划线的纸，问巴别尔，“是您写的吗？”他把手稿向巴别尔递过去，他们的膝盖碰了一下。
“我的，”巴别尔终于说道。他整个身体似乎委顿了下来。“是我的。”
离他这么近，帕维尔可以听见作家的呼吸声：纯粹又是一个奇迹，见证人只有他自己。当托尔斯泰在冬天的阿斯塔波沃奄奄一息的时候，整个俄国，整个世界都一度把凝视的目光投向了这座村庄——帕维尔忍不住把他所处的那一刻与此比较，发现欠缺不少。他读到过报道，出于对这位垂死老人的敬意，铁路工程师们都停止了口哨声，生怕打扰了他的安宁。村庄里唯一的电报所被征用，为的就是发送托尔斯泰每小时的体温和脉搏报告。挤满记者、密使、牧师、工厂主、便衣官员、农民的火车离站台还有数百米就减慢到爬行的速度，悄悄地进站。车厢里一片充满敬意的安静，乘客们，好奇的抑或虔诚的，都挤在窗户旁。我还在创作，即便死亡来临，托尔斯泰在喘息之间这样告诉他的儿子谢尔盖。我在写作。
2.
第四分队的文字档案占据了地下一层的一间房间。这里曾经用来存放清洁用具和废弃的办公用品，现在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塞满了无数的绿色文件夹和纸板箱，承载它们的一层层高大的黑色金属架子也在重压下弯曲变形。小说，故事，诗歌，戏剧，电影脚本——第四分队的任务就是在这片文字的海洋中遨游，就好比帕维尔的任务就是对每一件抵达他办公桌的箱子和装订好的文件夹登记造册。他的办公桌和库提勒夫的桌子并排靠着，正正笼在那些架子的阴影下。腐烂中的纸张散发出强烈的、带着点甜的气味，其中有掺杂着另一股味儿，这是卢比扬卡作为俄罗斯保险公司全国总部长达数十年的残留。“漂白剂，”帕维尔的前任，奥姆里·阿里克谢维奇·德内金，两年半前与他初次见面时，就是这样嘴里嘟囔着欢迎他的。“以前他们在这里放了很多桶呢，你知道的，清洁用。”
“我想，”帕维尔的回答是，“人慢慢就习惯了那股味道。”
“都这么想的。”
德内金是个难相处的老头，六十好几了，身体结实，一头浓密而且白的像盐一样的卷发让人难忘。足足过了一个星期他才接受了帕维尔的存在，愿意告诉他这个地方有点散漫的工作方式。“很简单，”他解释说，捋平了一只眉毛。“文件进来了，你照着证据清单检查里面的东西——拘捕的官员会给你清单——确保对的上。”之后的工作就剩下把那些鼓囊囊的文件夹和箱子装到手推车里，然后在后面密如蜂巢的架子上给它们找个地方。要说文件归档的体系，那就没有了。帕维尔很快发现，某一个作者的档案可能要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才能找到。“在这里我们基本上都是自己管自己，”德内金告诉他。帕维尔注意到他跟别人说话时有一种不怎么看着别人的、心不在焉的方式，有点像走神的牧师或者教授。事实上，帕维尔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曾经在列宁格勒，波恩和柏林的大学里教过俄国文学。
“你读过它们吗？”有一天帕维尔问道。他当然指的是那些手稿。
“有时读过一两句吧。我尽量不去读。这是一扇我宁愿关着的门。你会发现的。”
“发现什么？”
德内金，帕维尔记得很清楚，当时奇怪地看着他，“那些你不想打开的门，”他说。
帕维尔坐在办公桌旁，打开他的午餐，却发现和巴别尔见面后一点吃东西的胃口都没有。从家里带来的冷香肠和黑面包让他反胃。库提勒夫从餐厅回来时他还坐在那里，午饭一口没动。
“事情做得怎么样？”
“做好了，”帕维尔说。
库提勒夫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坐了下来。从熨得笔挺的制服口袋里年轻的中尉掏出了一根机器卷制的香烟，然后马上开始把它撕成一丝一丝的，这是他的仪式。来到这里两个月，库提勒夫从未抽过一次烟。当下苏联非常流行一种恪守严规而且自我感觉良好的苦行主义，而他就是这个教派的忠实信徒。每天破晓前，无论晴雨风雪，他都会在他家公寓附近的湖里游上一圈，然后乘坐拥挤的公交车横穿莫斯科。一般帕维尔来上班的时候，库提勒夫早已端坐在办公桌旁，厚重的脸颊上处处绽放着茶玫瑰一样的神采，日渐稀薄的头发还滴着水，绿色的短上衣上因此有许多暗黑的水痕。每天六点整，年轻的官员准时关掉他的台灯，又一次乘公交车横穿城市，回到集体公寓楼，他和他的妻子瓦伦蒂娜与另外一对夫妻合住一套公寓。库提勒夫的办公桌上有一张他妻子形象欠佳的照片。很明显他妻子的丑陋让他很自豪，他有朝一日繁衍出来的同样丑陋的孩子们一样会让他感到自豪，因为他们会接过他的班，尽忠职守地承受生活的艰辛。
撕烟丝的仪式过后，库提勒夫的注意力转向了巴别尔的档案。“你以前读过他的作品？怎么样？”
帕维尔瞪着他。“你从没读过巴别尔？”
“没有。”库提勒夫随意翻了翻那堆手稿。“这些都是什么玩意呀？”
“小说。”这位年轻官员的无知和冷漠让帕维尔震惊。“它们是些小说。”
“孩子读的？”
“不是的，”帕维尔告诉他，“不是孩子读的。”
可怜的德内金。他曾对他在自己身边建造的积满灰尘的文字堡垒充满信念，即使当风暴在它的围墙边上肆虐时——那些公开审判，秘密的军事三人小组，日益加剧的清洗异己，那种不知疲倦地制造流血的集体躁狂——亦是如此。他相信在这儿他是安全的，无人注目的，隐身的。他们肩并肩工作有三个月之久，可是德内金从未提及他们办公桌前堆积如山、数以千计的手稿，也从未提到过每一个箱子和文件夹所代表的那些被迫保持缄默的作家们。甚至他们曾经为人师表的经历这样的话题也小心翼翼地不去碰。对此帕维尔倒是心存感激。唯有一次德内金让他被埋葬的那部分人生历史重新出土，那是三月末一个下雪的午后，就在他消失前不久。当时他们正披上大衣准备走的时候，书架那边的一个电灯泡在铁丝罩里闪了几下，熄灭了。“‘兄弟，逝者的复活，’”德内金背诵着，深邃的眼神看着那一堆堆文稿。“‘自记忆和精神开始。’”他转身看着帕维尔。“安德烈·别雷[8]的话。他可是我个人的最爱。你读过《银鸽》吗？”
“没有。”
“几乎没人再会去读了。他也曾是个档案员，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教师。”他轻轻笑了一下。“就像我们一样。”
帕维尔知道他讲的是个笑话，或者说已经非常接近德内金允许他自己讲的那种笑话了：之前他从未说过这样的东西。
库提勒夫宣布，“对了，焚化炉又好用了。你最好在它又坏了之前去一次吧。”他用靴子轻轻推了一下办公桌旁的一个箱子。“这个可以拿去烧了。”
焚化炉。在库提勒夫来之前，这是帕维尔尽量不去接触的卢比扬卡的另一面。可现在，每过几个星期，帕维尔就要奉命把库提勒夫从档案中抽出来的任何的文件资料处理掉，比如那些很多年前就结束调查了的旧案例，早已被人遗忘。库提勒夫漫不经心地把这种工作称为除草，仿佛这些档案就是一个荒废许久的花园。帕维尔很不情愿地把装手稿的箱子搬到推车上，费力地推到走廊尽头的货用电梯那里，下楼去了。
焚化室在地下半层的一个角落里，门前一条长队已经在延伸。秘书，低级官员，档案员：帕维尔数下来大约有十二个男女，全都和他一样，是个低微的工作人员。大家表情严肃，一言不发。只有那些身着制服、脚蹬高帮黑靴，看上去懒散却傲慢的官员彼此会寒暄几句，讲几个他们才能听懂的隐晦笑话，而且用眼睛偷偷地瞄着那些女人们。
两个焚化炉都是巨大的燃油炉。老的那个经常坏，使用历史要上溯到世纪之交，新的机器一年前刚装好，还没开过火——至少那个总是在换这个那个阀门的老机修工是这么告诉帕维尔的。帕维尔推着车子站在那儿等的时候，机修工从焚化室里冒了出来，用一块肮脏的抹布擦着因出过天花而坑坑洼洼的脸。
“同志们，这几天就好了，”他快活地宣布。
“你总是这么说，”一个年轻的官员抱怨说。“我们应该把你扔进那个该死的臭东西里去，你这个老骗子。”
“耐心点，耐心点。”
很快——太快了——就轮到帕维尔了。从火炉均匀的焚烧层传来的热浪汹涌地吞没了他，火舌飞舞摇曳，在混凝土地板上投下一道道火光。很快油烧着的气味充斥着帕维尔的鼻孔，让他觉得恶心。站在打开的焚化炉前酷热难耐，他得用手挡着自己的脸，不过他的眼睛还是感觉像在眼窝里收缩一样。箱子里他发现了五六个文件夹——证据清单库提勒夫已经取出，送到了楼上第四分队的主办事处作永久保存。帕维尔匆忙把一个文件夹扔进焚化炉的时候，粉红色的捆绑带松了，里面的纸张飞了出来，一张又一张——是诗歌，帕维尔看得出来，成百上千的诗。其中一张，是洋葱皮纸，透过火光可以看到页边空白处画满了精致美丽的小鸟。帕维尔可以想象，这些小鸟曾经一定飞落在诗人窗外的平台上。在火焰的肆虐下，纸张卷了起来。顷刻之间所有的一切——诗人，诗歌，鸟儿——全部消失了。之后，乘着格格作响的货用电梯上楼时，帕维尔的手颤抖了起来。
“你身上都是煤油味儿，”库提勒夫告诉他。
帕维尔把手推车推到墙边，坐了下来。
“要不要我给你一个友好的建议？”
可不正是帕维尔需要的：库提勒夫友好的建议。“为什么不呢？”他说。
“你应该多在户外走走，运动运动。经常让自己出一身汗。对你有好处的。我发现你连午饭都没有吃。”
“我不饿。”
“就是这个意思呀，像你这样瘦的人就应该吃东西。如果你多动动，会改善你的胃口的。”
“告诉我，中尉同志，”过了一会帕维尔说，“我在想，刚刚我们说到我的情况，你经常阅读吗？”
“你是说读书？”
“对的。”
库提勒夫皱起了眉头。“读过一点。我喜欢高尔基。老实说，我不是很喜欢读书。”
所以他们就把你送下来了？帕维尔想。是因为这些东西没法打动你？他的视线落到了巴别尔的文件夹，和那篇新找到的小说，年轻的官员还未把它们放回到箱子里。帕维尔想象着某一个早晨他来上班时，发现巴别尔所有的文档——手稿，笔记本——都在办公桌上等着他。
帕维尔说，“你刚才问我认为巴别尔是怎样的一个作家，问我是否认为他是个优秀的作家。”
“他是吗？”
“他是个伟大的作家。”
库提勒夫不为所动。“如果那是真的，那为什么我对他听说的不多？他们会让我们在学校里就读他的书，就像他们让我们读高尔基一样。你看过巴别尔的文档。里面的东西多的让人得疝气。那么多小说。如果他真那么伟大，那些小说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某个地方的书店或图书馆呢？”
“几年前他大部分作品就停止出版了。”
缄默派大师——巴别尔不就这样半开玩笑地称呼自己吗？
“很显然他一直在写作。”
“是的，”帕维尔说，“显然如此。”
“谁给写呢？”
给谁写，帕维尔心里机械地纠正了一下。“可能写给自己吧。”
帕维尔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冬天德内金凝视那一堆堆发黑的文稿时愤怒的眼神——现在想来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了。兄弟，逝者的复活。自记忆和精神开始。这些话——别雷的话——具有咒语或祈祷一般严峻的力量。后来，他们一起走上熙熙攘攘的捷尔任斯基广场[9]时，一阵干燥刺人的雪扑打在他们的脸上。德内金连向帕维尔点头示意一下也没有就转身离去，风撕扯着他的衣领，只见他融入了人行道上的人流之中。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3.
帕维尔注意到今天晚上的地铁人不是很多。他在高尔基站换乘的老式公交车上也是如此。雨住云散，高尔基公园的灯光绚丽地倒影在河面上：摩天轮，跳伞表演台。一列过山车在攀升，接着又无声地垂直落入树丛中。顿斯科依修道院站只有帕维尔一个人下车，那里的公墓外面，卖花人已经在收摊了。从这里到他的公寓楼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
他经过公寓经理办公室时被拦住了。“这是你的，”纳塔利娅说道，递给帕维尔一封电报。他撕开僵硬的灰色信封——这是负责艾琳娜案件的停尸房事务员发来的。调查继续。有希望。西莫诺夫。
有希望——帕维尔现在已经非常厌恶这个词。等待，西莫诺夫还不如这样告诉帕维尔，因为在过去漫长的几个月里，帕维尔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等待。
“看上去你很需要喝上一杯，”纳塔利娅提议。她身材高挑，修长苗条，尽管嘴角上有条长长的淡淡的伤疤一直蜿蜒到了耳朵那里，她还称得上是美貌。一条闪光的蓝色围巾包住了她的头发。小而整洁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盏红色灯罩的灯，在她脸上洒下一绺光彩。自从艾琳娜过世后她和帕维尔偶尔会一起吃顿饭，不过他们两人的关系也就仅此而已。
“我约了个朋友吃晚饭。要不下次吧。”
附近楼道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听得出来因为上了年纪而有点发抖，语气温柔中带点抗议。“快点，宝贝，快点。”玛尔法·波利索娃和她的哈巴狗正下楼去进行每晚例行的散步。帕维尔这时发现纳塔利娅的左手包着绷带。
“你的手怎么了？”
“我在地下室清理地方的时候指关节在墙上擦伤了。没什么的。”
回到楼上自己的公寓，帕维尔站在窗前，看着在楼下小路围绕的小公园里散步的玛尔法·波利索娃和她的狗。鸫鸟在顿斯科依上空盘旋，在粉红色钟塔里飞进飞出。最后走的卖花人把一桶花装上一辆卡车，开走了，留下了一堆遗弃的花儿，给这条碎裂的人行道增色不少。以前从医院回家的路上，艾琳娜有时候会从里面拯救出一把鲜花，然后把断的花茎去掉。
他把电报扔在桌上。出现了一个简单的错误：这几个月西莫诺夫都是这么告诉他的。不是关于事故本身，而是后续的事情，因为在官方的言辞里，艾琳娜被“错误分配”了。帕维尔的解读是，他的妻子及其一道在事故中遇难的六名乘客火化后的骨灰记录很快被发现是不正确的——可能是每个骨灰盒的编号和登记的号码不符，或者是登记的号码对不上骨灰盒的编号。简而言之，数月的耽搁，做了又重做的文书工作以及像桌上这封一样的正好一打的电报，所有的这一切到目前为止都指向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艾琳娜的骨灰和她个人的财物都还没有回到帕维尔身边。相反他得到的只是空洞的保证。在问题解决之前，他必须继续等待。
浴室里，帕维尔脱光了上身的衣服，用力把手上燃油炉的臭味擦洗掉，水热得几乎能把他烫伤。之后打量他在镜子里的映像时，他被自己的形象吓了一跳：肩膀瘦如刀削，嘴角旁刻着深深的皱纹，太阳穴位置的发际也已经开始后移。过去这一年——他才三十二岁可自己感觉上老了很多——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艾琳娜的蓝色牙刷还站在水槽上的饮水杯里，她深金黄色的头发依然像云朵一样缠绕在她的梳子的梳齿上。帕维尔还留着卧室梳妆台上她的香水瓶，她的衣服仍旧挂在衣橱里。所有这些都残留着她的气味，只不过每周都变淡了。有时闻着她的气味，帕维尔几乎都期待着听到门口他身后传来清脆的脚步声，感觉到她的手摸着他的脖子。“你回来啦，”他会轻声说。我从未离开过你。他没有放弃过。如果他的妻子明天能走进他们的公寓，她就可以接着过她的生活，而他的生活也能继续。
沿着萨博洛夫卡大街的商店都开了门，好像要欢迎这个温暖的夜晚的来临。夫妻们手牵着手，漫步溜达着，孩子们在一个大院的游乐场上喊着对方的名字，尖声地大笑。电车敞开着的窗户飘来了音乐声——是广播——像水一样漫过了帕维尔。告诉凯蒂乌莎爱着的那个士兵。让他梦想一下他们在一起的时光。电影院外面有一群人在等着。电车摇摇晃晃着继续前行，帕维尔的思绪又飘往了他方。
电车停了下来，帕维尔下了车。一条在水洼里喝水的流浪狗抬起头眼神平稳地看着他，然后小步跑开了，消失在一条巷子里。街边的建筑有一半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现在已经钉上了木板，围好了铁丝网，竖起了脚手架，即将被拆迁。帕维尔的老朋友塞米永曾不无刻薄地称其为苏维埃计划和执行的范例。破碎的窗户，开裂的外墙，空荡荡、长满杂草的天井：到现在一年多了这些建筑还是杵在那里，不见动静。塞米永住的公寓旁的公园，曾经满是孩童和老人，现在则成了酗酒者的避风港。不过，即便在沿着公园坑坑洼洼的围墙走的时候，帕维尔还是感觉心情好了一些，因为他看见了塞米永住的公寓楼。今天晚上他特别渴望他朋友的陪伴。
“我们还以为你被绑架了呢，”塞米永开玩笑说。
“为什么这么说？”
“维拉，你知道的。她相信整个街坊都被匪徒控制了。”这位年长一点的男子用手杖敲了一下地板，然后朝他的妻子说道，“我说过他没事的。”他一如既往地穿着外套和背心，系着有斑纹的蝶形领结，衣着整洁不过却毫不时尚。
维拉走了过来。“你好，帕沙，”她淡淡地打了个招呼。她丰满的脖子上用链子挂着一副阅读用的眼镜。昏暗的门厅里她白色的卷发就像帽子一样发着光。门厅的那一边是一架古老的钢琴，十多年来她一直用它来教学生弹琴。钢琴盖开着，好像在等着下一次课的开始。几年前她会拥抱他一下，现在她只是和帕维尔握握手而已。
“晚上好，维拉，”帕维尔礼貌地回答。自从他因为那桩令人悲哀的事件离开基洛夫学院后，她眼里的帕维尔俨然成为了一个社会的遗弃者。她一直是个谨慎的女人——很像她的父亲。据塞米永说，她父亲是沙皇白色麾下一名骑兵军官，1916年在马上被一群饥饿的暴乱士兵枪杀了。不过她曾经一直对帕维尔很热情，不仅把他当做塞米永的朋友，而且当做一个嫡亲，一个侄子来看待。当这一切都改变了的时候，帕维尔很是难过。让人伤感的是，他辞职后的这些年让他们的距离越发遥远。“你还好吗？”
“就那样吧。”她对塞米永说道，“向我保证不会呆的太晚回来。”
“你担心太多了，亲爱的，”塞米永说。他几乎比她高一个头，瘦削，肩膀有点佝偻。弯下腰亲吻她的时候，他修剪整齐、有点花白的胡须从她的头发上拂过。
“可怜的女人，”几分钟后他们下楼梯时他告诉帕维尔。“她昨晚做了一个最糟糕的噩梦。好像是小偷们带着我的腿跑了。”
“你的腿。”
塞米永夸张地张大了眼睛。“你难道不读报吗？这些天莫斯科的假肢黑市火爆的很，我的假腿可是收藏家收集的对象。”塞米永的假肢就装在左膝盖下面，用一个由皮带和扣子组成的装置固定，每走一步，都会发出轻微的咯吱声。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稍停了一会，喘了口气，看着对面被毁坏的公园，大门进去的宽阔道路上杂乱的树枝和酒瓶到处都是。
从塞米永的公寓楼到餐馆走路只需十五分钟，路上要经过公园和一排商店，不过这些商店除了少数几家外，全都永久性歇业了。转个弯，他们走进一条小巷，里面有一个用高高的围栏隔开的马厩，马粪散发出的浓重的、让人发腻的气味漂浮在空气中。如果没有和主人外出的话，马厩里的老马会在他们经过时把鼻子靠在有缝隙的围栏木板上，往他们的手上喷吐它温暖的气息。
过一条街就是那家餐馆，旁边是一个梨树成荫的小院子。他们走进来的时候，餐馆老板达申科紧紧地抓住他们的手，好像他们是来救他的人一样。“我的朋友们，”他叹了口气，把他们的帽子递给他的儿媳妇。他的笑容看上去是松垮地粘在这个夜晚上，仿佛最轻微的一阵风就能把它掀开、吹走。他带着他们走过一大片空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有一点摇曳的烛光。
“生意怎么样？”塞米永问。
“你总是在开玩笑，”达申科声音有点沙哑。他的五官线条粗重，脸色憔悴，再加上圆圆的、刮得干干净净的头，他看上去更像个年老力衰的拳击手而不是个饭店老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折起来的信，朝他们挥挥。“中央发展部寄来的，是对我上次赞助的请愿的回应。对了，塞米永·波利索维奇，你答应过我会在请愿书上签名的。”
“我签了呀。”
“你肯定没签。”他转过头看着帕维尔。“而且他还在这儿开玩笑来伤害我。”
“你就不应该让他有这个机会，”帕维尔说。
塞米永问，“那么中央发展部是怎么说的？”
“还不是老一套。他们要我搬出去。他们希望我不要再用书信来烦他们。我猜他们在盼着我闭嘴走人。”
达申科的儿媳端着酒杯，酒和面包走了过来。
达申科闷闷不乐地接着说，“照这样做生意我离关门大吉也不远了。接着就是破产，然后就是像那些流浪汉一样在那个糟透了的公园里睡觉。现在这种天气还行，到了今年冬天怎么办？如果我没被冻死，流氓们也会为了抢我的大衣和鞋子把我的喉咙割破，然后把我扔到河里去。”
“老天保佑这样的小偷，”塞米永喃喃地说。
“去厨房帮帮万尼亚吧，”达申科的儿媳拍拍他的肩膀说。
塞米永朝她笑了笑。“啊，酒，”他叹了口气。帕维尔知道他有点迷恋这个面色苍白的漂亮女孩，她和他的学生一样年轻，而他也只在烛光中见过她。之后塞米永会留下一笔丰厚的小费，丰厚得不是他在莫斯科大学拿的微薄工资能负担得起。塞米永称之为献祭，好像她是某个可以让他倾吐隐秘希望的宗教圣像一样。
达申科离开之后，塞米永问她，“你的学习还好吧？请告诉我你已经放弃了这个没有意义的工程学的玩意儿。”
“国家需要优秀的工程师。地铁规划部这个学期已经两次来我们系里招人了。他们总是在扩展地铁线。”
“鄙视他们。”
她带着他们的点菜单子去了厨房。“可怜的小猫，”塞米永说道。“一想到她在一个寒冷潮湿的隧道里耗尽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我的心都碎了。一代洞穴居民，在黑暗中努力敲打。”
街上一辆汽车缓慢驶过。厨房门口有一张小桌子，达申科的儿媳正在桌上一本摊开的笔记本上做笔记。
塞米永问帕维尔，“对了，我一直想问你，你的母亲还好吗？”
“还行吧。”
“‘还行’是‘好’的意思，还是说‘还行’指的是你不是很想提到她？”
“指的是我们上次说话的时候她看上去不错。”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大概一周前吧。我正想要不要这个周末坐火车去看看她呢。”
“她会很高兴的。”塞米永微微笑了一下。他把餐布摊放在大腿上。“帕沙你知道我担心她的。怕她一个人独处。”
“她不是一个人，塞米永。她有维克多和奥尔佳照顾她的。还有他们的孩子。我的母亲再怎么也不可能会一个人呆着。”
“我还是担心。”
帕维尔知道塞米永在担心什么。三月份的时候，有天早上气温降到冰点以下，他的母亲穿着薄薄的便服和拖鞋离开了公寓，两个小时后她回来了，却记不起去哪了。后来还是与她母亲同住一间公寓的室友奥尔佳给帕维尔打的电话。“她现在是安全的，这是最重要的。”奥尔佳说。等到帕维尔赶到的时候，医生已经给他母亲做好了检查，说她可能是一种暂时的意识丧失。即便是现在帕维尔还是觉得很难相信，虽说后来被帕维尔拉到一旁的医生看上去挺乐观的。“有可能是低血糖，或者焦虑引起的。如果你的母亲年纪再大些，或者她是个酒鬼，我还有可能会担心。”他耸耸肩膀。“喏，如果这种情况又发生了一次，我们再去担心，好吗？”而事实上帕维尔的母亲从那时到现在一直看上去非常正常，非常健康。
“我也担心你，帕沙，”塞米永说。“坦白的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她和你一起住。”
“我告诉过你的。她喜欢她住的那个地方。你知道我的母亲有多么固执。”
塞米永抬抬手，不再继续这个话题。“真好玩，那天我还在想，当年你和你的母亲与那么多家庭一起住在罗申那儿恐怖的小房子里。上帝，那个鬼地方。那时你多大？十一，十二？”
“十三。”帕维尔说。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他想。开始剥落的天花板上装着钩子，挂在上面的床单把透风的房子分成三个部分，每部分里都住着一户人家。到了晚上各种各样的声音——呼噜声，咳嗽声，压抑的做爱呻吟声——没完没了。帕维尔和他母亲睡的草垫子旁边就是墙壁，最冷的早晨可以看见墙上一层晶亮的白霜。要不是塞米永的话，谁知道他们母子俩会怎么样？他记得塞米永第一次来找他们的那个下午，走廊里拖沓的脚步声，他母亲打开门时脸上谨慎却又开心的表情：整个秋天随着战争陷入僵局，她一直在等着帕维尔的父亲从波兰回来，他无声无息就消失了，好像地球把他吞没了一样。自八月份以来他们没有收到任何信件，也没有得到他身在何方的任何消息。门口本应站着帕维尔父亲的地方现在却站着塞米永，病恹恹的，面色憔悴，身穿破烂的军服和盐染白的靴子，倚在一根拐杖上。“我和你的丈夫瓦西里是朋友，”他说道。他的一条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凹下去的子弹盒，他艰难地把它递给帕维尔的母亲。“我想你想拿回他的东西。”“什么东西？”帕维尔的母亲问。数月的等待、担心和饥饿的不断煎熬已把她变成了一个形容枯槁，眼窝深陷的稻草人。“瓦西里在哪里？”塞米永脸上的表情当然已经明白无误的给出了答案——帕维尔知道她只是在延迟那个答案的打击而已。当打击降临时，就好像她身体里的一根线断掉了——她瘫倒在塞米永的怀里，差点把他也带到地上：那般的悲痛，那样的恐惧。那个金属的盒子滚落到地上，帕维尔弯腰把它捡了起来。那天塞米永带着一袋子食物返回他们住的地方——面包，罐头肉，还有一点黄油——他们三个人在沉默中把这些食物分了。几个月后塞米永找到了一份教书的活儿，就把他们接到了自己的房间住——一间更大的房子，仍然有分割房间的床单，还有一个温暖的炉子，一张写字台，还有一整墙书。“你想读什么书，尽管去读，”他告诉帕维尔。“要知道，它们本来就是要让人读的。”当帕维尔问他该先读什么的时候，塞米永抽出了一本书。“喏，我觉得读果戈理[10]是个不错的开始。”此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帕维尔的母亲悄悄地从他们的床上下来，去了塞米永那半边屋子，几个小时后快天亮了才回来。
他们的晚餐来了，小小的、涂着浅浅一层黄油的煮红薯，薄薄的、边上像叶子一样卷起来的牛排。有点寒碜，帕维尔并不否认。即便如此，这总比没有的好。再说他又不是奔着吃的东西来，他想要的是塞米永的陪伴。
达申科从厨房里回来了。
“先生们，吃的可好？要不要来点什么喝的？”
“来瓶伏特加吧，”帕维尔说。
达申科的眼睛一亮。“啊。”他狡黠地用两根指头敲敲自己的喉咙。“我正好有这东西。”他匆匆向厨房跑过去。
“今天过得不顺？”塞米永问。
“西莫诺夫又来了封电报。”
他并没有提巴别尔的事。他那一部分的生活——即在卢比扬卡的工作——他们多少有点默契的从来不去讨论。塞米永没有完全地避开帕维尔，这一点足以证明他作为朋友对帕维尔的忠诚。
塞米永问，“然后呢？”
“然后什么都没有。他们还在整理。要等上面某个人动一下。”
塞米永叹了口气，把他盘子周围的面包屑扫掉。“我很抱歉，帕沙。我的意思是，老天，都过了这么久了，你到现在还认为他们会——”他不说话了。
达申科回来了，一只胳膊像抱孩子一样抱着一个酒瓶。“先生们，我保证你们不会失望。这样的伏特加，要搞到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一个老朋友通过一个关系才为我弄到的。”他有点炫耀的把金色酒瓶盖上的瓶封拆掉。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你和我们喝一杯？”帕维尔问。
达申科叫他的儿媳再去拿一个酒杯。等到他们的酒杯都满上了，帕维尔问达申科是否愿意祝酒。“你太抬举我了，”店老板说道。
“请吧。”
“好的。”达申科举起了他的酒杯。“同志们，为了斯大林，为了生活变得更美好，干杯！”
看来即便在这正在崩塌的市中心，人们似乎还是无法摆脱斯大林。帕维尔面无表情地喝光了他杯里的酒。这瓶伏特加有种涩涩的、油腻的余味。
“很美妙吧，不是吗？”达申科骄傲地问道。
塞米永用手转着空杯子，然后轻轻地摸了摸嘴巴，好像在品味血的滋味一样。“‘美妙’哪够用来形容这种伏特加呀。”
“我告诉过你吧？给我酒的家伙，他只喝这样的酒。”
“是吗？他眼睛瞎了没有？”
达申科笑的有点勉强了。
“说起我们亲爱的斯大林，”塞米永说，“我有个新的笑话。”他把他的酒杯放下。“有一个党[11]内老大们的委员会要检查一个疯人院。整整一个礼拜疯人院的员工都在为他们的到来而准备。病房打扫好，擦干净，花园里的杂草也全部清理完毕。终于那个大日子来了。委员会到达后，所有两百名病人都步调一致地起立，然后大喊：‘生活越来越好了！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大街上早先驶过的黑色轿车又出现了，慢慢地停了下来。从这儿帕维尔只能看到车内乘客的背影——他猜想是两位男性乘客。
“你在听吗，帕沙？”塞米永问道。
“是的，塞米永。”帕维尔不由得注意到达申科的笑容已经完全溶化不见了。
“这样，”塞米永继续说。“呼喊声越来越响。党内的老大们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一个脸色郁郁的家伙孤零零一人站着，也没有加入到呼喊的队伍中去。可怜的家伙，他想，竟然这样与世界隔离。他朝这个男人走过去，问道，‘请告诉我，同志，你刚才为什么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呼喊我们亲爱的领袖的指示呀？’‘哦那件事呀，’那个男人说，‘我只是在这里工作而已，我又没有神经不正常。’”
外面那辆车子的前灯突然打开，在坑洼不平的街上洒下灯光；伴随着低沉的轰鸣轿车驶离了。夜色的浓重使得闪烁的烛光在窗户上绽放得更加明亮。空荡的房间的另一边达申科的儿媳一边看书，一边打瞌睡。
“再来一杯？”塞米永问达申科。
“不了，谢谢你，不用了。”店主看上去有点震惊。“失陪。”
他走了之后塞米永拿起伏特加，就着烛光看它的标签。“真的是糟透了，”他平静地说，然后给自己又倒了一杯。
他们在安静中吃完了东西。后来在门口的时候，达申科把帽子递给了他们。“先生们请，”他表情凝重地说道。达申科那趴在小桌子上的儿媳妇猛的一下醒了，然后睡眼惺忪地站了起来，一张接一张桌子的把蜡烛吹灭。
外面温暖的空气里有一种湿煤渣的味道，好像刚刚下好雨一样。天空中最后一丝光线消失了。他们拐回到小巷里，从马厩的围栏旁走过。“他有可能会告发你的，”帕维尔终于开口说道。
“然后就失去了他最忠实的顾客？”
“只需要一个电话或者一封信。你也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塞米永。”
他们走到了大街上。月光洒了下来，照亮了一家半掩在影子里的报亭上面褪色的海报。都是些电影广告和反法西斯宣传海报。一个年轻的士兵手持钢枪，眼神冷峻。如果明天会带来战争，如果战役开始，今天就要开始准备战斗！ 另一张海报上是形似老鼠、目光猥琐的希特勒，看上去在张开沾满鲜血、弯曲成爪状的双手。一条狗从阴影中快步走来，停住脚步，抬起头，谨慎地闻了闻空气。帕维尔注意到这是早先看到的那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突然它身边来了另一条狗，由于隔得很近，帕维尔可以看见它们黑眼睛里反射的月光。“同志们，”塞米永喃喃地说。他和帕维尔走近的时候，两条狗转过身悄然离去。
“差点忘了告诉你，周一有人要公开谴责我，”塞米永轻描淡写地说道。“是我亲爱的同事们。要公开地把我的皮给剥了。有人——还是我亲爱的同事们——举报我说过一些不敬的贬损言论，有关尼娜·波雅思加最近的批评杰作。”
真是让人不安的消息。这不是塞米永第一次和波雅思加过不去了。仅仅在一年多之前，波雅思加策划了前任系主任的下台，此后她就成为塞米永所在系里的一把手。去年冬天，波雅思加出版了一本短诗集的廉价书，这是她第一次进军诗歌领域。塞米永在一家二流的文学杂志上对这本书大加挞伐，他的这篇评论全文很快被一家学生主办的、叫做《断斧》的讽刺性期刊上转载。作为报复，波雅思加把塞米永的课时量从三个班削减为仅仅一个班。一个月后，《断斧》被永久停刊了。
“你这次又说了些什么？”帕维尔问。
“哦，有好多东西，这是肯定的。要知道，把所有一切都记住可是很难的。不过我确实说过她是条母狗。”
“塞米永。”
塞米永耸耸肩。“她的确是呀，帕沙。那个女人的舌头和碎冰锥一样。我个人认为她是个虐待狂，而且还是个糟糕的老师。同时我还想补充一点，她绝对是个很烂的作家。你想不想知道她最近作品的主人公是谁？”塞米永停了停，以加强效果。“扎巴耶夫，那个毫无才情可言的马屁精。他和波雅思加女士倒是天生一对。”
“你认为她会采取什么行动？”
“让我停职吧，我想。如果她有这个本事的话。要么是这样，要么把我打发到某个可爱的行政小岗位去。厕所间主任的第二助理。不管怎样，我现在只教一个班，”塞米永说道。“又不是他们要把我从天堂的领地里放逐出去，帕沙。”
“你得小心一点，塞米永，”帕维尔说。“你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到处侮辱像波雅思加那样的人。那个女人有关系的——你也知道这一点。更别说你今晚讲的那个小笑话了。”他抓住塞米永的胳膊，让他停下了脚步。他们已经来到公园的边缘。“听着，不管你对波雅思加有什么意见，放手吧，求你了。”
“你的意思是向她示好。”
“对的，如果有必要的话，道歉也行。就算不是为了你自己，也要为维拉着想。”
塞米永沉默了。“我会考虑的。”
帕维尔只能希望他会考虑。“谢谢，”他说。
他们继续往前走。
“不管怎样，”塞米永说，“如果我真的丢了工作，我们总是可以过来和你一起住的，帕沙。就像以前一样。”
帕维尔忍不住笑了。他的朋友——在很多方面他把塞米永当做是他的父亲而不是朋友——总是有本事让帕维尔摆脱悲观的情绪。
“我不知道维拉是不是愿意这么做。”
“她也许愿意。她很痛恨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她也许会认为这是提升生活品质的机会呢。”
塞米永的公寓楼快到了。“她知道吗？”帕维尔问。“下周一和波雅思加的这桩事情，你告诉过她吗？”
“没有。实话说，我还没想好怎么告诉她。当初你从学院里辞职的时候，你是怎么告诉艾琳娜的？”
“我说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个新的开始。”
即便是现在，这些话还是让帕维尔觉得尴尬，虽说在某方面讲这确实是个新的开始，因为人生最低潮的时期也得在某个地方开始。他记得他告诉艾琳娜的那天，她一开始只是坐在他们的床边，一言不发，用她纤长优美的手指扯着黄色的床罩，然后又把床罩抹平，仿佛她需要时间让这个可怕的事实——他们的新生活——渗透到她的骨头里去。终于她说，“你会找到另外一个职位的。莫斯科是个大城市。还有很多学校。”他愿意相信她，就好像艾琳娜容貌毁损的父母愿意相信她说的话，她会让他们活下去，会让他们重新变得完整。
在她出事之前不久，一个少有的星期天早晨——美妙的就像一条平坦的道路一样徐徐展开——他们欢爱了。后来躺在床上的时候，艾琳娜转过身子，端详着他的脸。“我们是不是改变了很多，帕沙？”她蓝色而沉静的眼睛让他迷醉。帕维尔发现——不是第一次但却还是被震惊了——她的眼睛周围已经有了细细的鱼尾纹。他一直觉得她很美丽；而现在，出乎意料地，他发现她愈发美丽。“没多少改变呀，”帕维尔说。“你觉得我们改变了很多吗？”艾琳娜并没有马上回答。接着帕维尔说：“我知道我爱你。这点从未改变。”帕维尔摸到了她的手，抓住了它。过了一会，轻轻地，艾琳娜把手抽了出来。
4.
星期天的时候帕维尔去看他的母亲。她住的地方在毕鲁勒沃，坐火车过去只要半个小时，那里都是新造的公寓楼。就好像许多环绕莫斯科的庞大的远郊住宅群一样，这些公寓楼朝北而立，面前是低矮的山丘和长片的白桦林，再过去就是市区闪烁着微光的高楼了。火车站旁边许多当地人建立了一个临时市场，卖的都是次等的东西：个小皮皱的土豆，混浊的盐水腌着的甜菜和土豆，罐装牛奶，用蜡纸包着的大块黄油。空气中弥漫着干的鱼和动物下水的咸臭味，咝咝作响的火盆冒着一股股烟。有位年纪较大的女人，身上像乞丐一样裹着烂布，坐在翻转过来的桶上，卖着她儿子在铁路过去不远的小湖里抓的鱼。帕维尔和老妇人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她的儿子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过来，身上穿着破烂的绿色连身工作服，衣服上一直到膝盖的地方都沾着泥巴，他手里拿着一串小鱼，胳膊下都是暗黑的汗渍。
“这些都是什么鱼呀？”帕维尔问他。
儿子用眼睛瞪着他。“能吃的鱼，”老妇人回答。
到了母亲住的地方，奥尔佳开的门。她和她的丈夫维克多，还有两个小儿子安德烈和米沙，与帕维尔的母亲共住一套两居室的公寓已经有三年了。他们人很不错，待人友好，和他的母亲感情很深，尤其是两个小男孩。在许多方面他们比帕维尔更像是她的家人。
“我带了菜过来。”他把报纸包着的鱼递给奥尔佳，她笑着说了声谢。她是一位娇小却不失健壮的年轻女子，有着一口套着不锈钢牙箍的牙齿。帕维尔在她身上已经看出来，她将来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小个、矮胖的祖母。她浓密的黑发像吉普赛人的头发一样卷，散乱地落在了肩膀上。
帕维尔从衬衫口袋里掏出来两块巧克力。“给孩子们吃的。”
“你太宠他们了，帕维尔。”
“其实是我妈妈太宠他们了。如果我不带点东西来，她会不认我这个儿子的。”
狭小的厨房里两罐胡萝卜炖土豆在火炉上欢快地沸腾着。透过开着的窗户，一绺耀眼的黄色阳光像一条纤匐枝一样斜躺着在桌上。
“维克多在哪？”帕维尔问。
“和孩子们出去玩了。你知道的，要让他们在吃饭前耗尽体力。”
“我妈妈也和他们在一起吗？”
“她在睡觉。她想在你到之前先休息一会儿。”奥尔佳看了一眼表。“一会我就得叫醒她了。”
“我能帮什么忙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把这些弄干净。”
帕维尔谨慎地打量着那些死鱼。
“别担心，”奥尔佳笑了。“逗你呢。想不想喝点什么？”
“啤酒就可以了。”
几分钟后维克多和孩子们回来了。两个男孩冲进厨房，玩耍后的脸红扑扑的，嘴里像乌鸦一样叽叽喳喳地说着话。安德烈，维克多的大儿子，脖子上系了一块红手巾，像少年先锋队员一样。“你给我们带了什么东西吗，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他问道。
“你就是这样和我打招呼的啊？”
维克多进来了。“我想我听到了一个友好的声音。”他伸出手来和帕维尔握手。“很高兴见到你。”
“他是我们的囚犯，”小米沙抱着维克多的腿，骄傲地宣布。他刚刚五岁，像他妈妈一样的暗色皮肤，样子很凶恶。“你这个奸细竟敢逃跑，我应该毙了你。”他告诉他爸爸。
“求你了别这样。”
“用我的枪把你毙了，”米沙说。他把嘴巴贴在他爸爸的大腿上，好像在和它说话。“你想我打你什么地方呢，叛徒？”他呼了口气。他把嘴移开的时候，他湿润的嘴唇弄湿了他父亲的裤子，留下了一个吻痕一样的痕迹。
“你为什么不先让我和我们的客人喝杯啤酒呢？”维克多问。“然后你就可以枪毙我了。”
他们坐在客厅里喝着啤酒。角落里一张桌子上的电风扇发出轻微的格格声，搅动着粘稠的夏日空气。维克多把孩子们撞倒在地上的一堆建筑杂志捡了起来——“我的竞争者们，”他悲叹地告诉帕维尔——然后把它们放到一边。他那布满雀斑的额头上亚麻色头发日见稀疏，发际也开始后移。除了额头上一层闪着光泽的汗珠外，他看上去没有受到高温的影响。
“最近造了些什么有趣的东西吗？”帕维尔问。
维克多摇摇头。“工厂宿舍，公寓楼。你知道的，四堵墙，一个屋顶。每个俄国人的梦。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
安德烈凑了过来，害羞地朝帕维尔笑。“你真的给我们带了什么东西过来，对吗，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他有着维克多亚麻色的头发和白皙的肤色，以后也会像他父亲那么高大。
“也许吧。”帕维尔眨眨眼。
“你在让我的儿子们堕落，公民。”维克多宣告。
“他们都是好孩子，我可不担心。”
他们确实是好孩子，虽说玩的游戏有点瘆人。不过帕维尔转念一想，安德烈和米沙对奸细和叛徒游戏的喜爱不过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而已，就像他们一直以来呼吸的空气一样。帕弗里克·莫罗佐夫，每个少先队员心中的少年烈士英雄，揭发了自己的父亲，然后被他的爷爷和叔叔杀害。歌颂他的歌曲和诗篇已经被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孩子铭记于心。可是他的伟大和荣光将会与世长存！帕维尔记得他和艾琳娜有时候也会聊起生孩子的期望，他一直想要女孩。而艾琳娜则只是希望她的孩子，无论男女，只要生下来健康、完整就好。她作为外科医生的职业就是这样教她的。
奥尔佳在厨房里叫道，“维克多，你能不能把安娜·米克哈耶诺夫娜叫醒？”
帕维尔把啤酒放下。“我去吧。”
她房间的门关着。他轻轻地叩了叩门。“妈妈？”他又敲了敲，然后进了屋。
窗帘拉了下来。他的母亲躺在床上的一条毯子上，穿着长裙和奶油色的丝质上衣。看到这一幕帕维尔心里被触动了——她穿上了她最好的衣服，就是因为他的到来。除了几件纪念品——帕维尔和艾琳娜的照片，孩子们的照片，一个小小的镶嵌着象牙的木质珠宝盒，那是帕维尔的父亲送给她的礼物——这间房间普通的可能是任意一个女人的房间。地板上的拖鞋。薰衣草肥皂的香味。小件的奢侈品。只要是不能装进箱子里的，只要是自己不能轻松拿起来的，对他的母亲来说都是没有用的。自从他父亲去世后她就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从一套公寓换到另一套，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她和维克多一家合住的三年是过去十年中她允许自己安顿下来的最长一段时间。去年三月让他母亲跑到雪地里闲荡的某种冲动或许就和她的这份不安定有关系。
“帕沙，”她柔声说道，然后坐了起来，手里在摸索放在床头柜上的眼镜。“你来了多久了？”他很高兴看到她长胖了点。
“刚来不久。”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她的母亲总是会把它染成棕红色。另一个意外：她的发根开始变得灰白了。“这是什么？”他一开口问就后悔了。
“我是不是看上去很老了？”
“你看上去很完美。”
但是他的母亲觉察到了他的犹豫。这就好比说，从上次帕维尔见她到现在三个星期里她已经开始变成一个老妇人了。她转过头去，觉得很难为情。
“你的头发看起来非常漂亮，妈妈，真的。”
“我可以再染染。”
“不用了。你这个样子就很完美了。我只不过有点吃惊而已。”
他的母亲点了点头，不过显然她还是很受伤。有意思的是她伸出手拍了拍帕维尔的手，好像要安慰他一样。“我很高兴你来了，我很想你，帕沙。”
“我也很想你，”帕维尔告诉她。
他们就在客厅旁边的小饭厅里吃饭。维克多和他的妻子得沿着敞开的窗户挪到座位上，他们不介意地笑着，把椅子靠在墙上。“吃你的鱼，”奥尔佳告诉米沙，小家伙正在用叉子翻着盘子的食物。“这可是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给我们带来的。”
“我不喜欢吃。”
“吃，”维克多命令道。
不过这小男孩说的没错。鱼确实不好——全是骨头，干的像纸一样。帕维尔发现其他人都注意到这一点，只不过刻意不表露出来。“我很抱歉，”他说道，把叉子放了下来。“我不应该相信市场里那位老妇人的。”
“挺好的，”维克多说。
饭后女人们在洗碗，帕维尔和维克多带着孩子们又出来玩。离开公寓楼后安德烈和米沙比赛跑步到住宅区旁边那个巨大的操场。“如果我这样跑的话肯定会累得趴下，”维克多若有所思地低声说，吸了口香烟。“这难道不让人悲哀吗？老天，我才三十岁。我应该是在我人生中的黄金时期，而我却变得越来越胖。”他把手放在垂在皮带外面的肚子上。
“你们看上去都不错。”
维克多转过头，假装要吐口水。“可不能蔑视命运。”
但是帕维尔看得出来，他还是很开心的。很满意他的生活。为什么不呢？他有奥尔佳，他有他的儿子们。他还年轻，正走在蓬勃发展的路上。衣橱里挂满了合体的西服和亚麻裤子，就像他身上穿的一样，或许有朝一日还会买一辆汽车。他的生活只会越过越好。那么我的生活中呢？帕维尔突然想到，我的生活中有什么能和他的生活相比的？他是不是在羡慕维克多？该不该羡慕呢？他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如果他明天消失了，他的母亲会继续用她一贯的方式——靠她的头脑活下去。
他们离开了人行道，站在一棵李树下面。维克多的儿子们已经跑过了操场，到达了树林的边缘。“担心蛇，”维克多喊道。安德烈转过身挥了挥手。维克多也举起了一只手。他们头顶上的李树摇晃了一下，树叶唰唰作响。
“我的妈妈最近还好吗？”
维克多把手放了下来。“她挺好的。”
“你也是这么说鱼的。”
维克多低下了头。“她在药店上班的老板——那个叫格罗夫金的混蛋——他最近一直不让她好过。”
“因为什么原因？”
“你知道格罗夫金的。他什么茬儿都找。”维克多有一会儿没说话。他把一个指节放在树干上。“显然是什么地方搞错了。你的母亲——我不知道——可能没有按照要求配药。没什么要紧的。只不过格罗夫金就是那种得志小人，最享受别人犯错的时候，这样他就可以狠批他们。不过他不会搞得太过分的。”
“她告诉你的？”
维克多点点头。“你的母亲很好，帕维尔。真的。”
就在这时米沙开始惨叫起来。等到他们来到他身边时他的上嘴唇已经开始肿得像一根香肠。“是黄蜂，”安德烈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他们，他弟弟歇斯底里的尖叫把他给吓坏了。“他想用树枝来打它，结果被蜇了。”他用手指着在一束阳光中盘旋的一只褐色黄蜂。它威胁着朝他们俯冲过来，然后消失在树丛中。
回到公寓里，奥尔佳抱着米沙，轻轻地摇着他，柔声安慰着他，帕维尔的母亲则很快把小苏打洒在一块湿布上，然后递给奥尔佳，后者把湿布按在哇哇大哭的米沙肿起来的嘴唇上。后来一切安定下来后，帕维尔问他的母亲，他能不能躺一会儿。
“你没事吧？”
“只是有点累，”帕维尔说。他的确突然间感到很疲惫：酷热难耐，食物和啤酒现在还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胃里。他的眼睛后面开始感觉一阵阵闷疼。“有点头疼。你待会儿叫醒我好吗？”
“当然可以。”
一张寡妇的床，帕维尔想着，躺了下去。厨房里米沙的嚎叫已经减弱为呜咽，含糊的说话声继续着。与其说他睡着了，不如说他游走于半梦半醒之间，正处于意识的灰冰下面。说话声模糊了，融成一片，又回来了。外面的走廊上有人在轻声低语。“快离开那里，”他听见母亲在说。有人脚步绊了一下，发出砰的一声，像是桌上的书被撞到地上了，接着就是笑声。帕维尔再次睁开眼睛时，他的母亲就坐在床边，端详着他的脸。“现在是什么时间？”他问道。
“快七点了。你的头感觉怎样？”
“好多了，谢谢。”
他坐了起来，用手搓了搓脸。天色暗了下来。“快下雨了，”他的母亲说。“你最好带上我的伞去，帕沙。你的火车是几点的？”
“七点三十。”
“想不想我给你煮点茶喝？来得及吗？”
他摇摇头。“我听说了格罗夫金的事，”他说。“他是不是老给你找麻烦？”
“没事的。”
“你肯定吗？”
他的母亲点点头。她在仔细地看着他，好像在他脸上找什么东西一样。
帕维尔问，“怎么了？”
“那天晚上来了一辆车。”他的母亲转过脸去。她的膝盖碰到了床旁边的桌子，差点撞倒了带着沉闷的镶珠灯罩的小台灯。“我躺在床上，听到了车子的声音。后来我就听到他们把一个人带了下去。我知道我不该看，可是我想看看是谁。”她的手猛地向台灯伸过去，仿佛她需要它亮着，仿佛它的灯光能帮助她找到那些必须要说的话，可是她又好像改变了主意。“是斯特恩先生，406室的。他们走过下面的路灯的时候——”他母亲的嗓音都变了。“我看到了他的脸。”
帕维尔握住她的手，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也不让他的母亲说下去。
“他们从没有逼你做过那样的事，对吧，帕沙？那样把人给带走？”
“没有。当然没有。”
“我从来不会责怪你。你是个好人。我知道的。”
“别说了。求你了妈妈。别说了。”
“我永远都会那么爱你，帕沙。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听到这句话他抓紧了她的手。不是出于感激或爱，而是出于悲伤，因为是他把痛苦带到了他们的生命里。
走之前他和维克多一家说再见。“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米沙说。他穿着短裤盘着腿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快速地翻看着一本旧的童话书。显然他已经忘了他那肿起来的嘴唇，现在已经变成亮红色，闪闪发光。帕维尔认出来那本书是他自己小时候读过的。“我一直留着呢，”他的母亲告诉他，然后就不说话，看着米沙。留给你的孩子们的，这句话她没有说。“我去帮你拿伞。”在门口帕维尔拥抱着她、吻着她干枯的脸颊时，他的母亲颤抖了。
5.
接下来好几天，母亲分手时的颤抖依然萦绕在帕维尔的心头，让他夜不能寐。躺在床上他看着他在二楼的窗户外面黑色的电线像钢丝绳一样伸展。他起身走过房间来到窗前。他的公寓楼前的小路与顿斯科依北面的大街之间隔着一个小公园；公园那一头，层次分明的钟塔隐约可见，就像高墙围绕的修道院本身一样，巨大而沉寂。靠近修道院的西边，高大的粉色围墙还要过去，新建公墓低矮的焚化炉像一支忽明忽暗的蜡烛一样发出微光，吐着火星。每周一次，或许现在是两次，一辆锈迹斑斑的卡车会隆隆地驶过黑色的钢制大门。他记得不久前——去年或是前年——曾一度每晚每次有两三辆卡车开来，都是来自于布特尔卡监狱，列夫特沃和卢比扬卡的。有些早上帕维尔还发现人行道和树篱笼盖着一层像雪一样的精细的白灰。
帕维尔还记得那些艾琳娜不能成眠的晚上，他不用睁开眼睛就能感觉得到她不在身边。偶尔她也会站在他现在站着的这个窗前，双臂交叉着，她的睡袍在昏暗的橘黄色灯下显现出腰的轮廓。去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她跟他说，“你知道什么让我一直很害怕吗？是习惯了那些卡车的存在，是我已经注意不到它们了。”
“可是你没有呀。”
“可是我觉得我会的。这只是人性的本质，难道不是吗？这是我们最擅长做的事情。适应。要是那些卡车永远不会停止？要是有一天我变得漠不关心了，该怎么办？”
黑暗中帕维尔把衣服穿上。刚刚过了四点。他走到厨房烧了点水泡茶，然后端着茶走到了客厅。一块松动的地板条发出咯吱的声音，就像结成硬块的雪被踩着时发出的声音一样。他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书——契诃夫——接着读了起来：
当你年轻、强壮、自信之时，毋需为成功而心生厌倦！本无所谓幸福，亦不应当有；然则人生若有意义与目标存在，此意义与目标并非我们的幸福，而是气度与理性更甚之物。活得精彩！
活得精彩！那是比现在纯粹得多的年代。今天如果这样去要求读者，相当于让他们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他想知道，契诃夫这个好医生会如何诊断这个新时代。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今天，在斯大林的苏联，像契诃夫这样的作家会得到读者如何的反应？这简朴却字字衷心的段落出自契诃夫的名篇《醋栗》，里面的曲折离奇令人叫绝。没有幸福！公民你是谁？竟敢如此出言不羁？一个悲观主义者！失败主义者！
他把这本书放回到书架上。帕维尔跪下来在一堆旧的文学期刊中翻找着，直到他找到自己想要的那本。
我独自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那块手表；突然，我的视野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我看见了高耸入云的市府大楼，林荫大道上煤气路灯照亮的树叶，暗淡的月光抚摸着的普希金的额头；我第一次看见了周遭事物的真实原貌：凝结在寂寥之中，美丽不可方物。
他记得第一次读到这些语句时的样子——这些是巴别尔的语句，出自他的小说《迪·格拉索》。那时读完这个小说后，他的眼神触及的每一个事物的细节都好像小说形容的那样轮廓清晰，线条分明。同在那天晚上，帕维尔和艾琳娜走在萨博洛夫卡的菩提树下，他举起手，让树叶拂过他的手指。艾琳娜的手，在他拿起来亲吻的时候，散发出一股清爽的香皂味。
如果《迪·格拉索》没有被这本期刊登载，如果它像巴别尔其他的小说一样来到了他的手里，他会把它烧了吗？他有得选择吗？
帕维尔坐在那儿读着，一直到去上班的时候。出门时他在楼道上遇见了他的两个邻居。据帕维尔的估计，他家走廊对面那套公寓里起码塞进去了六个年轻人，都是机械工；这两位是上晚班回来的。他们要对付的是刺鼻的化学物品和刺耳的设备，而且要长时间在缺乏阳光的地方工作——高强度的劳动让他们眼窝凹陷，形销骨损。
走出公寓楼的时候，帕维尔心想，清晨还处在黑暗中的莫斯科真是座不一样的城市：他的公寓楼前的小公园寂静无声，顿斯科依的钟塔周围也没有鸟儿盘旋。到了公交站台他独自一人在等着；卖花人要再过几个小时才会过来。宽阔的、曾经人头攒动的林荫大道现在空荡荡的，有些荒凉。后来坐着公交车经过高尔基公园时，帕维尔瞥见了树林中一个跳伞表演台，像一个纪念碑一样耸立。接着要走下一个长且陡的楼梯去乘地铁，那里火车呼啸，而且换气窗吹着的热风闻上去有股灰烬和未燃尽的火的刺鼻味道，然后又要往上走，走出来到捷尔任斯基广场。又是一个早晨。出租车们在绕着圈子，一架空的敞篷马车得得走过，马车夫尚在半梦半醒之间。穿过广场就是卢比扬卡，每个窗户都是灯火通明。拂晓的光线中矗立着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本人，手里拿着折帽，几乎就像卢比扬卡七层楼的黄色正面那样高，因岁月已久，这座铜制雕像已然开始发黑。我们的剑和我们的盾，帕维尔无聊地想着。“铁腕费利克斯”。秘密部门的第一任掌门。
周二的时候他给塞米永打电话。
“你的听证会怎么样了？”
“没那么糟糕，公开的责难都是这样。我正式地受到了学校的斥责。至少他们没让我停职。我还是能上我的课。所以我想我应该感恩才对，”塞米永说。“他们本来可以拿波雅思加的精妙著作来把我打败的。说起这种暴行，你觉得我们那天晚上喝的伏特加里都有什么玩意呀，帕沙？第二天早上我觉得难过死了。你怎么样？”
“不算太坏，有点头疼而已。”
“那是因为你还年轻。你的骨头还很柔韧。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再看吧。”
“你有没有机会和波雅思加说上话？”
“听你的语气，好像这件事情很让人愉快，帕沙，像是两个同事坐下来舒舒服服地喝茶聊天一样。”
“那好吧，”帕维尔说。“你跟她道歉了吗？”
“我还在等待时机呢。”
帕维尔叹了口气。那个时机，他想，早就出现过又消失了。“至少在听证会上你能够说得上一句话吧？请告诉我你没说什么——”他犹豫了一下。
“愚蠢的话？”
“鲁莽的话。”
“太小瞧我了吧，帕沙。不管怎么说，我在这个系里呆了，到现在快十六年了吧？到目前为止我过得还不错。嗯，一般来说不错，”塞米永补充道。“有时候这儿那儿的会有些小碰擦，都是地盘带来的问题。不管怎样，我的学生们还能忍受我。”
“他们还年轻。他们的骨头还很柔韧。”
塞米永笑了起来。
“如果你需要什么，”帕维尔说，“跟我说。”
“你可以为我点一根蜡烛。”
“如果我觉得这样做有用的话，我会的。与此同时，尽量和波雅思加搞好关系。”
他听见塞米永呼了口气。说易行难呀。
“你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回去当老师，帕沙？”
这个问题帕沙也曾经常问自己。倒不是说他还有可能回到基洛夫学院教书，因为他的出现对他以前的同事而言就是个侮辱。但是莫斯科之外，乡下的某个小学校可能愿意不在乎他的过去而聘用他。没来由的，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形象：一本文件夹掉在地上，倒出来的不是纸张，不是某个可怜人被遗弃的手稿，而是鸟，成百上千只鸟愤怒地扑扇着翅膀，竭力想逃出焚化炉，结果化成一团团火焰。
“我是愿意这么做的，”帕维尔说道。
“我一直希望你会回学校。真正好的老师太少了——如果他们离开了学校就太浪费了。”
“你和波雅思加的争端终究会停歇的。你看着好了。到明年这个时候没有人会记得的。”
“一年可是很长的时间。”
“我知道的。”
“是啊，你知道的，不是吗，”塞米永说。
那个星期五，库提勒夫传达了第四分队下达的命令：他们俩要整理档案。“我们在办公桌后面再放一个架子，”库提勒夫告诉帕维尔。他挥手指向后墙。“A打头的可以一直摆到这里面去。”
帕维尔打量着这一排排金属架子，每个架子都盛放着成百上千个，甚至是成千上万个档案文件，有些要追溯到五年或者更久以前。把它们全部筛一遍得花上好几个月时间。“你不是说真的吧。”
“除非你有更好的主意。”
他们整个早上都忙着把架子上沾满灰尘的文件夹搬下来，要么用箱子装着，要么用手捧着。这些文件夹上还有封缄时盖的红色火漆印。抚摸着它们，感受着它们的分量，帕维尔忍不住又在想这些手稿的作者们现在境况如何，曾几何时这些手稿对他们意味着一切，而现在却像垃圾一样被人拖来拖去。科柳耶夫。米尔斯基。据帕维尔所知，甚至连曼德尔施塔姆的作品都还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湮没在这些铁架子之中，只不过帕维尔还未曾看到诗人的档案而已。流放在贫瘠的、如地狱般可憎的科利马的曼德尔施塔姆是否还会记起他许多年前写下的诗篇？他的文字是否让他自己就如同让帕维尔一样魂牵梦绕？
毋庸对任何人说，
忘却你目之所及，
小鸟，老妪，笼子，
以及其余。
“太可耻了，”他们终于能够停下来休息时，库提勒夫说道。他的汗衫——他上身的制服已经脱掉——一道道都是污垢，而且被汗浸湿了。他举起沉重的胳膊伸个懒腰，头发上蹭着的蜘蛛网在空中无力地抖动。
“什么太无耻了？”
“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里还有1934年留下来的文件，多少年前就该毁掉了，可是我们找不着它们就没法处理它们。即便找到了也不能保证它们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因为其中有一半的标签都贴错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得一件一件查看，也就是说我们得花上——”库提勒夫耸耸肩膀。
“好几个月，”帕维尔说。
“怪不得在这见鬼的地方什么也找不到。简直一片混乱。你知道这样有多少东西会积压起来吗？楼上还有整箱整箱已经结案的档案等着处理呢——等着我们来处理。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应该解决了。”
帕维尔拉起衬衫下摆，身体前倾，擦掉眼睛里的灰尘和汗水，这时后腰处传来一阵火烧火燎的刺痛，后来又消退了。他没有心情听库提勒夫的抱怨。
“这里的混乱，同志，是我继承下来的。据我所知，这里可是一直都这样。”
“那可不是借口。”
突然之间帕维尔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厌恶：他厌恶库提勒夫和他愚蠢的、令人乏味的抱负；他厌恶这些死气沉沉的金属架子和它们积的灰尘——帕维尔几乎都能感觉得到灰尘粘在自己的肺里面。不过他最厌恶的，还是他自己。库提勒夫到底指望能在这里找到怎样的秩序？在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时代人们怎能对秩序有信心？
后来快到六点的时候，库提勒夫很粗暴地说，“我要你明天过来。除非你愿意今天晚上加班。”帕维尔看得出来他在生闷气。这就是他要让帕维尔为他之前发的脾气而受罪的方法。
“我会留下来的。”
“随便你。”
库提勒夫走后，帕维尔继续把一箱手稿搬到墙边，这时一个想法让他停住了脚步。如果，如库提勒夫所说，他们在楼上等着这些档案理好顺序，那么理好顺序的档案结果又会怎样呢？他现在明白了他当初是心甘情愿被骗得相信，德内金建造的这座文字堡垒——尽管沮丧的库提勒夫不停地在敲打——是永远不会垮下来的。
回到架子那里，帕维尔在想：把这一切都毁掉要花多少时间？每个档案，每个文件夹，一直到每一篇小说，每一首诗歌。他把手放在一个纸板箱子上，推着它，感觉着里面的手稿在移动，好像里面躺着一个活物，睡着了，在做梦。接着他去推另一个箱子，然后是另一个，手在每个箱子上都留了一会儿。人的心灵长眠的宏伟坟墓。
就是这个，大师自己的箱子。巴别尔。一个箱子，二十七个绿色的文件夹。帕维尔把沉重的纸板箱放到混泥土地板上。最上面的文件夹里放着巴别尔那个未签名的、未完成的、美妙的小说。跪坐在铁丝罩着的灯泡下，他一口气把小说读完了。后来等他回到办公桌那儿的时候，帕维尔几乎让自己感到很诧异，因为他发现他还拿着这篇小说在手上。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令人惊讶的简单。他把这个仅仅有十一页的故事折好，十分稳妥地把它塞在后腰的皮带后面，形成的轻微凸起也被他的衬衣和外衣完全遮盖住了。楼上驻守在卢比扬卡大门的士兵几乎都不看他的身份卡。不过门卫们并不担心离开大楼的人，他们只关心进来的人。帕维尔在这儿呆了这么久，还没有哪个囚犯逃脱过。他也从来没有被搜过身。今天也不例外。
那天晚上他把巴别尔的手稿藏在了他的床垫下面。明天他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6.
八月临近。白天变短，闷热散去。连续三天都下着雨——慢慢悠悠、断断续续的小雨像一层薄雾笼在黑色的大河和列宁山旁的树林上面。终于在一天傍晚，当第一群燕子在顿斯科依上空盘旋时，雨终于停住了。
一个星期过去，接着是另一个星期。不过他还是没有移动巴别尔的小说。目前他还是安全的。德国——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它上面，所有人这些天都因为它而担忧。该拿希特勒怎么办呢？星期五的《真理报》宣布英国和法国的军事代表团即将访问莫斯科，应该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
可帕维尔担心的是他们就是讨论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过他那天晚上走路回家的时候，心里还是难免抱着一点希望。他注意到他的邻居玛尔法·波利索娃在顿斯科依旁边的公园里和一位妇人在说话——光从背影上这位妇人看上去也很熟悉，不过一开始他的脑子里并没有建立什么联系。接着震惊之下他意识到这是他的母亲。“他来了，亲爱的，”看见帕维尔后玛尔法·波利索娃叫道。“您的儿子来了。”她是位高大、富态的女人，六十好几了，一直留着金色头发，带着一种开朗却有点脆弱的愉快心情，就是那种只需要照顾自己和一条小狗的人常有的心情。艾琳娜或许是觉察到了她的这份孤独，每次她碰巧遇到她的时候都会有意停下来和玛尔法·波利索娃聊两句。
“妈妈？”
他母亲的脸上满是宽慰之色。他还是没有习惯她的白头发——或许那就是他没有认出她来的原因吧。有一会儿帕维尔肯定他的母亲想哭，不过这一会儿很快就过去了。“她不过是有点迷路，就这么回事。”玛尔法·波利索娃拍拍他母亲的胳膊。她的斑点哈巴狗用爪子挠着地上一块光秃的地方，嘴里轻声地咕噜着。
帕维尔领着母亲走过花坛。她的样子让他很吃惊：她的鞋子磨损得很厉害，裙子上的一颗纽扣扯着一根线摇晃地悬挂着。但是更让他担心的是她那种昏昏沉沉、用力眨眼的表情，好像她遭遇到什么意外一样。“你的脚一拐一拐的。是不是受伤了？”
“就是脚上起了点水泡。”他母亲的手抓紧了他的手臂。“鞋脱了就好了。”快走到公寓楼的时候她的眼泪流到了脸上。“帕沙，我的包丢了。”
“你怎么到这里的？”
“我从车站打车过来的。”
“你觉得你是不是在那儿丢的包呢？”
“我不知道。”
慢慢地他搀扶着她上楼来到公寓里。帕维尔跪在厨房的地上，把她那双破旧的鞋子脱了下来。她的两个脚后跟都起了很多水泡，血水渗了出来。他去取了一碗温水，一块布，碘酒，肥皂还有干净的毛巾，先洗了一只脚，然后洗另外一只，再把湿布拧干。接着他把碘酒轻轻涂在破了的水泡上，他的母亲疼得牙齿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你要来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我可以去车站接你。你就是要这样给我一个惊喜呀？”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轻松一点，甚至有点打趣的意思。
“不是的。”
“你的鞋怎么了？你在哪儿走路的？”
他的母亲把脚从他的手里拔了出来。不要再问了。帕维尔知道一直逼着她不好，至少现在不行。在他的记忆里母亲有这种随时可以关闭大脑的本事，尤其在受到强迫的时候。如果他逼得太狠，她就会把他拒之门外。“我得用一下你的洗手间，”她告诉帕维尔。
“你自便吧。我赶紧去楼下看一下邮件，马上就回来。”
谎言，不过是善意的。她已经够难过的了，帕维尔可不想再给她添乱子。到了楼下，他敲开纳塔利娅的门，问他能否用一下她的电话。他不愿他的母亲听见他和别人的谈话。在维克多住的公寓楼里拿起公用电话听筒的是一位女性。几分钟后，奥尔佳接了电话。“我一直想要找你，”她忧心忡忡地说。“格罗夫金打电话过来，说你的母亲午饭后没有回去上班。”
“她在我这儿。”
“噢，谢天谢地。她没事吧？”
“她看上去有点惊慌。除此以外，我就不知道了。我想她迷路了。晚上我想让她在我这儿住。”两人都安静了下来。奥尔佳想要知道更多的东西，帕维尔心里明白；她在等着一个解释：整个下午他的母亲上哪去了。可是他自己也不得而知。“明天我会带她回家。”
他在沙发上铺了条毯子，准备在那里睡。“我觉得占了你的床不好，帕沙，”他的母亲这样跟他说。
“我这样挺好的。”
“我觉得自己是个入侵者，像是我把你赶出你自己的房间。”
“你没有把我往哪儿赶。”帕维尔仔细地看着她的脸。她看上去平静了下来，恢复了往常的自如。“妈妈，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只是有点犯迷糊，没有别的。”
“在出租车里？”
“在上班的时候。我本来应该给一个客户打电话，有关一张单子的事儿，可是我记不起我把电话号码放哪儿了。因为这件事情格罗夫金一上午都在找我的茬儿，我得一个劲儿不让他来找麻烦。我就想也许出去走走能让我想起来。”她低头看看脚——帕维尔让她穿上他的拖鞋。
“可这还是没有解释你怎么会来到这里的。”
“我不知道，帕沙。”她的眉头皱了起来，就好像风把水给吹皱了一样。“我记得离开了药店。这一点我确实记得。”
帕维尔感觉自己绷紧了起来，仿佛要准备挨打了。他费了不少劲才让自己的声音不起波折。“然后呢？”
“火车。坐在火车上。”她转过身子，看着卧室。“火车站外面有个人，是个盲人，唱着歌要钱。他站在一个小木箱上，衣服上别着勋章。不知怎的我想起了你的父亲，他现在该有多少岁了。”她的声音逐渐减弱了。“这个时候我的包应该还在我身上，因为我把所有的零钱都给了那个男人。然后我打了个车到这里，这就意味着我身上应该还有包，因为要付车费的。”
“是的。”
“可是你又不在。我敲过门的。没人来开门，这时——”她摇摇头，好像是要把一些不愉快的思绪甩出脑袋。
“怎么了，妈妈？”
“我吓坏了。”
“被什么吓坏了？”
“我不知道，”他的母亲说。
第二天早上，母亲还在睡觉的时候，帕维尔给艾琳娜以前的一个同事提莫菲·亚历山德罗夫打电话，他介绍帕维尔去专修神经系统疾病的一个医学院老同学那儿看看。“我去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能不能今天早上安排时间给你。”十分钟后提莫菲·亚历山德罗夫回电，告诉帕维尔一切都安排好了。
如果母亲发现自己背着她做了这些事情她会怎样？会不会很生气？帕维尔心想。如果是在过去的话他可以预见到这种结果，不过现在他不那么肯定了。后来等母亲醒了之后，他得到了答案。
“你应该先问问我的，帕沙，”他母亲告诉他。他们在吃早餐：煮鸡蛋，烤面包片和茶。她看上去是情绪低落，而不是生气。她的头发很蓬乱；眼睛下面有黑色的眼袋。
“你睡着了。我想确认一下能不能预约。对了，你睡得怎么样？”
耸耸肩膀。“我习惯了吵闹的环境。安德烈和米沙两人总有一个是醒着的。最近几天米沙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起来，哭闹着说做了噩梦。其实他只想跑到奥尔佳和维克多的床上去。你小时候也是这个德性。你经常蜷在你爸爸旁边，把头放在他的胸脯上。”
他记得那样的夜晚，父亲睡着后呼吸声平稳、悠长，深沉的心跳在帕维尔的耳边响起。有时他的父亲会把手放在帕维尔的头上，他手掌布满了厚厚的老茧，看上去没有什么东西能穿透。
十点钟的预约，他们早到了十五分钟。明亮的候诊室里挤满了不同家庭的人——母亲们，父亲们，祖父母们，孩子们全挤到了一间不比帕维尔每天早上上班乘坐的公交车大多少的房子里。所有的椅子都坐了人，生病的，体弱的，没位置坐的人都挤到走廊上了。这会儿他和他的母亲只能站着等。
“我的嘴很疼，”一位老妇人大声说。帕维尔看见她的牙齿全没了，湿的嘴张着一个黑洞，稀疏的白发之间可以看见苍白的、布满斑点的头皮。她憔悴的脸上掠过一阵困惑的表情。她身旁的年轻女子面貌秀丽但神色疲倦，手里拿着一块曾经是紫色的头巾，因为洗过太多次，几乎是半透明的了。她握着老妇人的手。“我认识你吗？”老妇人问。
“我是尼娜，妈妈。你的女儿。”
“我有个女儿？”
“你有三个女儿。”
“我生过孩子？”
“三个孩子，妈妈。我们现在都长大了。”
老妇人开始哭泣起来。“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她低声说道，声音嘶哑。她的女儿用手来回摩挲着她圆圆的肩膀，好像她是个孩子一样。过了一会儿，得到安慰的老妇人平静了下来，朝着帕维尔和他的母亲露出了没有牙齿的笑容。帕维尔的母亲越来越沉闷无言。老妇人弯曲的手茫然地抚摸着她右边的乳房；或许，帕维尔在猜想，她的身体还保留着一丝记忆，记得她曾哺育过的孩子们，记得现在已经忘却了的生命——许多生命：她的，她那些现已成年的女儿们的。“我认识你，”她对她的女儿说。
“你当然认得，”女儿说。
半个小时后一名护士把帕维尔和他的母亲带到一间检查室，再过了二十分钟赫斯医生进来了。他身材削瘦，头发灰白，相貌相当英俊，开始步入令人尊敬的中老年期。稳稳地端着帕维尔母亲的下巴，他看着她的眼睛。“不错，不错。”他气质温和，让人如沐春风却不失力量，五官虽有了岁月的痕迹，却漂亮的看上去像一个经验老道的情场高手才有的。确实他在诊治病人时给人一种几乎是亲密的感觉。
“你最近睡眠怎么样？”
“还行，”他的母亲说。
“好的。会头疼吗？”
“偶尔会。”
“一个月一次？还是一个星期一次？”
“大概一个月两三次吧。不是很厉害。”
“如果从一到十来衡量，你觉得会有多厉害？按头疼程度来算。”
“五。有时候六。”
“五或六。你的头疼一般持续多久？”
“不是很长。几个小时吧。”
“告诉我杜布若瓦太太，你今年几岁了？”
“五十八。”
“这是你儿子吧？他多大了？能告诉我吗？”
“三十二。”
“你还有别的孩子吗？”
“没有，就帕沙一个。”
“你手指上带着戒指。能告诉我你丈夫的名字吗？”
“我的丈夫过世了，”他的母亲说。“他的名字叫瓦西里。”
“他多久以前过世的？”
“1920年的时候。”
“当时是什么情况？”
“他是在波兰去世的。一枚炮弹在他身边爆炸。”
把他摧毁了，这更能形容他父亲的死去。
据说那枚炮弹落在了他的头上。感觉不到疼痛的，多年前帕维尔问起来的时候，塞米永是这么肯定地跟他说的。你父亲估计都没看到那该死的玩意爆炸。可能就是一道闪光。那样算是运气好的，真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他父亲唯一有过的运气。一个四十岁——一岁都不少——人自愿去打一场年轻人的战争。政委杜布罗夫。战斗于上午打响，他们要笨重地跑过一个闷热的开阔地向波兰人布满威克斯机关枪的阵地发起攻击，前一秒钟他的父亲还在那儿，跑着，后一秒钟他就消失了。就和我的腿一样，塞米永说。一发威克斯机枪子弹把它打没了。
“你能告诉我，”医生问帕维尔的母亲，“现在是哪一年？”
他的母亲皱起了眉头。“1936年。”
“非常好。我们现在在哪个城市，杜布若瓦太太？就在我们说话这一刻。”
他母亲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我知道——这是个很傻的问题，”医生抱歉地说。“请你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吧。”
“我们在莫斯科。”
“还有你的儿子。请你告诉我你儿子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帕维尔。帕沙。”
“很好。”赫斯医生真诚地笑了。“如果可以的话，现在我想和帕维尔在外面说几句话。你只要放松就行。”
在走廊上医生轻轻地把身后的门关上。
“你的母亲喝酒吗？我的意思是，酒瘾是不是很大。”
“不喝酒，”帕维尔说道。
“你确定吗？”
“完全确定。这些”——帕维尔在努力寻找合适的词——“状况——不知是怎么冒出来的。没有任何征兆。”
“她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有过一次。三月份的时候。当时检查她的医生说她只需要休息一下就好。他认为可能是焦虑引起的，或许是饮食不善。”
“她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很难集中注意力，看见什么亮光或听见什么声音，记忆有障碍。”
“我知道她上班的时候有点问题。记不住该做什么。”
赫斯医生点了点头。“好的。我还有一些事情要问问你母亲。而且我还要和你母亲见一次面——大概一个月后吧。你介不介意在外面等一会儿？应该不会超过十五分钟。”
帕维尔问，“医生，她是什么情况？”
“现在而言，实话说我不知道。如你所说的——而且我也没有理由不相信你——你的母亲不酗酒，这样的话就排除了多发神经炎精神症，也就是柯萨可夫综合症，是由缺乏硫胺素引起的。基本上就是你的短期记忆受损。你或许非常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的几个片段，可却想不起来早餐吃什么。患了这种病症的人或多或少都不能建立起新的记忆。”
“能治好吗？”
“如果停止喝酒的话，一般都能治好。但是你的母亲并不喝酒。”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同志。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他鼓励地拍拍帕维尔的肩膀。“一结束我就送你妈妈出来。”
在候诊室里，一个趴在他母亲大腿上的小男孩无力地蹬着腿，双手在空中乱摇，好像艰难地要从某个摔落的梦里醒来一样。帕维尔走过的时候，小男孩美丽的蓝眼睛一直跟着他；眼里不加掩饰的绝望让他的心紧缩。这就是后来等着要发生在他和他母亲身上的事情？私人的痛苦要在公共场合显现，就如小说上描述的那样。就好像那个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记不起来的老妇人。只不过这些人不是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也不会在读者合上书、关上灯后就会结束。他没法不让自己想象多年后的一个早晨，那时他的母亲不再记得他是谁，她转身看着他问，我认识你吗？
而帕维尔会告诉她，我是你的儿子。
[1] 卢比扬卡(Lubyanka)是苏联克格勃总部所在地，也是关押囚犯的监狱，现在为俄联邦安全局总部的所在地。
[2] 巴别尔(Isaak EmmanuilovichBabel)，前苏联著名短篇小说家，成名作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号称是“流行世界八十年禁而不绝的奇书”，被陆续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一九八六年，《欧洲人》杂志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巴别尔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肃反运动期间被捕并最终被处决。
[3]爱森斯坦(SergeiM. Eisenstein 1898-1948)，前苏联著名导演，俄国电影之父，世界电影先驱。
[4]爱伦堡(IlyaGrigoryevich Ehrenburg 1891-1967)，前苏联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和国际和平战士。
[5]帕斯捷尔纳克(BorisPasternak 1890-1960)，前苏联著名作家，代表作《日瓦戈医生》为他赢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受到国内的反对，他谢绝了这项荣誉。
[6]曼德尔施塔姆(Osip Emilyevich Mandelstam 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诗歌理论家。1933年他写诗讽刺斯大林，次年即遭逮捕和流放，并最终死在远东。
[7]皮利尼亚克(Boris Pilnyak 1894～1938)，前苏联作家。
[8] 安德烈·别雷(Andrey Bely 1880-1934)，俄罗斯重要的象征主义作家，《银鸽》是其代表作之一。
[9] 现名为卢比扬卡广场，位于卢比扬卡大楼(前克格勃大楼)的前方，苏联时期称为捷尔任斯基广场，因广场中央坐落一尊捷尔任斯基雕像而得名。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 1877-1926)，原苏联党和国家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克格勃的前身)主席，克格勃的创始人。
[10] 果戈理(Nikolai VasilievichGogol 1809-1852)，俄罗斯19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批评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最著名的作品有《死魂灵》和《钦差大臣》。
[11] 在本书均指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