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原文
教育崩溃之原因
中国的学堂教育自满清末年创办的时候起到现在，从不曾上过轨道，而近来愈闹愈糟，直到目前，教育界呈露总崩溃的形势。中国现在正在全部社会的总崩溃状态中之一面，而与其他面分不开。不过，这样说去，牵涉太多，现在且先专说教育崩溃的一事。
欲知教育崩溃的范围，不应仅仅将眼光注射在中央大学、师范大学等，且并不应注射在高等教育。一看小学、中学，其糟糕的状态更远甚于中央大学、师范大学。就学的儿童及幼年人，全在“受教育”的标志下，学习一切紊乱的习惯、作恶的经验，不学不自知的意识，真正不堪设想呢!
教育崩溃的主要原因，据我看来，大致可分为五事：
第一，学校教育仍不脱士大夫教育的意味。
中国在封建时代，“士”一个阶级不过是有统治权者之贵族阶级之工具，为他们办命令下来的事。试看孔二先生所教出来的那些门徒，还不是专找季氏、孟氏寻出路?战国末年士人的地位高得多，然而士人用事者，终不如世卿贵门之数。自李斯相秦始皇，叔孙通相汉武帝封乎津侯，挟书射策之人自然扬眉吐气，不过这些人才都不是考试得来的。而考试得来的董巫师，几乎以乱说阴阳送了老命。而汉魏晋南北朝总是一个门阀社会，门阀中人能读书，自然更有令誉，而专是读书的人不能组织统治阶级。自隋唐以来，考试的力量渐大，故士人的地位渐高，至宋朝而统治阶级的除皇帝外，皆是士人了。明朝野化承元朝，故宦官用事;文化承宋朝，故士人得意。明朝虽宦官每执大权，而士人总是统治阶级之组织者。清朝的统治阶级在满洲世族，而士人也颇有相当的地位，曾左以后士人之力量更大。有这么样的两千年历史，故演成了下列一个公式：“读书为登科，登科为做官。”一看中国的通俗文学，如传奇、弹词之类，更要觉得这个国民心理之根深蒂固。
而且中国社会有一点与欧洲近代社会之根本不同处，即中国社会之中坚分子是士人;欧洲社会中的中坚分子是各种职业(Trades)中人。故中国的中等阶级好比“师爷”，西洋的中等阶级是技术阶级(Professional class)。诚然，欧洲自中世纪以来也有一种知识阶级，这种阶级便是僧侣(Clerical)。不过这个阶级自成一个最有组织的社会，虽也久与贵族联合来剥削平民，不过它不专是统治阶级之伺候者。中世纪的欧洲有些大城市，这些大城市中有不少的“自由人”，那些“自由人”以其技能自成一种社会，以商业之发达及新地的发现，这些自由人很得些富力，于是在贵族之无常权力(Temporal power)，僧侣之精神权利(Spiritual power)之外增了一种第三权力：这是中国历史上所绝无的。西洋科学之发达，大体上是这个阶级的贡献，因为这个阶级一面用技术的能力，一面有相当的自立，故既能动手，又有闲情。希腊的社会不如此，故希腊的思想都是些讲文、讲道的，而动手的事是奴隶的事。我们不得不幻想，希腊的奴隶中，不知道埋没了多少的科学家呢!中国的士人不能动手，中国的百工没有闲情，或者这就是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罢。士人之只有舞文弄墨的把戏，没有动手动脚的本领，在中国是自古如此。《考工记》说：“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士大夫是办事的，不是做工的。古代尚且把“智者创物，巧者手之”谓之圣人，自汉以来，都放在儒林、文苑之下，而列在方技之中了。
然而近代的需要是百工，近代教育的作用大体上在乎训练出各种技术(广义的)人才，所以近代教育是欧洲的第三权力之创造品，以代替当年的精神权利之创造品者，一朝拿来，培植在“读书—登科—做官”的土田上，是不能不畸形发育的。自然的趋势既如此，不幸清末办学的人更把新教育与旧科举联上，于是学校毕业皆“赐”出身。我幸而不曾在满清时中学毕业，不然硬派一个拔贡做了二民呢(当时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因满清政府要取消这个奖励，他的家长便把他从学堂里叫回家)!所以子弟到学校读书，为父兄者，大多数不抱着使他成就职业的心理，而希望他毕业后得到一官半职。我记得我当学生时，每次回家，总有乡党邻里来问，“你几时出官，官有多大”?我自然愤得骂一顿。不过，这个引诱势力是如何大呢!看得出这道理最明白者，是吴稚晖老先生。他是士人出身，而在丽景街的多所学校做过工，深知此中奥妙，乃把一切弄文字者皆叫做洋八股，于是纸上的科学是洋八股。胡适之先生之以新方法治旧学者，也叫做洋八股，而胡先生是“戴着红顶子演说革命”者。大约胡先生很欣赏他这句话，遂把说空话的党义文叫做党八股。我今天这篇文章也是八股，胡先生逼着做出的每周课卷，其价值焉得过于王韬、冯桂芬之政论乎?惟其一切学问文章经济皆是八股，所以一切职业是做官，教书的是教官，办党的是党官，办工会的是工官。于是乎认字的人越多，失业者越多。学校办得越多，社会上寄生虫越多。
若想中国成一个近代国家，非以职工阶级代替士人阶级不可;若想中国教育近代化，非以动手动脚为训练、焚书坑儒为政纲不可。
第二，政治之不安定，是教育紊乱一个大主因。
诚然，政治果永远安定，社会是只能在浮层增进的，不能在基本上改弦更张。不过，社会永不安定，一切事皆办不下去，袁世凯的阴谋政治激出来所谓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本不通，今姑从俗)，北洋军人与盗阀之横行激出来国民革命，假如中国政治变动只是这几个大纲，教育事业可以因时建设的，不幸大潮流之下，分成无数小潮流，来来往往，反反复复，事事皆成朝不保夕之局面，人人乃怀五日京兆之用心，上台是趁火打劫，下台是酝酿待时。校长不做上三年，办不出事业;教书不教上三年，做不成学问。试以山东、安徽两省论，自国民革命军到后，安徽换了好几十厅长，山东从未曾换过，故山东的教育比较差有秩序，而安徽是一团糟。革命的事业，不是革别人的命便成自己的事业，总要有相当时间的，试看苏俄。
第三，一切的封建势力、部落思想、工具主义，都乘机充分发挥。
乱世造奸雄，奸雄造乱世。自袁贼世凯专用下等的走卒做封疆武臣，无聊的书办做地方大吏，以便自用，于是人人学他。现在的当局，其用人处有没有像袁世凯的呢?这个风气，影响到一切社会上，教育焉能成例外?清末办学者，尚且多存些公益事业的心，至不济，“门墙桃李”之观念是虚荣心作用，也不足害人的。而今呢?私立大学除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先生几个少数以外，有几个真正存心在教育事业呢?若是把办学当做买卖做，尚不是最坏的;若当做走狗制造场，乃真是乱国害政的大源。直弄到有政治野心者，非办大学不可。欲登门投靠者，非进大学不可，所以大学生选举校长，每举些权要与政客。因此我们真不能不佩服清华与中央大学的学生。
在这个办学的与从学的相互利用，以伸张封建势力、发挥部落思想，充实工具作用之下，教育岂不是紊乱社会的根源?这样……的事实可以写成一部一千页的大书，读者人人心中总有几个例子，我不用举了。
第四，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毕业生给中国教育界一个最好的贡献。
我没有留学或行走美国之荣幸，所以我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师学院诚然莫测高深。不过，看看这学校的中国毕业生，在中国所行所为，真正糊涂加三级。因此我曾问过胡适之先生：“何以这些人这样不见得不低能?”他说：“美国人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回去做小教员，顶多做个中学校长。已经稀有了，我们却请他做些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或做教育部长。”这样说来，是所学非所用了，诚不能不为这些“专家”叹息!这些先生们多如鲫，到处高谈教育，什么朝三暮四的中学学制，窦尔墩的教学法，说得五花八门，弄得乱七八糟。我现在有几句话敬告这些与前清速成法政学生比肩的先生们：
第一，小学，至多中学，是适用所谓教育学的场所，大学是学术教育，与普通所谓教育者，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教育学家如不于文理各科之中有一专门，做起教师来，是下等的教师;谈起教育——即幼年或青年之训练——是没有着落，于是办起学校自然流为政客。
第三，青年人的脑筋单纯，与其给他些杂碎吃，不如给他几碗大鱼大肉。这些教育家们奈何把中学、小学的课程弄得五花八门，其结果也，毕业后于国文、英、算、物理等等基本科目一律不通。其尤其荒谬者，大学校里教育科与文理科平行，其中更有所谓教育行政系、教育心理系等等。
教育学不是一个补充的副科，便是一个毕业后的研究。英国有好些大学以大学文理科毕业者习教育，未习文理科者不得习教育;德国的教育训练是把大学的哲学科(文理经济政治皆在内)学生于高年级时放在特设的一种教育学修习所中，以便教师之养成。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做校长的要从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然而要做教师，非于文理各科中有一专门不可。所谓教育行政、教育心理等等，或则拿来当做补充的讲义，或则拿来当做毕业后的研究，自是应该，然而以之代替文理科之基本训练，岂不是使人永不知何所谓学问?于是不学无术之空气充盈于中国的所谓“教育专家”之中，造就些不能教书的教育毕业生，真是替中国社会造废物罢!
第五，青年人之要求，因社会之矛盾而愈不得满足。
今日中国的社会，是个最大的矛盾集团。时代的、地域的、阶级的、主义的，一切矛盾，毕集于中国之一身。在这个状态之下，国家无所谓“国是”，民众无所谓“共信”，人人不知向哪里去。三十多岁的人尚且不能“而立”，更何所责于青年?在这样情形之下，青年学生自然不能得安定——身体的、心理的、意志的。于是乎最基本的冲动，向最薄弱的抵抗处发动，于是乎青年学生的事不是风潮便是恋爱……
以上的五项中，第一、第二两项是基本的原因，第三、第四两项是目下紊乱之直接原因;第五项是一种外感病，自身健康自然不染，自身不健康是免不了的。政府若想把教育彻底改革，非对这原因作有效的处置不可，否则改一回学制即增一回紊乱，作一次处分即种一次恶因。
至于改革的具体方案，下次再谈。
(原载1932年7月17日《独立评论》第九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