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原文
怎样做白话文?
白话散文的凭借——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词法。
一年以来，中国总算有新文艺的萌芽了。这一年“八表同昏”的景象，独这件事差强人意。大家从此勉力的做去，几年以内，就要有个雏形的新文学;真是应当高兴的事。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只有白话能做进取的事业，已死的文言，是不中用的。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一个大主义，讲得明白透彻。我们对于白话文学主义，应当没有丝毫疑惑的。
照这样看，新文学建设的第一步，就是应用白话做材料。最可喜这几个月之间，白话文出产不少了。许多的人，用白话做文章。但是这些白话文章里面，固然有许多很可看的，很有文学组织的，可也不免有许多很不可看的，很没文学组织的。我也做了一半篇勉强可用的白话文，也竟有好几篇，弄得非驴非马，不成模样了。我心里常向自己问道，“我究竟用什么方法做白话文”?我劝朋友做白话文，那朋友便半真半假地向我道，“你告诉我做白话文的法儿”!我又见过几位做白话的人，每每说道：“白话文好难做，不是可以乱做的!”有这种现象，可以觉察大家对于白话文的做法，有个要去研究的趋向了。还有一层，那一般不让我们适意的白话文，只可说是乱做的白话文。把这“国语的文学”一条初步的道理，还有点把不牢。“你”、“我”、“尔”、“汝”随便写去，又犯了曹雪芹的告诫，拿那“最可厌的‘之’、‘乎’、‘者’、‘也’”一齐用来，成就了半文半白、不文不白、不清不白的一片。这乱做的现象，只为着不晓得白话文的做法;“虽不自然，也要有几分研究”。由前一说，讨论白话文的做法，是现在已有的趋势;由后一说，更是不可不急速讲究的。从此可知白话文做法一个问题，应当郑重提出，大家讨论了。
然而我哪里配讨论这问题?我自己先不会做文学的白话文，还哪里配讨论这问题?况且这问题竟有一部分不许讨论的，做白话文学，专靠讲究规律，已经落了第二乘了。文学原仗着才气、兴致、感情、冲动。循规蹈矩，便没有好文章;谈规论矩，便是村学究教书匠的事业。凡称得起文学家的，哪一个不是兴到就说，说上半句，并不曾料到下半句，还要凭上帝救他出来。但是分析想来，这说话仍不过遮盖一部分道理，也有不可一概而论的。我虽然不配讨论这问题的本源和全体，却不妨讨论一部分。这问题虽然有的地方不许讨论，却不妨把许讨论的一部分提出讨论。“怎样做白话文”?一个大题，我不敢完全回答——也不能完全回答——只就我做白话文的经验，想出两条做白话文应当有的凭借。就这两种凭借，可以见得我对于做白话文的主张，总算是一端的方法论罢了。
我所讨论的范围，限于无韵文。韵文的做法，胡适之先生预备做一篇精密的研究。我对于韵文的学问，不敢自信，也就不来插嘴，预备着快读便了。又无韵文里头，再以杂体为限，仅当英文的Essay一流。其余像小说，不歌的戏剧，本是种专门之业，应当让专家研究它的做法，也不是这篇文章能够概括的。请读者注意，我所讨论的，只是散文——解论(Exposition)、辩议(Argumentation)、记叙(Narration)、形状(Description)四种散文——没有特殊的文体。散文在文学上，没甚高的位置，不比小说、诗歌、戏剧。但是日用必需，整年到头的做它;小则做一篇文，大则做一部书，都是它。所以它的做法的研究，虽然是比较的容易，可也是比较的要紧哩。
一 留心说话
讨论做白话文的凭借物，便马上想到历史上的白话出产品。做文章虽然要创造，开头却不能不有凭借，不能不求个倚赖的所在。这诚然不足当文学家的一看，可也是初做文章时，免不了的路程。我并不是说只要依赖就完了，我是说发端时节，不能不有个榜样。譬如要做古文的人，总要先来研究《尧典》、《舜典》、《清庙》、《生民》;我们主张新文学，自然也得借径于西洋的新文学。劈头便要创造，便不要倚傍，正合了古人说的“可怜无补费精神”。只可惜我们历史上的白话产品，太少又太坏，不够我们做白话文的凭借物。元明以来的戏曲，有一半用白话。曲是韵文，这篇文章里说不到，单就曲外的说白而论，真真要不得了，非特半白半文，竟是半散半骈。我们做白话文的，要受了它的毒，可就终身不入正道了。再看小说，我们历史上的好小说，能有几部?不过《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三部有文学价值，其余都是要不得的。近来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老残游记》，有人说好的;但是我看它的文笔，也是粗率得很，不值得我们凭借。况且小说一种东西，只是客观的描写，只是女子、小人的口吻;白话散文的(Essay)体裁极多，很难靠它长进我们的各类白话散文。小说中何尝有解论(Exposition)、辩议(Argumentation)的文章?小说以外，中国也没有用白话作的解论辩议的文章。照这样说，以前的白话出产品，竟不够我们乞灵，我们还要乞灵别个去。
我的意思就是乞灵说话——留心自己的说话，留心听别人的说话。语言和文章，在文言分离的时代，虽然也有密切的关系。可仍然是两件东西。不会做文章的人，尽管善于说话;不善说话的人，尽管会做好文章。但是在我们主张国语文学的人，文章语言，只是一桩事物的两面。若要语言说得好，除非把文学的手段，用在语言上;若要文章做得好，除非把语言的精神，当做文章的质素。国语文学就是国语文学，只是有文学组织的国语，本来和说话是一件东西，不过差在写出、写不出罢了。不会说话的人，必不会出产好文学。
希腊的底模登诺(Demosthenos)、罗马的西塞路(Cicero)都是演说家而兼文学家;英国议会里有名的争论，都是演说而兼文章。中国在周秦时代，本是文言一致的。墨翟是个演说大家，他的演说里就是好文章。那时节一般的纵横游谈之士，像孟轲、荀卿、鲁仲连、苏秦、张仪、宋牼、惠施、庄周、邹衍……个个都善说话，个个都做好文章。有人说韩非口吃，却也会做好文章。这并不足证明韩非不善说话。韩非若真不善说话，韩国断不肯把那生死关头的使命，放在他身上。有点口吃本不妨说话的事。因为他有应机立发的口才，才让他担当这事;更因为他有应机立发的口才，才能成就那部应机立断的《韩非子》。到了汉朝，真有那不会说话的司马相如、扬雄偏要作文学的事业，于是乎竭力变语言的文学，成典籍的文学。他这一念之差，便作了文学史上的罪人。从此可知文章和语言，竟是一种作用了。
我主张留心说话，作为制作白话文的利器，是为着语言文章，本是一种作用，更是为着说话多，作文少。当心说话，真是练习作文的绝好机会。我们终年写在纸上的，能有多少?放在空气中的，却是无穷无尽。照我们常日的经验，作文三四次，便觉出有几分长进。果真能利用这日出不穷的说话，我们作白话文的能力，岂不是天天有长进?若是全不注意，把这机会不知不觉地放过，还指望伏在桌上，铺开纸、拔出笔来，当做练习白话文的办法，不特太笨，而且白话文断不是这样法子能做好的，所以我主张留心自己的说话，并且留心别人的说话。一面随时自反，把说话的毛病，想法除去，把文学的手段、组织和趣味，用到说话上来。一面观察别人，好的地方，我去学他;不好的地方，求自己的解免。但能刻刻如此用心，不须把笔作字，已经成了文学家了。
况且说话的优势，不仅在多，尤有作文时候做不到，说话时候作的到的事情。我们伏在桌上，铺开纸，拔出笔的时节，心里边总有几分拘束，郑重之心太甚，冲动之情太少，思路虽然容易细密，才气却很难尽量发泄。尽管在那里惨淡经营，其实许多胜义，许多反想，许多触动，许多流行的句调，都暗暗被这惨淡经营勾销了。说话时节不是这样。心里边是开展的，是自由的，触动很富，可以冲口而出。惟其冲口而出，所以可以“应机立断”。文章本靠着任才使气，本指望兴到神来，本把“钩心斗角”的“匠心”当做第二义。这都是说话所长，作文所短。我们和人谈话，总觉着心里要说的一齐涌上，没有时间给我们说出;但是坐在那里做文，就真词穷了。从这可见谈话时容易感动，作文时难得提醒。要想文章充量发展，必须练习说话的发展，当做预备。况且兴到神来的时候，总是稍纵即逝。做文章是件笨事体，中国字又是难写的。兴到便提笔书写，写上半句，兴已去了，这文章就没有“令终”了。要想把持这兴会，使它走得不快，依然要在那无限的说话时节，练习成一种把持心境的能力。
而且文学的精神，全仗着语言的质素。语言里所不能有的质素，用在文章上，便成就了不正道的文章。中国的“古文”，所以弄得愈趋愈坏，只因为把语言里不能有的质素，当做文章的主质。第一流的文章，定然是纯粹的语言，没有丝毫掺杂;任凭我们眼里看进，或者耳里听进，总起同样的感想。若是用眼看或用耳听，效果不同，便落在第二流以下去了。西洋近代的小说戏曲家，女子很多，正为着女子说话，多半比男子用心。千忙百忙的演说家，永不看文学书，做出文章来，竟赛过专门文学的人，正为着他们只当心说话，只知道说话的质素，不知道说话外的素质。那宗懂得七八国语言，熟悉几千年经典的古董博士，做的文章，永远坏的，正为着他们只知道说话外的质素，忘记了说话内的质素。再看古来的人，Homer和Hesiod时代，并没有希腊文;Chaucer时代，并没有英文;Nibelungenlied出产之后，才有德文;一般Trouveurs的诗歌出产以后，才有法文。这都是没有文字先有的文学，这都是纯粹的语言文学，这都是只有说话的质素，没有说话以外的质素的文学，这都是千古不刊的真文学。现在一般的文学家，都认戏剧的体裁是无上，不是小说、诗歌、散文可以比得起的，也是为着戏剧的体裁，全是说话，所以施用文学的手段，最是相宜。
再看散文的各类各样，还是一个道理，形状的文，全凭说话的自然，才有活泼的趣味。若是用文章上的句调，便离了实相，变做不称情的形容。记叙的文，重在次序。这次序正是谈话时应当讲究的次序。老太婆说给孩子听的故事，每每成一段绝妙的记叙文。可以见得记叙文的作用，尤其靠说话的质素。辩议的文，完全是说话，更无须说了。这全仗着“谈锋”制胜，更没有语言以外的作用了。解论的文，看来似乎和说话远些，但是要想又清楚，又有力，仍然离不脱说话的质素;现代的模范解论文，十之七八是演说的稿子。
总而言之，文学的妙用，仅仅是入人心深，住人心久。想把这层办到，唯有凭借说话里自然的、简捷的、活泼的手段。所以我说，想把白话文做好，须得留神自己和别人的说话，竟用说话的快利清白——一切精神，一切素质——到作文上。诸位切莫以为现在是做白话文，自然会有说话的精神。
文章、谈话两件事，最容易隔阂。现在西洋言文一致的国家，仍旧有几分不一致存在。在我们试验这退化的国语，处处感觉不便，处处感觉缺陷，一不留心，便离了语言的意味，用老法子做起新体文章了。我亲见一个人做白话文，弄得和文言差不多，并且有骈文的神气呢!所以在我们试验这前人很少试验的白话，词穷意短的白话，尤其要注重说话的天真，免得一部分受了文言的恶空气，染了文章家的无聊造作。总而言之，万不可忘了把“精粹的国语”当做标榜。
二 直用西洋词法
然而这话也有不尽然的。我们固然必须乞灵说话，可也断不能仅仅乞灵说话。谈话的作用，并不够我们的使唤。
说话可以帮助作文，本是宗极明显的道理;做白话文须要多含说话的质素，更是宗当然的办法，这诚然算我们的一种利器。只可惜这利器的用项，有时而穷，我们不得不再求别种的凭借了。
何以说说话的作用有时而穷呢?
第一，我们能凭借说话练习文章的流利，却不能凭借说话练习文章的组织;我们能凭借说话练习文章的丰满，却不能凭借说话练习文章的剪裁;我们能凭借说话练习文章的质量，却不能凭借说话练习文章的含蓄;说话很能帮助造句，却不能帮助成章;说话很能帮助我们成文学上的冲锋将，却不能帮助我们成文学上的美术匠。假使我们仅仅把说的话，写出来作为我们的文章，纵然这话说得好，拿文章的道理一较，也要生许多不满意——终觉着它缺乏构造。从此可知说话的效用，只有一半。其余一半，它办不到了。
第二，我们的说话，本不到第一等的高明;就是把它的好素质通身移在作文上，作出的文，依然不是第一等。仔细观察我们中国文艺界之病根的语言，实在有点不长进;有的事物没有名字，有的意思说不出来;太简单，太质直;曲折少，层次少。我们拿几种西文演说集看，说得真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若是把它移成中国的话，文字的妙用全失了，层次减了，曲折少了，变化去了——总而言之，词不达意了。就这一点而论，我们仅仅做成代语的白话文，乞灵说话就够了。要是想成独到的白话文，超于说话的白话文，有创造精神的白话文，与西洋文同流的白话文，还要在乞灵说话以外，再找出一宗高等凭借物。
这高等凭借物是什么?照我回答，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直用西洋文的款式，大家尚不至于很疑惑，现在《新青年》里的文章，都是这样。直用西洋文的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大家便觉着不然了。这宗办法，现在人做文章，也曾偶尔一用，可是总在出于无奈的时节，总有点不勇敢的心理，总不敢把“使国语欧化”当做不破的主义。据我看来，这层顾忌，实在错了，要想使得我们的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唯有应用西洋修辞学上一切质素，使得国语欧化。读者诸君切不要以为奇谈，待我把道理分条说来。现在我们使用白话做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干枯。要想弄得它活泼泼的，须得用西洋修辞学上各种词枝。这各种的词枝，中国文里，原来也有几种，只是不如西洋那么多，那么精致。据近代修辞学家讲起，词枝一种东西，最能刺激心上的觉性，节省心上的觉性;所以文章的情趣，一半靠住它。中国历来的文人，都被“古典”、“藻饰”埋没了，不注意词枝。况且白话文学，从来没有发展，词枝对于白话的效用，也少得见。到了现在，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所以觉着非常干枯，少得余味，不适用于文学。想把它培养一番，唯有用修辞学上的利器，唯有借重词枝的效用，唯有使国语文学含西洋文的趣味——唯有欧化中国语。
我们不特觉得现在使用的白话异常干枯，并且觉着它异常的贫——就是字太少了。补救这条缺陷，须得随时造词。所造的词，多半是现代生活里边的事物;这事物差不多全是西洋出产。因而我们造这词的方法，不得不随西洋语言的习惯，用西洋人表示的意味。也不仅词是如此，一切的句，一切的支句，一切的节，西洋人的表示法尽多比中国人的有精神。想免得白话文的贫苦，唯有从它——唯有欧化。
中国文最大的毛病，是面积唯求铺张，深度却非常浅薄。六朝人做文，只知铺排，不肯一层一层地剥进。唐宋散文家的制作，比较地好得一点，但是依然不能有很多的层次，依然是横里伸张。以至于清朝的八股文、八家文……都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只多单句，很少复句;层次极深，一本多枝的句调，尤其没有了。这确是中国人思想简单的表现。我们读中国文常觉得一览无余，读西洋文常觉得层层叠叠的。这不特是思想上的分别，就句法的构造而论，浅深已不同了。《甲寅》杂志里章行严先生的文章，我一向不十分崇拜。他仍然用严几道的腔调，古典的润色。不过他有一种特长，几百年的文家所未有——就是能学西洋词法，层次极深，一句话里的意思，一层一层地剥进，一层一层地露出，精密的思想，非这样复杂的文句组织，不能表现;绝不是一个主词，一个谓词，结连上很少的“用言”，能够圆满传达的。可惜我们使用的白话，同我们使用的文言，犯了一样的毛病，也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组织上非常简单。我们在这里制造白话文，同时负了长进国语的责任，更负了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的责任。我们又晓得思想依靠语言，犹之乎语言倚靠思想，要运用精密深邃的思想，不得不先运用精密深邃的语言。既然明白我们的短，别人的长，又明白取长补短，是必要的任务，我们做起白话文时，当然要减去原来的简单，力求层次的发展，模仿西洋语法的运用——总而言之，使国语受欧化。
中国的国语文学，正当发轨期，中国的国语尚是不定型，一切的缺陷，当然极多。又为着中国文言白话分离，已经两千年。文言愈趋愈晦，白话愈变愈坏，到了现在，真成了退化的语言。它在(1)文典学上的缺陷;(2)言语学上的缺陷;(3)修辞学上的缺陷。不知有若干条。想法弥补，唯有借重西洋的语法。一国国语文学发展之始，本不能圆满无缺，正赖着应用它的。随时变化，努力进步。Truveurs时代Langue d’oil的本不完全，Beowul里的英文，也是很幼稚。所以能有现在优美的英文、法文，全靠历来用它的文人，能够取理想上的长，补它的短，取外国的长，补它的短。这真是我们的师资。我们既然想适用我们的国语，在文学上、在科学上，有艺术上的位置，而少缺憾，自然免不了从我们的理想，使国语受欧化。
我们所以“不因陋就简”，抱住现在的白话，当做满足，正因为我们刻刻不忘理想上的白话文，又竭力求这理想上的白话文实现。这理想上的白话是什么?我答道：
(1)“逻辑”的白话文。就是具“逻辑”的条理，有“逻辑”的次序，能表现科学思想的白话文。
(2)哲学的白话文。就是层次极复、结构极密、能容纳最精思想的白话文。
(3)美术的白话文。就是运用匠心，做成善于入人情感的白话文。
这三层在西洋文中都早做到了。我们拿西洋文当做榜样，去模仿它，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
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它，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
人的精神作用，粗略说来，可分为理性、情感两大宗。判断殊种文学的殊种价值，全就它对于这两种精神作用。引起的效果，作为标准。能引人感情，启人理性，使人发生感想的，是好文学，不然便不算文学;能引人在心上起许多境界的，是好文学，不然便不算文学;能化别人，使人忘了自己的，是好文学，不然便不算文学。所以文学的职业，只是普遍的“移人情”，文学的根本，只是“人化”。到了现在，修辞学的本源之地，须让心理学家解释;美学一种学问，又成了心理学的一个儿子。文学的作用，也只是心理的作用，任凭文学界中千头万绪，这主义，那主义，这一派，那一派，总是照着人化一条道路而行。如果有违背它的，便受天然的淘汰，——中国旧文学是个榜样。所以我们对于将来的白话文，只希望它是“人的”文学。但是这道理说来容易，做去便觉得极难。幸而西洋近世的文学，全遵照这条道路发展;不特它的大地方是求合人情，就是它的一言一语，一切表词法，一切造作文句的手段，也全是“实获我心”。我们径自把它取来，效法它，受它的感化，便自然而然地达到“人化”的境界，我们希望将来的文学，是“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它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
现在我把做白话文的两种凭借已经说完了——第一，留心说话;第二，直用西洋词法。“留心说话”一条，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讨论。强写出几条办法，定然不适用的，只是“存乎其人”罢了。“直用西洋词法”一条，却有个进行的程序。我粗略写了出来，请有志做白话文的人，随时做去。
(1)读西洋文学时，在领会思想情感以外，应当时时刻刻，留心它的达词法(Expression)，想法把它运用到中文上。常存这样心理，自然会使用西洋修辞学的手段。
(2)练习作文时，不必自己出题，自己造词。最好是挑选若干有价值的西洋文章，用直译的笔法去译它;径自用它的字调，务必使它原来的旨趣，一点不失。这样练习久了，便能自己做出好文章。这种办法，不特可以练习作文，并且可以练习思想力和想象力的确切。
(3)自己做文章时，径自用我们读西文所得、翻译所得的手段。心里不要忘欧化文学的主义。务必使我们做出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
(4)这样办法，自然有失败的时节，弄成四不像的白话。但是万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一条的失败，丢了我们这欧化文学主义，总要想尽方法，融化西文的词调，作为我用。
照事实看来，中国语受欧化，本是件免不了的事情。十年以后，定有欧化的国语文学。日本是我们的前例。日本的语言文章，很受欧洲的影响。我们的说话做文，现在已经受了日本的影响，也可算得间接受了欧化了。偏有一般妄人，硬说中文受欧化，便不能通，我且不必和他打这官司，等到十年以后，自然分明的。
《新青年》里的文章，像周作人先生译的小说是极好的，那宗直译的笔法，不特是译书的正道，并且是我们自己作文的榜样。严几道翻译西洋书用子书的笔法、策论的笔法、八股的笔法……替外国学者穿中国学究衣服，真可说是把我之短，补人之长。然而一般的人，总说这是译书作文的正宗，见人稍用点西洋句调，便惊讶以为奇谈。这正为中国的读书人，自待太贱，只知因袭，不知创造，不知文学家的势力。文学家对于语言有主宰的力量，文学家能变化语言。文学家变化语言的事情，就是造成人为变化语言的第一步，创造的第一步，做白话文的第一步，可正是取个外国榜样啊!
George Herbert Palmer有一演说词，名Self-Cultivation in English，出版于1897年，印于纽约Crowell店。其中有一节，言文章必资语言之助，本文颇有采用。
(原载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