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原文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关于教育改革之具体问题，原则上我们可以有些意见。其施行的详细方案乃是教育当局的事，我们局外人既无材料在手，自然无从悬推。
教育改革具体方案之原则，一时想来有下列数事。
(一)全国的教育，自国民教育至学术教育，要以职业之训练为中心的。这话不是江苏省教育会一系人之老调头，他们的办法是把学校弄成些不相干的职业的“艺徒学堂”。幼年人进学堂，如进工场一般，这是极其不通的。我们乃是主张学校中的训练要养成幼年人将来在社会服务的能力，养成一种心思切实，态度诚实，手脚动得来，基本知识坚固的青年。所以中小学虽有化学，然而如竟专心制起胰子来;虽有物理，然而专心做起电灯匠来，都是大可不必的。不过，化学虽不造碱，而必使中学毕业生在化学工厂中做起事来，能应用他在学校中学的化学知识;在农场中做起事来，能应用他在学校中学的动植物知识，然后这教育不是失败的。
在这“职业训练”的要求之下，我以为中小学的课程应注意下列数事：
甲、将中小学课程之门类减少至最低限度，仅仅保留国文、英文、算学、物理、化学、自然知识、史地知识、体育等，而把一切不关痛痒的人文科目一律取消。一面将党义的功课坚实地改良，使其能容纳些可靠的人文知识，不专是一年又一年的喊口号。当年黄炎培等人拟高中章程，竟有了文化史和人生哲学。这个题目在欧洲尚不会建设得能够包含着基本训练之意义，试问中国有谁配教这门功课?在高中又如何教法?……
乙、每一科目宁缺毋滥。在城市的学校可减除自然知识，在乡村学校亦可酌量减除些科目，只有国文、英文、算学是绝对不可少的。每一科目既设之后，必求有实效，国文非教得文理清通、文法不错不可，英文非教得文法了然能有些实用不可，算学非教得有算术、几何、代数、最浅解析几何、最浅微分之基础知识，而能实用不可(此限度就高中言)。物理非教得对于电灯、肥皂泡、天气变化、化热力功用等等一切我们四围环境中遇到的事件，能与书本上的指示连起来不可;植物非教得能把我们园中的植物拿来分类认识出来不可。一切功课都步步跟着实验，教科书不过是一个参考的手本，训练的本身乃在动手动脚处。国文、英文也不能是例外的，历史要教到坚实而不盲目的民族主义深入心坎中，同时知道世界文化之大同主义;地理要教得知道世界各地物质的凭借，及全国经济生活之纲领，若专记上些人名、地名、年代、故事，乃真要不得的。为实现这样的课程，教育部有设置几个专科的课程编定委员会之必要。
照这样做下去，然后以下列的标准考察一个学校办的成功与失败：一、学生的手脚是否有使用他的课本上的知识的能力;二、学生能不能将日常环境中的事与课本上的知识连贯起来。能，便是训练的有效;不能，便是制造废物了。这样的训练，不特可以充分发育一个人之用处，一个人将来在职业上的用处，并可以防止安坐享受的习惯、思想不清的涵养、做士大夫的架子。
(二)全国的教育要有一个系统的布置。民国以来的教育，真可谓“自由发展”了，其结果是再紊乱不过的。私立学校随便开，大学随便添，高中满了全国。即令这些学堂都好，也要为社会造出无数失业的人来，而况几乎都不成样子。现在教育部有下列的几个当务之急：第一，作一个全国教育的统计，同时斟酌一下，中国到底需要些哪样人，然后制定各校各科的人数，使与需要相差不远。第二，使公立学校在上下的系统上及地方的分配有相当的照应。第三，限制私立学校，使它不紊乱系统。第四，最要紧的——国民教育、普通教育、职工教育、学术教育，中间之相接、相配合处厘定清楚，务使各方面收互相照应之功效，而不致有七忿八错之形态。
(三)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试以普鲁士为例，虽说大学教授讲座之选补权亦操之教育部，一切教育行政皆由部或地方官厅令行之，然其教育界实保有甚大之自治力量，行政官无法以个人好恶更动之。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革命后普鲁士教育部长免了一个国立歌剧院院长的职，竟发生了大风波。如熟悉德国教育情形，当知高等教育权皆在所谓秘密参议手中，普通教育权皆在所谓学事参议手中，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这样子固然有时生出一种不好的惰力，然而事件总不至于大紊乱。中国的教育厅长、特别是市教育局长可以随便更换，这犹可说他们是政务官，然而厅长、局长竟能随便更变校长，一年数换，于是乎教员也是一年数换了。服务教育界者，朝不保夕，他们又焉得安心教书?又焉得不奔竞、不结党营私?
所以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确定教育经费之独立，中央的及地方的。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教员、教授的资格，审定之后，保障他们的地位。第三，教育部设置有力量的视学，教厅亦然，参以各种成绩之考核，纯然取用文明国家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之办法，定教育界服务人员之进退，及升级补缺。河南省的教育经费能独立，山东省的教育不曾换过长官，其结果便比江苏、安徽好得多，这真是值得注意的。
(四)中国的教育是自上腐败起，不是自下腐败起。民国二十年来的事实可以完全证实此说。教育部没有道理了，然后学制紊乱，地方教育长官不得人，校长不成样子，然后教员不成样子，然后学生的风纪不堪问了。政府有时稍稍表示认真的决心，每收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民国十五年国府在广东时，把中山大学解散了，教授重行聘任，学生须经甄别，当时的中山大学真可谓党派斗争之大集合，亦是学潮的博物馆，然而政府一经表示决心之后，竟全无问题，于是中山大学有了三年的读书生活，以后仍是政府措施不当，然后风潮又起来的。又如此次政府表示整顿中央大学的意思，不特在中大办下去了，即远在北平的大学，也望风软化。虽以刘哲一样的人，尚能以决心平服北平教育界，而况其他?……所以我的看法是：教育之整顿，学风之改善，其关键皆自上而下，都不是自下而上。若大学校长永远任用非人，虽连着解散几次又何益?然则今之政府之责任，在整顿自己责任内的事。所谓政府责任内事者，大致有下列二项：
甲、把教育部建设成一个有技术能力的官厅，以法兰西、普鲁士的教育部为榜样做去，不特参事司长不能用一无所能的人，即科长、科员亦必用其专门之长。此外更设统计处，以便全国教育事项了如指掌;设教材编纂处，不再审定些亡国的教科书。
乙、厅长、大学校长、教育局长必须用得其人。其人若有人品，有见识，有资望，自然没有学潮，有也不至为大害。以我个人教书的经验论，学生多数是好学生。我一向对学生极严厉，并未遇到反响，所见的学生捣蛋，皆自教员不振作而起。
(五)教育当局要为有才学的穷学生筹安顿。中国的家庭是世界上最腐败的，中国的家庭教育是世界上最下等的，所以严格说去，中国无“世家”之可言。惟其如此，故贤士干才多出于贫寒人家。环境之严苦锻炼出人才来，不是居养的舒服能培植德性的。科举时代，穷人是比较有出路的，一来由于当年读书本用不了许多钱，二来由于当年义学、宗塾、廪膳膏火、书院奖励、试馆等制度，大可帮助有才无钱的人。今日之学校教育，用钱程度远在当年之上，并无一切奖金、助金。国家号称民国，政治号称民权，而贫富之不平更远甚，成个什么样子?不特就人道的立场言，极其不平;即就政治的作用论，也是种下一个最大的危险种子。所以我来提议：
甲、把自大学至小学的经费抽出至少百分之五来作奖学金。
乙、把一切无成绩的省立大学停止了，改成奖学金(国外留学金在内)。
丙、把一切不成样子的私立大学停止了，收它们的底款为奖学金。
丁、一切私立学校不设奖学金者，不得立案。
戌、学费一面须收得重，奖学金额一面复设得多。
于是国家有国家的奖学金，省有省的奖学金，县有县的奖学金，学校有学校的奖学金，团体有团体的奖学金。于是学生用功了，穷学生尤其用功了，学校的风气自然好，社会的秩序自然改善。
此外关于学术教育的事项，后来再论。
(原载1932年7月24日《独立评论》第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