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话说古今书生》原文及鉴赏
观看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的历史剧《大风歌》后,对编剧、导演、演员所付出的艰辛的精神劳动,我是一直感到很满足的。不过,由此也引起我经常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处于乱世之际,有一些书生,在政治上所可能起的作用问题。
刘邦生前,所以提出安刘问题,和所以把安刘的希望寄托在周勃的身上,这自有其自己的打算,不说它。但是历史的事变表明,吕氏篡夺阴谋所以没有得逞,据《大风歌》所本的史实,首先应当归功于书生陆贾。当其时,如果没有陆贾的深谋远虑,周密策划,作为举足轻重的功臣周勃、陈平,未必能当机立断,杯酒交欢,实现刘邦的“白马”之盟,挽狂澜于既倒。其结果,是吕氏的天下,是刘氏的天下,或者是其他姓氏的天下,就难以逆料了。
最初形成魏、蜀、吴三国之势的定策者,也是书生,就是荀彧谏曹操先定关中(兖州);鲁肃说孙权保守江东;诸葛亮讽刘备跨有荆、益。在此以前,据我看,在曹操、孙权、刘备的心目中,尚未有定见。待到赤壁一战,才算最后奠定了鼎足之势,才证明荀彧辈的见解是正确的。
朱元璋起兵,下徽州时,曾召隐居于石门的书生朱升问时务,朱升言简意赅,九个大字“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 朱元璋善之。其意在于首先要建立根据地,不能采取流寇的办法,不要过早地称王而成为众矢之的。朱元璋所以能成为群雄中的胜利者,这于朱升的建议有极大关系。
人们通常这么说,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其实乱世固然少不了文,治世也决定少不了武的。当然,乱世的有些书生,尽管具有逐鹿取胜的卓见,如果不遇到所谓英主如曹操辈的采纳、支持,固一筹莫展,无所作为,说不定还会交上“华盖运” 或不免隐遁以终,或不免还会大吃苦头。
而上述陆贾辈,又都是在戎马倥偬之际,尽忠王室的书生,而不是使用权术,取得主子宠信的阴谋家,所以颇为后人所称道。
可是在另一方面,在历史上也尽有制造世乱的书生。远的不去说它吧,就以现代的 “四人帮” 一伙来说,其中就有不少堪称之为书生的,而且还有诩之为 “权威” 的书生,真是浩浩荡荡。他们所以制造世乱,不管名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醉翁之意,全在于从所制造的世乱中,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已是人所共知。而他们所以敢于制造世乱,又是依附于当时握有军权的野心家林彪作为支柱的,单靠几个光棍书生,决不能成为气候,所谓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为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现在还有一些或明或暗的、嘁嘁嚓嚓的所谓书生,是当以此为戒的。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今之制造世乱的书生的丑恶形象, 继马士英、 阮大铖之后, 在舞台上出现。
(《当代杂文选粹·陶白之卷》)
【赏析 】
“乱世用武,治世用文”,这是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经验性总结。那么,生逢乱世,文人就无施展才能的机会了吗? 非也!只要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便不难发现: 处于兵马纷争之际,武将固然可以叱咤风云,安邦定国,而文士也常常能够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文士所起的作用甚至会超过武将。因此,无论乱世还是治世,我们都不可小觑书生,对他们在政治上所可能起到的作用更不可等闲视之。《话说古今书生》提请读者注意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文章先从作者对历史剧《大风歌》的观感谈起。《大风歌》反映的是西汉初年统治集团内部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当时,书生陆贾曾劝说丞相陈平深结太尉周勃,合谋诛诸吕、立文帝,实现了刘邦的“白马之盟”。由《大风歌》,作者自然想到了对粉碎吕氏的篡权阴谋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陆贾,并由陆贾进而联想到为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而献策的荀彧、鲁肃和诸葛亮,以及向朱元璋建议“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朱升。这些书生,虽然生于乱世,却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赢得后世子孙的崇敬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并非所有生于乱世的书生都能象陆贾等人那样尽忠报国,乱中作乱、混水摸鱼者也屡见不鲜。接下来,文章就转入了对这种蓄意“制造世乱”的书生的抨击。作者特别以臭名昭着的“四人帮”为例,不仅揭露了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醉翁之意”,而且进一步指出:他们之所以敢于制造世乱,“又是依附于当时握有军权的野心家林彪作为支柱的”。指明这一点,对于我们认清“四人帮”的反动本质是有益的。正是由于他们文武勾结、狼狈为奸,才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灾难。有鉴于此,所以在文章的结尾,作者表示: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把今之制造世乱的书生的丑恶形象,继马士英、阮大铖之后,在舞台上出现。”这不仅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清这伙跳梁小丑的丑恶嘴脸,而且可以提醒更多的人警惕这种现代马士英式的人物,防止他们“制造世乱”的阴谋得逞。
这篇文章采用的是说古道今的方法。杂文说古,不在唤起读者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以古证今,以古鉴今。这篇文章较好地掌握了其中的分寸,既放得开,也收得拢。文章的前半部分,作者一连用三个历史事实肯定了书生在安邦定国中的积极作用,这就与现代“四人帮”唯恐天下不乱的丑恶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更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四人帮”,指出他们就是现代的马士英、阮大铖。正是在这种正面与反面、历史与现实的反复比较和对照中,文章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