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27日 星期一
亲爱的凯蒂：我们隐居的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应该是关于政治的，只不过因为这个话题我个人不太感兴趣，所以大多时候不说也罢。所以我今天的这封信就全都用来谈谈政治吧。
毫无疑问，关于这个话题要说的话太多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在眼下这种艰难的时刻，要说这是最受欢迎的话题倒也不无道理，但是，为此没完没了的争吵却是非常愚蠢的。
他们可以沉思、大笑、诅咒、咕哝，爱怎么做都随他们的便，全当他们自作自受，只要不吵架就好，因为那结果实在太糟糕了。
从外面进来的人总会带来大量不真实的消息，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收音机却没有骗过我们。亨克、梅爱朴、库菲尔斯、爱丽和克莱勒都曾经沸沸扬扬地展示过他们的政治见解，只是亨克说得最少而已。
在“密室”里，有关政治的感受从来都是一样的。在围绕反攻、空袭、演说等问题上无数的争执中，人们听到的无非是“不可能”，或者“要是他们现在才开始那还要延续多久啊？”要么就是“太精彩了，一流的，好极了！”悲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还有哩——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永远满怀激情地发表自己观点的现实主义者们，就像对所有其他事情一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一会儿是某某得罪了他的夫人，因为他发表了对英国不相称的见解，一会儿是某位绅士攻击他的太太，因为她对他钟爱的国家充满了调侃和贬损之词。
他们似乎从不知疲倦，我发现争论的效果是惊人的，就像拿根针对着某人戳一下，然后就等着看他怎么蹦吧。我就是这么做的：只要提起政治，一个问题、一个词语、一句话，他们立刻就炸开了！
似乎德国国防军的新闻公报和英国BBC还不够似的，他们现在又引入了“空袭特报”。一句话，精彩极了；但另一方面又让人大失所望。英国人正马不停蹄地忙着他们的空中打击，跟德国人忙着说谎一样地有热情。所以广播从早晨一打开就全天24小时响着，一直到晚上九点、十点，甚至到十一点还有人在听。
这显然表明大人们有无穷的耐心，但也同时表明他们大脑的吸收能力非常有限，当然也有例外——我可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每天两条新闻不就足够了吗！但这些老鹅们，哎，该说的我都说了！
不管是劳工台，还是“奥兰制”电台，弗兰克·菲利浦斯还是威廉米纳女皇陛下，他们全都挨着个儿听，而且总那么专心。只要他们不是在吃东西或睡觉，他们就一定会坐在收音机旁谈论着吃的、睡觉和政治。
喔！真够烦人的，要想不让自己成为一个老呆子还真不容易呢。再也没有什么比政治对父母们的损害更大的了！
但我得讲一个特别精彩的例外——我们敬爱的温 斯顿·邱吉尔作的演讲简直可以说是完美。
星期天晚上九点。茶泡好了，上面蒙着暖罩，客人依次就坐。杜塞尔紧挨着收音机的左边，凡·达恩先生在正前方，彼得在他边上，妈妈挨着凡·达恩先生和凡·达恩太太坐在后面，皮姆坐在桌子边上，旁边是玛格特和我。先生们吞云吐雾；彼得因为听得紧张，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妈妈穿了一件深色的长便服；凡·达恩太太因为飞机而瑟瑟发抖，它们只管愉快地飞向埃森却顾不上下面的演说了；爸爸呷着茶；玛格特和我俨然以姐妹般的姿态紧挨着正在睡觉的木西，它愉快地独霸了我们两个人的膝盖。玛格特的头发上夹着发卷；我穿着睡衣，太小、太窄又太短了。
这情景是那么亲密、舒适、安详，眼下正是这样。但我却怀着恐惧等待着一贯的结果。他们简直就等不到演说的结束，就会跺起脚来，赶紧开始讨论。不，不，不，他们就这样你刺我戳，直到好好的讨论变成了激烈的争吵。
你的，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