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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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里，在加拉尔陀没有到棱科拿达去的时候，每天晚饭以后，他家的吃饭间里就聚集起一群朋友。
到得最早的总是鞍匠和他的妻子；他们有两个儿女常住在剑刺手家里。卡尔曼似乎想忘掉自己的不生育，感觉到这所大屋子的冷静压迫着她，因此让她的姑娘最小的两个儿女跟她一起住。这两个孩子由于自然的爱，或许也由于双亲的教导，不停地缠着美丽的舅母和慷慨的、红极一时的舅父，吻他们，跟小猫一样在他们膝头上打呼噜。
恩卡尔娜辛现在差不多跟她的母亲一样肥胖了，身材由于生过许多孩子已经变形了，嘴上由于上了年纪略略有些唇髭，她殷勤地向她的弟媳妇微笑着，因孩子们给她增添麻烦而感到抱歉。
但是，在卡尔曼回答以前，鞍匠就插嘴说：
“让他们去吧，老婆。他们多么爱舅父和舅母呀！尤其是小女儿，没有她的小舅母卡尔曼就活不了……”
于是两个外甥儿女就住在那儿，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而且凭着小孩子特有的机灵，猜透了他们的双亲希望他们怎么办，就用过分的抚爱和亲昵对待这几位富有的亲戚，孩子们知道所有的人谈到他们都是肃然起敬的。一吃好晚饭，他们就吻吻安古司带太太和双亲的手，冲上去拖抱加拉尔陀和他的妻子的脖子，然后去睡觉。
外婆坐在餐桌上首的靠椅上。当剑刺手有客人的时候，因为客人差不多总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这善良的老妇人就推辞着不肯坐这光荣的座位，可是加拉尔陀坚持要她坐。
“不，”加拉尔陀抗议着。“妈妈应该坐上位。坐在这儿吧，否则我们就不吃了。”
于是他就伸出手臂，扶着她坐上椅子，热情地抚爱着她，似乎是想补偿他在放荡的童年时代所给她的折磨。
晚饭以后，国家来了，他到大师的家里来闲谈一会儿，这一种拜访似乎是尽下级人员对主人的责任；这时候，谈话似乎更活跃起来了。加拉尔陀穿着羊皮背心，像一个富有的地主似的，光着头，小辫子摊平在额角上，用饶舌的和气态度接待了他的短枪手。斗牛迷们说些什么？有哪些谣言在传播？……共和国进行得怎样了？
“伤疤脸，给赛白斯蒂安一杯葡萄酒。”
但是国家谢绝了这种优惠的款待。一点儿葡萄酒也不要，谢谢，他从来不喝酒。酒是造成劳动阶级那么无可救药的落后的原因。大家听到这句话都大笑起来了，仿佛他说的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一句俏皮话似的。短枪手立刻鼓吹起他的意见来了。
唯一带着仇视的眼光沉默不响的人就是鞍匠。他厌恶国家，把他当作一个仇人。国家，像一个善良忠诚的丈夫，也是善于生育的，成群的孩子在一家小酒店里缠在母亲的裙角上。最小的两个是加拉尔陀和他的妻子的教子，这是由于同志爱结合起来的。伪君子！他每礼拜日把两个教子带来，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让他们来吻吻教父教母的手。每一次，当国家的两个儿子得到什么礼物的时候，鞍匠就气得脸色发白了。他是来抢他们的孩子们的东西的。也许短枪手也在梦想剑刺手的一部分财产总有一天会到这两个教子手里吧。贼！他根本不是一家人呀……”
鞍匠不是用仇恨的脸色和恼怒的沉默对待国家的谈话，就是说这一类话来伤害他：照他的意见，在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的人，对于奉公守法的人就是一种危险，这种人应该马上枪毙。
国家比他的大师大十岁。当大师开始舞披风的时候，他已经当过几个重要斗牛队的短枪手，最近从美洲回来，他曾在利马①斗牛场杀雄牛。在他的职业开始时期，他是因为年青和身体矫健略略有些名望的。他也有过一段时期被看做“未来的斗牛士王”，塞维利亚的斗牛迷们把眼睛盯在他身上，希望他压倒别的地方的屠牛手。但是这希望并不长久。当他从美洲旅行回来的时候，由于他在远方斗牛传闻模糊的出色行为很有名望，群众都抢着到塞维利亚斗牛场来看他怎样杀雄牛。几千人买不到入场券。但是在这确立名誉的决定性的试验期间，正如斗牛迷们说的，“他不够大胆”。他插短枪稳实得像一个忠实认真的工人完成任务旭是当他动手杀雄牛的时候，他的自卫本能却比他的意志更有力量，这使得他跟雄牛保持一段距离，没有尽量发挥他的高大身材和强健胳膊的力量。
①利马：秘鲁首都。
因此，国家放弃了斗牛大师的更高的光荣。他只能当一名短枪手。他只得委身做一个这一行业的散工，在别的比他年青的人的领导之下，赚一点可怜的薪水，用来养活一家人，也可以节省一点下来做一点小生意。他在梳小辫子的同事之间，以他的好心和老实行为闻名。因此他的大师的妻子非常器重他，把他看作保证她的丈夫忠实的守护神。夏天，当加拉尔陀和他那一整队人到省会里的咖啡跳舞馆里去，想在一连串斗牛以后放纵享乐一下的时候，国家总是又庄重又沉默地坐在穿着蒸汽衣服①涂着鲜红嘴唇的歌舞姑娘之间，正像是一个沙漠里来的圣人坐在亚历山大②的妓女群中一样。
①蒸汽衣服：穿得很少的、精致透明的衣服的玩笑说法——世译本
②亚历山大：埃及滨地中海的城市和主要港口，位于尼罗河三角洲。
他并不因此感到激动，他只是想到住在塞维利亚的妻子和儿女们。照他看来，全世界所有的缺点和恶德，都是缺乏教育的结果。当然，这些可怜的女人也不会念书也不会写字。他自己也不会，因此，他把这缺点当作他所以卑微和不大懂事的原因，他也把存在在全世界的所有的贫困和堕落都归罪于这同一原因。
他在青年时代的早期是一个铸铁匠，国际劳工会的活动分子。他是他的工人伙伴们的永不厌倦的听众之一，他们比他幸福，能够大声念出致力于人民幸福的报刊上登载着的话；他在国家义勇军的时期曾经当兵玩儿，属于戴红帽子当作联邦主义“决不妥协”的标记的那些步兵营。他整整几天呆在群众广场中央的演讲台前，或是宣布长期集会的那些政治俱乐部里，听雄辩家一个接着一个，日日夜夜，用安达卢西亚式的流利腔调，忽而谈到耶稣的神性，忽而谈到粮食的涨价，直到反动势力出来镇压才止，当时的一次同盟罢工使得他这样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落进困难的境况里，所有的工厂都拒不录用。
于是他爱上了斗牛，他成了个斗牛士，那时候他二十四岁，原本可以挑选任何生活路线。他懂得很多，瞧不起地谈到现代社会里的荒谬事物。他听了那么多年的报刊朗读，并没有落空。虽则他在斗牛上并没有什么发展，可是总比做一个熟练工人多赚一点，生活得好一点。朋友们记起他曾经在国家义勇军里拿过枪杆，所以给起个外号就叫“国家”。
他谈到斗牛士这门职业总有点悔恨，虽则他已经干了很多年，却因为属于这一行而感到抱歉。他那一区的委员会宣告：加入斗牛这种野蛮落后的玩意儿的党员都要开除党籍，可是对于他却做了一个宽大的例外，在选举人的名单上保留着他的名字。
“我知道，”他在加拉尔陀的吃饭间里说。“斗牛是反动的……有些类似异教徒审判所时代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人类需要念书写字，正像需要吃喝一样；在学校这么缺乏的时候，却把钱花在我们身上，这是不合理的。马德里出版的报纸上说过……但是党同志们看得起我，委员会在堂贝贝发言以后，就同意让我留在党里了。”
不管加拉尔陀和朋友们怎样用笑话和狂暴的可笑的夸张也不能动摇他的极端的严肃，这种严肃显示出他的同党同志给予他例外的优惠所引起的光荣的骄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