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水中女妖
二十三 水中女妖
在巴黎，提奥绝望而沮丧地目睹着哥哥最近造成的种种伤害。父母的每一封来信，都暗含了全新的愤怒和恐惧：“文森特变得非常易怒……行为越来越不可理喻……他非常伤心，内心完全无法平静下来……希望上帝能够保佑我们。”一年前，提奥就已经预见到危机的到来，因此诚恳地邀请文森特从德伦特去巴黎，而不是继续他那会给所有人带去折磨的回家之旅。即使在文森特到达纽南后，提奥在言语和金钱上都尽其所能地让文森特避免接触到一切他厌恶的事物。那一年，虽然画廊的工作非常忙，8月提奥甚至还出差去了一趟伦敦，但他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夏天去了两趟纽南：提奥加倍地照顾家人和为家人操心。现在，虽然他竭尽全力，事情仍然到了这一地步：众所周知的丑闻和家庭暴力。
以前，文森特经常写信；不过自春天兄弟俩爆发那场激烈的争吵之后，文森特的来信就开始少起来，就像山间快要断流的小溪。每月提奥仅能收到一两封简短的信件，信中都没有太多的个人消息，这不由得让人满心疑惑。曾经饱含深情的习惯性结束语“握手”，现在也踪迹全无。即使在这段暂时平静的夏日间隙，围绕文森特自3月开始创作的作品，兄弟俩也一直战火不断，为绘画技巧争论不休。当提奥指责文森特的作品过于粗糙时，文森特会不断为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己）辩护，他援引了种种说法，包括黄金时代的大师雷斯达尔的“庄重的简单”以及新近的最爱约瑟夫·伊斯雷尔和查尔斯·德·格鲁士的观点。当提奥指出，文森特还没有给海牙绘图员协会寄过一幅水彩画时（文森特曾答应在结束德伦特的旅行后将会着手进行这件事），文森特有些愧疚，但还是激烈地反驳说：“我真的忘了……对此我兴趣不大……手头一件水彩画作品也没有……今年已经太晚……现在没有心情做这件事。”相反，他完全无视提奥的反对，宣称自己要画更多关于纺织工的油画和素描。
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关于色彩的争论。
在很长的时间里，文森特都不太擅长色彩的运用。与莫夫的闹翻、颜料的花销、水彩画的难以驾驭以及对黑白画面的巨大投入，使得文森特在几乎两年的时间中，在水彩画上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有时候，我常常纳闷，为什么自己不是一个更善于画水彩画的人呢？”1883年8月，文森特沉思道：“我的性格明明适合这一领域——但是直到现在，我都还没取得显著的进展，原因何在？”除了在1882年的夏末有过几次不错的尝试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成果，而且还长期拖欠着颜料的账单。
文森特即使不断努力，就像在德伦特时一样，却仍无法放弃施恩韦格画室那纯灰色的世界。就像他用木炭和铅笔“绘画”一样——不停地设计、涂上阴影、为制造水彩效果而抹花，他让画板成为一道“灰色的”彩虹，偶尔使用色彩，也不过是为了将一个物体同另一个物体区分开来。对这种在色彩上的沉默，他精心辩解说，必须让自己的颜色保持在“一个低声部”——低于自然的浓度，为的是呈现整体的“精妙和谐的灰色”。在熟谙于心的众多艺术家之中，他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众多英雄（从全民追捧的乔治·迈克尔到难以捉摸的马克思·李卜曼）。他一直用万花筒般色彩斑斓的语言来描绘自己无声的图像。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由，3月提奥对德伦特时期的水彩画的批评（“一无是处”），让文森特很受伤害。当弟弟在5月到访纽南，并且在克基拉岛画室里旧事重提时，文森特立即激烈地予以反驳。“说到单调的色彩，”提奥一离开，他就立即在一封画满重号的信中宣称，“你不能就事论事，单独地评论一幅画的颜色……当分开考虑时，一幅作品之中的颜色可能被认为是非常明亮的，但事实上这幅画是一种相当黑暗的灰色调。”这是又一场辩论的开始，这将使他的艺术创作在之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以一种挑衅的方式跌回到黑暗之中。
整个夏天，文森特在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围绕同一主题的信件中，将自己对过去所有蔑视的怒火以及对即将暴露的恐慌全都发泄在这次争吵中。最近，在阅读查尔斯·布兰克所著的《当代艺术家》时，文森特抄录了其中的很多页，援引这位不亚于巨匠德拉克洛瓦的权威来为自己“灰色的、脏兮兮的色调”辩护。当提奥将法国艺术家皮埃尔·德·夏凡纳推荐给他时（夏凡纳的《圣林》用明亮的柔和色彩描绘了世外桃源的景色，在1884年让整个艺术沙龙为之倾倒），文森特用约瑟夫·伊斯雷尔的话语（“以很深的调色开始，可以使一些相当暗的颜色看上去比较淡”）和大量与提奥观点相左的例子进行还击：从委拉斯开兹的明暗对照法（他的阴影和中间色大多由无色的冷灰色构成）到巴比松画派的阴天。
与文森特对于荒原生活夸张而黑暗的描绘相去最远的，莫过于皮埃尔通过经典的人物形象和白垩的颜色对“愉悦的大地”的理想化表达。文森特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严厉地批评提奥对皮埃尔·德·夏凡纳的“银色色调”的推崇，并且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所喜欢的油画色彩，“深褐色和沥青色”——正如他为了自己经常做的那样，他抱怨它们遭受的忽略，恳求对它们多一些耐心：它们拥有如此非凡和独特的品质……在学习驾驭它们时，需要付出努力，因为它们的运用不同于其他普通的色彩……在最开始的实验阶段，很多人就会气馁，但这些不可避免，要想驾驭这些颜色，不可能一开始就会成功……起先，我对它们感到非常失望，但我不会忘记自己所看到的由它们创造出的美丽事物。
当提奥试图重新讨论印象派时，文森特的反应更加激烈。他宣称自己对其一无所知（“在我看来，它们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也漠不关心（“我对其他或是更新的事物并不好奇，也无意去了解更多”），他认为印象主义不过是让魅力凌驾于实体之上。“我并不是鄙视它，”他轻蔑地说道，“但是它的确没有让真正的美丽增加太多的魅力。”
当提奥继续指出印象派画家避免了黑色并努力抓住光线效果时，文森特的反对变得更为强硬。他对印象派画家的男子气概提出了挑战，并且援引色彩“无法言说的美丽”和贝多芬无限深沉的音乐，来捍卫自己的“黑暗艺术”。他不仅没有避免运用黑色，而且同时宣布要开始另一轮探索，这一次是用颜料来寻找一种比黑色更深的黑色——“比纯黑更强烈的、更深的色调”。与此同时，他轻率地拒绝用颜料尝试捕捉阳光，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和丑陋的”。四年之后，他还将画架摆放在普罗旺斯的明媚阳光下。而现在他谴责所有类似的“夏季阳光的效果”，并且重申自己对阴影、黑色的轮廓以及黄昏情有独钟。
文森特的生活也紧随自己的艺术陷入黑暗。9月的戏剧性事件将夏季关于色彩的争论挤到了一边（但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它将卷土重来），这时文森特再次激怒了整个世界，招致了几乎所有人的一致谴责。文森特使玛戈特·贝格曼误入歧途，却像穆雷那样狡辩（“我宁愿马上在激情中毁灭，也不愿在无聊中苟活”），对此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甚至是关系最为亲密的弟弟。有人开始传言这个善良的老姑娘的命运掌握在牧师这位堕落的儿子手中，文森特渐渐退回到阴郁的孤寂之中。
在给提奥的信中，他已完全陷入沮丧（“我十分清楚，对我而言，自己的未来将永远都会非常艰辛”）。他写下一连串尖刻的话，有时还写长长的附言发泄，此时，罪恶感已经变成了愤怒。“我无法一声不响地接受所有这一切，”他写道，“这真的让人极为愤怒……本不应该这样继续的。”他认为最该遭到严厉斥责的人——革命的敌人——是提奥，幻想兄弟俩互相厮打，或许是互相残杀——俨然是世界上最英勇的举动。这激动人心的想象短暂地激活了他在德伦特时的梦想（“努力去了解自己到底属于哪里”），但思绪又总是回到当下——“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勇气、没有希望”的当下。对于未来，他也摇摆不定，不是挑衅地威胁说要回海牙，就是绝望地怀念黑乡。
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里，拉帕德的到访让文森特跌入另一个地狱。他一直觉得他与这位贵族朋友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不断坚持说“我们是在同一个水平”，并发誓要“与他同步”。然而，在一起工作两周之后，他才发现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痴人说梦。事实上，二人之间已经存在巨大的鸿沟。拉帕德的获奖、个人展出、社交圈、温文尔雅的朋友，以及家庭的支持，都令文森特望尘莫及。前一年春天他们在信中就技艺问题不断争吵，这些信中满是被排斥的文森特的痛苦。10月，当文森特看到朋友能够创作出“美丽的”油画习作，一幅接一幅，并且都“非常不错”时，他又充满了竞争意识，一半出于失望，一半出于决心。他宣称：“一个人已经进入死胡同，必须要重塑自我。”写给提奥的信中不仅充满了对过去的激烈辩护，同时还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几近于喋喋不休的、对未来的迫不及待：“我必须趁热打铁……不能再耽搁一分一秒……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创作……必须在短时间内向大家展示自己取得的成就。”
他以近乎疯狂的决心，再次致力于那些一直没能实现的目标。拉帕德离开后，文森特马上写信给他：“我向你保证，不会太久了——要么我会有自己的展览，要么我的画作会畅销。”有了拉帕德作为激励，他在11月带着画架和颜料盒走到冬天寒冷的乡下，画了一系列令人愉悦的、传统的风景画：秋季独有的金色的白杨道、乡村小路，以及乡村磨坊。
为了显示自己全新的决心，文森特买了新衣服（“相比以前，我现在对衣服更挑剔。”他向提奥保证），并且开始提供“事实和数据”，证明自己很快就能用提奥的钱赚得20%的收益（文森特此时对商业的兴致颇高）。毫无疑问，他意识到如果失去提奥的帮助，自己将永远无法赶上拉帕德，于是他开始寻求和解，至少是希望与提奥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能暂时被搁置。他写道：“我们必须取得进步。”他再一次使用“我们”，这是两人兄弟关系和睦时才会用到的，“我们必须前进……和我肩并肩努力吧——不是采取中立的态度，而是以一种热情、积极的方式……亲爱的弟弟，我的朋友，让心中的激情燃烧吧！”
就像在德伦特时一样，文森特用幻想填满了渴望和恐惧之间的鸿沟。在没有告知提奥的情况下，他写信给莫夫与泰斯提格，请求他们在自己全新的计划之中同自己合作。他请求莫夫：“再给我一个机会，在你的画室中画画。”他幻想，如果他完全坦白过去的错误，泰斯提格应该会“重新恢复两人之间的关系”，莫夫也将会给他一些“纠正及提高我的作品的指点”。文森特又想象着自己是一位年轻的成功艺术家，像安东·范·拉帕德一样，就教于一位基础扎实的、要求严格的画家，并且与令人望而生畏的经纪人的艺术世界再次建立联系。他向提奥解释说：“我仅仅是在采取一些措施，以促使我的作品取得直接的进步。”哥哥的主动一定让提奥震惊得目瞪口呆，“我将会一直絮絮叨叨，直到莫夫屈服”。
即使是来自海牙的迅速的断然拒绝（“他们不愿意和我有任何瓜葛。”他汇报说），也没有动摇文森特为自己辩护并继续前进的决心。他写道：“莫夫与泰斯提格拒绝了我，对此我几乎有一种高兴的感觉。觉得身上有最终赢过他们的力量。”事实上，那时他刚刚开始创作一系列的作品，他坚信，这些作品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告诉提奥：“我发现了一个机会，要证明给他们看。”
12月初，文森特的画室早已挂满了新作。在每一面墙上，一幅幅人物肖像在昏暗中向外凝视。无论是在画架上，还是在一沓沓的素描中，来访者看到的只有纽南那些无名的社会底层人士——农民、拓荒者、织工及女性劳动者，他们表情凝重，隐藏在无尽变化的深褐色与沥青色之中。这是文森特为获取商业成功，为赢得莫夫与泰斯提格，为不再依赖提奥，也为与拉帕德较量而采取的全新计划。事实上，文森特的这一系列举措受到了这位贵族朋友的启发。10月前来拜访时，拉帕德用大量时间画人物头像——大部分是女性，这些画作曾让文森特艳慕不已。拉帕德离开后，文森特立即写信给提奥：“他的访问给了我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的灵感，我几乎想要立刻开始创作类似的画作。”
甚至文森特为这些新作品选取的名字——“人民的头像”——都暴露了他全新的商业和竞争热情。正如《绘画》杂志中著名的系列插图呈现的是工人阶级之中不可见的“真实的人民”，他的系列农民形象将向世界介绍“布拉班特的人民”。同时，他认为，和肖像画一样，这些全新的作品在商业上会有极高的威望。（他热情高涨，不再担心自己是否能画得“像”，这一怀疑长期以来使他不敢尝试肖像画。）毫无疑问，甚至莫夫和泰斯提格也看到了“有性格的头像”在销售上的潜在价值，他坚持说：“肖像画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擅长画肖像画的人寥寥无几。”
成功的幻想紧紧地攫住了他，文森特开始了另一轮疯狂的工作。他原先计划到1885年1月底，创作30幅肖像画——每月完成十幅，然后带着这些作品去安特卫普，开始一场延误已久的销售旅行。但几周后，目标被提高到50幅头像画——几乎是一天一幅，“尽快，一幅接一幅”。为什么？“因为我正处于创作的高峰期，”他向提奥解释道，“一天都不能浪费。”像通常一样，他相信赫拉克勒斯式的努力工作能有所帮助，这样作品的数量就会增加，为了避免另一次失败，他疯狂地工作。每天早上，都会有模特到克基拉岛的画室：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只要是文森特能够支付得起费用，或是经他说服可以经受住他绘画时的折磨的任何人。似乎是因为“丑陋”，他才选择了他们，他的一个学生评论道：扁平的脸、低低的额头、厚厚的嘴唇、瘦弱的下巴、凹陷的朝天鼻、突出的颧骨、硕大的耳朵。在画室昏暗的冬日光线下，文森特让他们摆出各种姿势：男人们戴着工作时用的鸭舌帽或是流行的泽兰省圆顶礼帽；女人们戴着精致的布拉班特软帽、早上用的帽子、白天用的帽子或晚上用的帽子，有时候甚至不戴帽子。当模特坐下时，文森特都会把自己的椅子移得很近，透过透视框久久地注视。
然后，他开始作画。他抢在早早就会到来的黄昏之前拼命地画，直接用画笔在1.5英尺×1英尺的空白画布上作画。他没有时间进行素描或者是对形状进行设计。斜睨着的眼睛，以及可能在前一晚的煤气灯下绘制好的一些草图，是他全部的依靠。就像他与提奥在争论时所说的一样，首先他会画上最深的颜色——夹克衫和工作服上近乎全黑的摺痕、沥青色的背景、深褐色的脸。他常迫不及待地没等到颜料干掉，就会刷上湿漉漉的亮色，使得白色和赭色变为灰色和棕色。他的每一笔都是即兴的创作，他冒险地不断将颜色像泥一样层层地叠加，因为涂上的颜色很快就会消失在之前的黑色之中。
这一冒险要求的是速度。文森特一幅接一幅地创作作品，学会了一种超凡的简洁笔法——完美地配合着他画画时的飞快速度。用几个比较粗的条纹传达出披肩和领子的意味，用短而细的线条来勾画嘴唇、下巴、酒窝及眉毛。画布上任何的拖延都会毁掉这幅画，所以他不可避免地依赖钢笔素描和草图之中的平行影线，这些举动就像写作一样自然。尤其是他在画女性别致的圆形软帽时，仿佛帆布非常烫手一样，为了保持那种柔和的色调，光与影之间的互动成为越来越少的颜料的碎片，这是他为成功所下的最新的赌注。他向提奥保证说：“颜色最后变得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合适，我对颜色有自己的看法和情感。”
为了逼自己更快地作画（“我必须画大量的画”），文森特学会在仅仅一上午就完成一幅完整的肖像画。1885年2月底，文森特实现了完成50幅人物头像的目标，但他仍在继续画——自海牙时期那位孤苦的老人桑德兰出现在他不知疲倦的铅笔笔下以来，这是史无前例的疯狂工作。
自海牙时期以来，如此配合的模特家庭至此才再次出现。他们不仅仅在有着宝贵日光的上午过来，下午和晚上也会过来，坐在油灯下，让文森特描画人物头像。为了满足自己无法满足的要求，文森特四处寻找模特。一些可敬的人，如租给他画室的教堂司事的妻子阿德里亚娜·沙弗拉斯，都在被邀请之列，但他们认为去做模特似乎“不成体统”。没有人愿意无偿为这个怪人做模特。文森特抱怨道：“人们都不愿意摆姿势，要不是为了报酬，没人愿意光顾。”然而，在纽南漫长的寒冬，因为文森特为模特一天支付一个荷兰盾，还是有不少人会欣然前往：农场上游手好闲的工人、失业的商人及无业的纺织工人。
然而，就像在海牙时一样，文森特更倾向于不断去解决同一个问题，而不是找出新问题。他不断把自己疯狂的注意力和钱财投入到一小群画室的固定拜访者身上，尤其是模特戈尔狄娜·德·格鲁特——被他称作西恩的女子。
信中开始充斥着似曾相识的哭诉，“我必须要一位模特”，“我总是缺乏模特。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模特”。文森特在信中对一些“穿着脏兮兮的蓝色紧身上衣的农村女孩”别有用心地进行过描述，此外，他还提到一些超越透视框范围的纠葛。他谈道“要与模特建立亲密的关系”，“为轻佻女子对我的抛弃寻求补偿”，及“一些像妓女一样美丽纯洁的乡村姑娘”。他兴致勃勃地对“女性头像的题材”进行了仔细地论述，从惠斯勒、米莱、鲍顿画笔下的正派女孩（“我们妹妹一样的女孩”），到夏尔丹笔下健壮的、“肮脏的、粗俗的、邋遢的以及发着恶臭的”农村妇女。他充满渴望地谈到希望能画一些裸体画。在画室里，他不断重复地画戈尔狄娜，无休止地画了整整一个冬天，他不惜用大量浓厚的、黑暗的和迅疾的笔触来刻画她的大致轮廓。
戈尔狄娜的眼睛直视着他，在熟悉了之后，她的朝天鼻和厚厚的嘴唇开始变得自然起来，用光芒四射的灰色进行描画的软帽有着性感无比的光晕。在文森特黑暗的新艺术之中，她可是集大成的瑰宝，宛若一位身穿深褐色及沥青色衣服的圣母玛利亚。就像为之前那幅幻想之中的杰作《悲伤》辩护一样，文森特以同样热情的、不顾一切的语言保护着她，他称：“一个人在画农民时，自己就必须像是其中的一员，与他们一样去感受和思考，太自我是无济于事的。”
反抗、痴迷及幻想让文森特又回到了施恩韦格时的状态。
再一次，情感需求和艺术理想的无形结合让兄弟关系充满了敌意。为了维持全新的模特群体，文森特需要钱。提奥8月回家时，将他每月的津贴由150法郎削减为100法郎，因此当文森特启动“头像”系列作品的创作时，由于他对模特和颜料的过分要求，二人又将陷入对抗。假装自己的艺术需要更多的金钱及更多的支持，他再次为自己的新生活提出了众多的要求。在拉帕德来访之后的慌乱中，他恳求弟弟“能再寄点钱过来”，完全不顾提奥关于经济拮据的抱怨，反倒是极力地敦促他“继续坚持”——“必须要有的东西，总是能找到的。”文森特不断施压要求更多的钱，就像曾经掩盖对西恩的付出时一样，使用了相同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语气：“我必须另外再拿到100法郎……是不是现在肯定不能给我这些钱？……但是我必须坚持，一定得坚持。”
当提奥有些犹豫时——当他不愿帮助文森特与莫夫和泰斯提格重修旧好时，当他催促文森特放弃画室去埃因霍温租一间房子时，或者当他仅仅是不愿意及时作出答复时，文森特破口大骂。“就个人层面而言，你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毫无用处。”他如此写道，无情地将个人伤害与职业伤害交织在一起。再一次，他指责提奥，说他破坏了自己的艺术（冷漠地支付金钱，就只是一种“保护”，他嘲讽道），还指责他和父亲沆瀣一气，串通好一起对付他。他把提奥比作一个藐视其成就的“轻佻女子”，并且发誓绝不会强迫提奥温柔地对待自己。相反，他寄希望于这个世界能够同情自己，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却从来没有施舍给他一丝一毫的同情。“你已经说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了，”他在12月怨恨地写道，“你从来都不打算关注我个人或我的作品，除非以保护的方式。好吧，我坚决拒绝忍受这一点。”
无法避免地，文森特的父母再次被卷入到愤怒和辱骂中。当文森特在海牙时，距离将父母和儿子的暴怒隔离了开来。但是现在在纽南，自然也就无处可逃。在周日早晨做礼拜的多洛斯教会的所有会众，不管男女老少，多多少少都知道牧师这位离经叛道的儿子：他在天主教教堂司事房子里的画室、他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模特、他那无法解释的艺术。他们知道因为这个红头发的怪人，玛戈特·贝格曼不得不离开这个村庄。
当然，文森特矢口否认自己的行为让父母丢脸了。更难以置信的是，他甚至辩解说9月的那件事完全没有影响自己家同贝格曼家之间的关系。在安娜和多洛斯写给提奥的信中，却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文森特和玛戈特的事情，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多洛斯写道，“因为不想见到他，大家再也不会到家里来拜访。至少邻居是这样的。但不得不说，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在玛戈特被带到乌特勒支后的几天，多洛斯就非常沮丧地开始考虑被迫离开纽南的可能性。“太难了，”他说道，“但如果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变得非常糟糕的话，这只能是唯一的选择。这几天，我感觉这一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牧师和妻子一边向上帝祈求最终的保护，一边竭尽所能地保护家人免受这一丑闻的影响。在文森特和玛戈特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之后，年仅22岁的惠尔马上就被送到远在米德尔哈尼斯的亲戚家中，因为“换一个环境生活，对她更好”。他们让17岁的科尔安全地住在海尔蒙德，他在贝格曼工厂的学徒身份，以及他和贝格曼家族一位表亲的友谊没有因为哥哥的异教信仰而受到影响。但他们却为文森特给远在异乡的提奥带来的麻烦而着急，为维护家族的声誉，提奥已经“付出太多”。反过来，提奥和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很担心父母的健康，尤其是身体非常虚弱的父亲，现在他已经62岁了。
甚至在1月妻子受伤之前，多洛斯的健康状况就已经开始每况愈下。到了5月，因为身体原因，他已经从繁荣社退休。梵高家族自这个组织成立之初就与其建立了联系。安娜的身体恢复得很慢，这给他造成了很多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负担，3月他教她站立，7月教她行走，9月带着她四处走动。现在，除了33年来对妻子的担心以及年老之后的不便，多洛斯还得努力尝试控制文森特越来越难以控制的脾气和无法预知的行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家中。“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想让他冷静下来，”在给提奥的信中，他写道，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绝望，“但是他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格格不入，是否能长时间地住在一起无疑是个问题。”
然而，多洛斯仍旧尽力避免采取那个无可避免的解决方法：让文森特离开。对于儿子那颗受伤的、难以驾驭的心，他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了解。“只能是听之任之，但我们不想指明该如何去做，”他非常无助地写道，“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只能是听之任之。”因此，他等着文森特实行那个再三讨论的计划：移居到安特卫普。在此期间，他忍辱负重地保证会“忍让，并尽一切努力”。多洛斯因身体太虚弱而无法和文森特争吵，如果文森特不肯离开的话，他只能非常严肃地考虑自己搬离纽南。11月赫尔瓦特的教会（他之前在那里工作过）给他打来电话时，他开始和他们进行协商——为了不激怒反复无常的儿子，这一切只能是悄悄地进行。“要是文森特稍微正常点的话，”他悲痛地说道，“可以减少多少麻烦啊。但现实并不是这样。”
正如多洛斯所料，当文森特听到自己将要被驱逐或抛弃的风声时，他在牧师公馆里开始低调起来，只字不提要离开。提奥非常谨慎地让他移居到埃因霍温，但他斥责提奥在“胡说八道”。在历时大概一年的期待后，他突然放弃移居安特卫普（哪怕只是一年之中去待一段时间）的计划。他说拉帕德建议他不要去（如果是真的，那将是一个彻底的逆转），并绝望地为自己开脱和欺瞒弟弟（即使在多洛斯拒绝去赫尔瓦特之后，这仍在继续）。他坚持认为，克基拉岛的画室是他成功的关键。没有那间画室，他的事业“将会毁于一旦”。“住在家里，绝对不是因为我贪图安逸，”他抗议道，“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绘画事业。”他警告提奥说，要是他们将自己驱逐出这个田园般的工作地点的话，那么他们就犯了天大的错误。“为了画画，”他坚持道，“我必须在这里多待上一段时间。”当被问到待多久时，他的回答模棱两可：“等到我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进步吧。”
提奥越是为父母辩护，就越是会遭到文森特更为激烈的抵制：“要我放弃自己的画室，绝无可能……无论如何，他们都绝不可以要求我离开村庄。”他将弟弟那些谨慎、委婉的劝告全部顶了回去，还将它们全部转换为对更多金钱，当然还有更多模特的要求。“在离开之前我必须画大量的头像，”他写道，“如果能付更多的钱给模特们的话，进展也就会更顺利。”他们之间的纠纷最终被放大，演变为另一场城市（提奥）和乡村（文森特）之间的冲突，文森特将提奥描述为一个毫无个性的鉴赏家——脱离了所有真正的灵感和自然。最后，他威胁将二人之间的冲突发展到父亲那里，从而触到了弟弟最敏感的神经。“我在这里的境遇可能有点紧张，”他模糊地暗示道，“我发现让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并非易事。”
你要是将这一点考虑进去的话，那就太好了。如果在经济方面，你愿意尽最大努力的话，那么事情对我来说就会变得简单得多，我相信在未来我会有机会保持平静，虽然这离真正的和谐还很远。
被激怒后，提奥终于透露出自己长久以来对哥哥的事业的怀疑。“我很怀疑。”他写道。不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怀疑文森特的开销、他坚持待在纽南的理由、他待在家里的意图以及最终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文森特认为提奥的怀疑包含了这里的一切，甚至更多：对他的全然否定。在贝格曼事件和拉帕德的来访后，这个词——“怀疑”——像一束易燃油上的火苗烧到了文森特敏感的内心。
“对于你是否怀疑，我根本就不在乎。”他彻底地爆发了。他认为提奥的含沙射影是“恶毒的”，他指责提奥“故意这么做来摆脱我”。在数月的信件之中，他的愤怒旺盛地燃烧，因为这个词激起了他的内疚和愤懑：仅仅因为你的地位比我高，你无权怀疑那些地位低的人——包括我……如果你怀疑我，你自己就是导致这一切的根源……你必须收回你因为自己的怀疑所说的一切……最丑陋的误解是由猜疑引发的……你对我的怀疑毫无疑问是不恰当的……收回这些话或者作出解释，因为我不会忍受别人对我这么说。
随着圣诞节的来临，文森特陷入了更深的绝望，而圣诞节本该是家人和谐共处、普天同庆的日子。传统的圣尼古拉斯节庆祝活动，以及远在他乡的提奥寄过来的圣诞祝福和精心挑选的礼物，只不过讽刺了他的一切家庭关系的破裂。现在，他甚至会和妹妹们吵架，几乎完全从牧师公馆之中脱离出来。“对我们而言，他变得越来越像一个陌生人。”节日之后，多洛斯写道。
1884年的圣诞节，不仅仅是梵高家，全世界都愁云密布。全球性的经济不景气对商业的破坏极大，经济难民充斥着城市的角角落落，包括阿姆斯特丹。霍乱横扫法国的消息，让大家在信中总是为提奥的安危提心吊胆。甚至是身体一直不好的、正住在里维埃拉一家旅馆之中疗养的森特伯伯，也都在担惊受怕。离家更近的伯伯，海军上将简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那没出息的儿子，在挥霍掉家族的好运和名望之后，因“癫痫发作”而住院，这个一向骄傲的老父亲更早地走向了坟墓。牧师公馆里，安娜可以四处走动，但是现在无法安稳地躺在床上，她和细心服侍她的丈夫只能遭受无数漫长和无眠夜晚的折磨。节日期间，多洛斯又患上了感冒，这在牧师最忙的时节可不是一件好事。“处处的情形都非常令人沮丧。”他总结道。
在惨淡的情形下，文森特还为大家增添了一些额外的痛苦。和提奥疏远，和牧师公馆疏远，在任何地方都遭受排斥，他看到自己面前只有孤独。科斯麦克斯那样的较为疏远的朋友从来不来拜访。圣诞节时，他和赫尔曼的联络也在一场争吵中画上句号，和拉帕德的友谊再一次滑入冰点。圣诞前夕，文森特把自己关在冷冰冰的画室里工作，而不是和弟弟科尔一起去滑冰。“文森特没有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也不试图和别人套近乎。”多洛斯悲叹道。和提奥打交道时，文森特感觉到的只是羞辱。一年来的恳求、要求、哄骗和恐吓都没能让他向独立迈进一步。整个12月，他都在乞求弟弟额外给他20法郎——他感到“非常糟糕”和“无能为力”。最糟糕的是，未来看上去也不会柳暗花明。“我几乎从来没有在如此忧郁的状态和情绪下开始新的一年，”假日结束后，他写道，“我也不再期待会有成功的未来。”随着接二连三的失败，他说自己感到勇气在“逐渐消失”，这一年的家庭混乱伤害了他。“生活之中没有平静和热忱，我再也无法忍受。”在圣尼古拉斯节那天，他写道。
在克基拉岛的画室里，白天的短暂和彻骨的寒冷交织在一起，剥夺了文森特唯一的逃避方法和慰藉：工作。“为了文森特，真希望冬天能早日结束，”多洛斯焦虑不安地写道，“在户外画画当然是不可能的。漫漫长夜对他的工作也毫无益处。”无论在黑暗之中文森特是否正如多洛斯猜想的那样，通过酗酒来取暖，他的作品依旧被冰封在过去之中。在写给提奥的信中，他重新找回了施恩韦格时期的英雄——杜米埃和伽尔伐尼、德·格鲁士和马蒂斯·玛丽斯，并且重新开始了他对杂志插图、类型画和人物素描的狂热。“也许只专注于人物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写道，并明确地认为海牙时期的作品是自己最好的作品，“通过不断地研究模特，我将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在很短的工作时间中，他仍在继续创作黑暗的、夸张的头像，不顾一切地试图在2月创作完成50个头像。“它在总体上对我的人物绘画有益。”他坚持这样认为，毫不理会弟弟让他画风景画和让画面更为明亮的恳求。只要天气允许，他会画模特；当天气不好时，他就会对着之前的习作画素描（他曾在圣诞节时寄了一些给提奥）。在冬日幽暗的光线中，他的调色盘也越来越暗；他用形象和言语，为一个缺乏颜色的世界激烈地辩解。“毫无疑问地，”他宣称，暗示着自己最终会被接受，“在颜色方面，我确实收获了一些东西。”
文森特感到被家庭、亲人、圣诞节所背弃，开始怀疑那个最初将他引到纽南的幻想。“我一直有这样一种印象，在津德尔特的房子里有更好的氛围，”他写道，“我所不知道的是，津德尔特的一切都更好是不是只是我的想象。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对于一个用未来的成功和过去的幸福来应对失败的人来说，镜子之中出现的真实形象会带来严重的危险。文森特曾经提到过精神病，但通常是非常谨慎而不情愿的。在海牙时，他曾说：“不管是生理上还是道德上，我都非常地敏感。”他只承认自己有点“紧张”，并且将这归罪于在黑乡度过的“凄惨岁月”。那个时候，人们叫他疯子，或者像对待疯子一样对待他，在德伦特时人们也是这么做的，他宣称最终控制住了“紧张的神经的小把戏”——内在的“平静”控制住了恶魔。“我感觉到自己的疾病已经侵入到身体的最深处，”他在泥煤沼泽地写道，并试图补救。无望的努力已经让我筋疲力尽，确实如此，但是由于我坚定地想要重回正常的视角，我从不将我竭力去做的那些事情、烦恼和辛苦误认为我内心深处真实的自己。至少我经常感觉到：只要让我做一些事，去一些地方，情况定会有好转。我会克服，让我耐心地恢复吧。
但这个秋天接二连三的失败，动摇了他“重回正常的视角”的信心。相反，它们展现了充满无限失败的惨淡远景，一个充斥着“空洞的愚蠢和无意义的折磨”的永恒冬天，正如文森特抄写的左拉的一段文字所描述的那样。只有工作能够使他不致堕入深渊。“在我看来，绘画可以阻止糟糕的事情发生，”他写道，“否则事情将会变得更糟。”沉溺于左拉那个充满堕落和厄运的世界，文森特想象着梵高家族是一个“正在没落的家族”，给他的灵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我是害群之马，是一个品性恶劣的逃避责任者。”他在12月时大声地呐喊。
现在，他的想象仍徘徊在过去的悲惨之中，集中在万劫不复而非重生的形象之上。他不似基督般的但丁那样，穿过冥河去目睹地狱中的折磨和苦难——“一个冷静、严肃和充满愤慨的人……悲伤且忧郁”。他将自己想象成痛苦地狱里的一位常住居民——女水妖。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民间传说中，这个恶魔潜藏在湖泊和河流中，诱惑不加防备的游人，让他们溺水而亡。文森特称它为“一个将人们引入深渊的恶魔”。文森特指出，女水妖不仅永远都在遭受折磨，它还将其他人拉下来同它一起承受可怕的命运。不像“进入地狱又回到人间”的但丁，女水妖则是永远停留在地狱之中。
在越来越愤怒的辱骂中，文森特开始绝望，提奥看着这一切，越来越惊恐。毫无疑问，提奥开始时不太重视这一周期性的爆发——一次是在1月，另一次是在2月，那时文森特要求立刻的、绝对的分开，并经常在同一封信中请求要更多的钱。但是提奥一定已经注意到1885年新年以后，文森特信中语气的变化。“如果你知道你所谓的‘我对未来的计划’事实上已经落空，你大概会很满意，”在回复提奥的新年问候时，他尖刻地写道，“就让这种想法茁壮成长吧。”他谈到死亡——“如果我倒在地上死去……那你将会站在一具骨架上”，其中有未经思考的宿命论的色彩，对提奥这位永远认真且好战的哥哥而言，这不太寻常。考虑到文森特的反应，提奥1月隐瞒了古庇尔画廊1884年销售纪录不错，以及他的年终奖也有出乎意料的大幅提升。他也没有告诉文森特有一个客户为他提供了一份新的工作，而这份工作的工资是天文数字，每月1000法郎——几乎是父亲工资的十倍（当多洛斯经反复权衡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之后，他拒绝了这份工作）。
意料之中的是，文森特最终得知消息后，强烈地指责了提奥，并展示了自己的贫困。8月，提奥回到纽南牧师公馆时，身着最新潮的、大城市的“时尚绅士”必备的行头。当回忆起这一幕时，文森特用非常尖刻的方式描绘了弟弟当时的形象。“我情不自禁地把你想象成戴着夹鼻墨镜的样子，”他写道，痛心地又开始指控，“这绝对不仅仅是在字面意思上。在你的行为和思想中，你都是通过有色眼镜来看待事情的——比如说疑心。”对提奥没有尽全力销售自己的作品，他越来越失望，尖刻的指责开始演化为苦涩的讽刺。他建议他们“暂且不再去谈相互理解的问题”，仅仅“做到不要相互冒犯就行”。
特别是在作品的题材上，文森特的基调改变了。他接受了弟弟多年来温和的鼓励——“继续画画”，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他曾经总是避免回答的问题：提奥认为他成为艺术家的概率有几成？“如果我以后有更好的作品，那我的做法和现在的做法也不会不一样，”文森特不再让提奥逃避这个问题，他要澄清自己的怀疑，并且冒着一切风险写道，“我的意思是，这将还是同一个苹果，尽管更成熟一点……如果我现在不好，那将来也不可能很好。如果将来会不错，那么现在应该也是不错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烂泥怎么也都扶不上墙的。”
在不同的境况之中，提奥本可以勇敢地面对哥哥的愤怒，并且力劝他接受这一必然的结果——将艺术作为一种高贵的消遣，而不是维持生计的手段。但是作出了四年不被领情的牺牲和接受了四年无休止的辱骂，提奥终于对文森特以及他叛逆的艺术创作失去了耐心。就在前几个月里，哥哥那封“尤为令人不快”的信件、浮夸的语言、巧妙的威胁以及对过时艺术的留恋，终于令提奥开始抱怨。多年来催促文森特向更现代的画家靠拢无果后，1885年初，提奥写道：“你让我想起了那些整天留恋自己年少时光的老人，认为那时的一切都比现在好，与此同时，却全然忘记了自己已改变。”
但是现在，提奥不敢抛弃反复无常的哥哥。每次收到父母的来信，他总能听到牧师公馆在混乱中无声的哀叹。在2月的信中，多洛斯写道：“他的暴躁脾气使得任何对话都无法进行，当然要我不闻不问并非易事。”父子俩为了玛戈特·贝格曼争吵，为了搬去赫尔瓦特的打算争吵。多洛斯抱怨文森特“令人不快的语气”（“你真的无法与他讨论事情”），文森特则抱怨父亲的自大（“一个总正儿八经地认为自己正确的人”）。多洛斯将儿子的冷漠与妻子的受伤作比较，称文森特是他的“另一种痛”。而文森特则指责父亲是“我最糟糕的敌人”，并愤怒地表示很后悔没有更早地开始反抗。
在海尔德罗普，多洛斯的一些教众开始公开指责牧师管教不严——即使不是针对他那制造混乱的儿子，文森特也是难辞其咎的，这导致父子二人在情感上愈发冷漠。在严寒的冬天，对于一个永远把团结看得比一切都更为重要的人而言，家庭的叛逆和教区的分裂，使他的健康和精神都在遭受极大的打击。文森特脾性古怪，动不动威胁家人，常常谈论死亡，怀疑别人要谋害他，有酗酒的恶习，如果真的与他分开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或者如果哪怕只是作些劝阻？
提奥极度想让哥哥平静下来，以免年迈的父亲更痛苦，为了化解正在逼近牧师公馆的危险，提奥做了一个大胆的调解举措。他答应将文森特的一幅油画呈递给全欧洲最重要的年度展会：巴黎沙龙。
仅仅几周之后，1885年3月27日，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纽南的电报。他的父亲去世了。
多洛斯花了一整天时间在海尔德罗普修补栅栏。在与朋友共进晚餐并欣赏完一场钢琴独奏会之后，他在寒冷的夜晚步行五英里，穿过寒风呼啸的荒原，回到纽南。在大约7点30分时，一位碰巧路过的女仆听到牧师公馆的前门嘎嘎作响。当她打开门时，他身体的重量已经将门推开，他裹着厚重外套的身体跌倒在她的身上。文森特是唯一一个可能在家里的家庭成员，除了跛脚的母亲。有人将身体已经僵硬的牧师抬到起居室，放到沙发上。惠尔从邻居的家里跑回来，她这样形容看到的情形：“真的太可怕了。”根据一位亲友的描述，她扑倒在父亲的身上，徒劳地想“挽回已经逝去的生命”，“但是生命已然停止”。多洛斯被宣布死于严重的中风。
四天后，多洛斯·梵高出殡。黑色的送葬队伍从牧师公馆一直延伸到小小的纽南教堂，整个教会的成员、朋友、教堂的显要人物和来自北布拉班特其他地方的牧师都在教堂里等候着。送葬者跟随覆盖着黑色帷幕的棺材前往一座名为伍德托伦的古塔，那是一座古老的教堂塔，文森特曾画过这一远景。这一段旅程并不长——沿着一条通过绿色冬小麦地的布满车辙的路，仅仅只有三分之一英里。安娜跛着腿，捧着骨灰盒。无论是走路还是骑马，提奥总是陪在她身边。在这则不可思议的消息经由电报发到巴黎的同一天，提奥就坐火车赶回了家。一位送提奥去火车站的朋友回忆说：“在他父亲去世的前一天，他还收到过父亲写的信。信上父亲说自己非常健康。提奥并不是十分坚强的人，所以你能够想象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这位瘦削的站在母亲身边的27岁的年轻人，完全一副父亲的模样，现在已成为家里的唯一支柱。
塔楼脚下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之中，挖掘了一个坟墓。这块易被忽视的小墓地覆盖在积雪之中，它曾是文森特在纽南最早描绘的题材之一。上方矗立着一座毁损的教堂，充满不祥的象征意味——距离计划之中的拆除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墓地旁边的悼念者包括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叔叔科尔、海军上将伯伯简。安娜的姐姐威廉米娜·斯特里克，凯·沃斯的母亲，也从海牙赶了过来。森特伯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悲痛欲绝，但由于病得太厉害而无法离开旅馆，他将自己锁在房间里，拒绝出门甚至进食。
在场的很多人都见证过文森特过去的失败，这让他在自己家庭的哀悼日始终处于阴影之中。葬礼，即使陌生人的葬礼，通常都能让他感动得做出一些抚慰人心的英勇壮举。但这次却没有。简伯伯是一个感情不外露的人，甚至连他都觉得文森特在如此悲伤的时刻，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理性思考的倾向”。“他有点孤僻。”简说。在瞻仰遗容的时候，文森特劝诫一位哀悼者说：“死很难，但活着更难。”甚至之后，文森特从没在信中提及3月26日发生的那些重大的事件，他从未用他那恣肆的描写能力提及那天通过麦地的父亲的送葬队伍。
3月30日那天也是文森特32岁的生日。这尴尬的巧合无疑强化了两件事情之间的联系——儿子的出生与父亲的过世，众多悼念者心头都十分沉重。这位过世的牧师与他的大儿子之间没完没了的、令人心痛的纠葛，大部分人都早有耳闻。很多人都听到过，或是听说过在多洛斯书房之中的争吵：父亲极为愤怒地叫喊——“我无法忍受了！”“这让我痛苦不堪！”“你让我活得生不如死！”而在儿子这一边，则是顽固不化的反叛。“我不在乎在临终时能否和解。”文森特曾经说道，对提奥让自己低头认错的苦苦哀求完全不理会。他与父亲之间有记录的最后一次谈话结束于另一场苦涩的僵局。“他似乎根本无法忍受任何的暗示，”这位牧师事后，也就是临死之前的一周写道，“这再次证明他不正常。”这就是多洛斯带到坟墓中的判断，他仍然没有向儿子妥协。
当文森特看到这位永远的播种者终于安息时，相同的回忆是否会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他从来都没有说明。但无疑，在每个虔诚的称赞、每个震惊的表情、每次尴尬的寂静之中，他都能听到对自己的谴责。别人都在背后窃窃私语，而只有妹妹安娜敢直言不讳地当着他的面说：是文森特害死了自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