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生活的快乐
二十二 生活的快乐
1884年5月，当看到一位帅气的陌生人站在自家的门外，纽南的妇女们一定十分惊讶——这位年轻男士不仅拥有贵族头衔，而且有贵族的优雅举止：安东·里德尔·范·拉帕德。让大家更为吃惊不已的是，他的朋友竟然是文森特·梵高，新教牧师那位古里古怪的、令人生厌的儿子，怪人画家文森特·梵高。这一对极不般配的搭档腋下都夹着画夹，在春天的美丽景色之中来来去去，他们不断去拜访织布工与农民，寻找绘画题材——或更确切地说，模特。
为了说服朋友来访，文森特可是挖空了心思。为了吸引这位在乌特勒支过着忙碌奢侈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拉帕德，他抛出了各种诱饵，不仅夸耀说在布拉班特可以找到美不胜收的乡村风景，甚至说还有可以接近自己妹妹的机会。曾经用来吸引提奥到德伦特的很多理由，这时再次派上了用场。他保证说这里是绘画的天堂，到处都是风景如画的绘画题材，是绝好的外出写生之地。除了自己的十多幅画作，比如《翠鸟》，他还给他寄去了一页又一页他抄录的诗歌，以使迷人的风景显得更为诱人。他厚着脸皮奉承拉帕德的作品（“你绘画的笔触总是个性十足、与众不同、合情合理、匠心独运”），同时强烈地暗示他可以让拉帕德获得自己弟弟提奥的帮助，为朋友事业的发展助上一臂之力。他甚至停止了与提奥的激烈争论，开始为拉帕德的画作说好话，说拉帕德是一个“你能够指望得上的人”。“如果你对拉帕德的作品怀有共鸣，”他写道，“他一定也不会对你无动于衷的。”而对文森特画的以纺织工为题材的作品，拉帕德的批评可谓毫不留情，但文森特丝毫也不放在心上。文森特将自己扮演为一位好脾气的波西米亚式的小丑，愿意在自嘲的同时，也嘲笑他人的自命不凡。文森特丝毫没有提及在冬天经历的诸多考验，他邀请这位朋友来到布拉班特荒原，度过一个艺术家的5月。
尽管穿着相似的蓝裤子，头戴毡帽，走在纽南满是砂砾的街道和乡间小路上，他们的确是奇怪的一对。拉帕德非常习惯于频繁的、长期的写生之旅，旅行时总是轻装上阵，随身只带着画夹、小巧的三脚架画架（打开来大概只到膝盖这么高），以及书本大小的颜料盒——带的东西少就可以腾出一只手，拄上时髦的拐杖。而文森特却把整个画室都背在了身上：折叠椅、极为笨重的多层颜料盒、很大的写生本以及笨重的透视框。两人步态上的差异，即使那些漫不经心的农民也能一目了然：一个轻快自信，昂首挺胸；另一个则拖着沉重的步伐，在重压之下佝偻着。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村民以及附近的农民感到这些反差更明显：拉帕德头发浓密且颜色很深，胡子也修整得很好，而文森特的头发则又硬又短，胡须乱糟糟的；拉帕德的眼神温柔，有一点点斗鸡眼，而文森特的眼睛则闪烁着水晶般的蓝绿色光芒。
文森特花了十天时间，尽一切努力来消弭两人之间的差异。在把拉帕德介绍给那些他自己长期关注的纺织工之后，他开始沉溺于自己朋友的那些更有诗情画意的题材。他带他去远足，去散落在纽南乡间的古老磨坊——那种过去他所唾弃的传统意象。（其中的一部分磨坊，他不得不问了好几次路，才最终抵达。）他俩会在城里的酒馆逗留几个小时，在那儿，文森特讲了好多有关当地人的笑话来逗乐更熟悉都市生活的安东。毫无疑问，他再次重申了先前在信中多次提及的交好的意愿：画家之间的兄弟情义、“画室风格”的危险、印象主义等“当下流行趋势”的神秘，以及艺术家生活中的孤独落寞——在拉帕德听来，这些抱怨肯定听起来既悲伤又奇怪，因为他刚在乌特勒支为同行们组建了一个社团，以庆祝自己的26岁生日。
但有一个永远可以拉近他们距离的话题：女人。
早在这位朋友到来之前，文森特就已经想过这个话题。之前与西恩的最终分手，使得他对肉体的亲密关系不再抱任何希望。他垂头丧气，委婉地对提奥说：“一直以来我也有一些温存。但是现在一切都变得更为残酷、阴冷和乏味……再也无法忍受。”像以往一样，文森特开始流连于妓院（应该是在埃因霍温，这是一个较大的商业中心，同时他也在那儿买颜料）。他给弟弟写信，带着一丝悲痛精心地为自己辩护：“迄今为止，我还是很缺乏对女人的经验。”风月场高手森特伯伯开始成为他的新榜样。文森特说，森特伯伯的座右铭是：“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足够优秀的人。”用同样的口吻，文森特开始要求更多的钱来找模特，同时抱怨合适的模特很难找。对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的称赞（文森特其实根本不了解他的作品）——尤其是对裸女画的赞赏——也许暴露了他的最终意图。
拉帕德的即将来访重新点燃了这一堆火焰。1881年，他们曾经一起在布鲁塞尔的红灯区拉马洛逛过几次，此后性成为了两人共同分享的另一激情。文森特不仅寄去了几沓自己的画作，同时还以一个小小的“阿拉伯寓言”为题材，戏谑式地画了一些色情和因为性而自杀的形象。模特可以满足各种需要。12月在乌特勒支，拉帕德的一幅关于纺纱女的油画让他十分喜欢，回来后，文森特买了一架纺纱机，显然是希望能诱使妇女私下为他摆姿势，而不是画她们在家里自己的纺纱车前的样子。
但是即使有女人屈服于这一诱惑，文森特也没有地方和她独处。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将画室换了一个地方，从老牧师那个没有窗户、到处充满窥探目光、和监狱一样简陋的洗衣房中搬了出来，搬进了一间屋顶有些倾斜的外屋，按照文森特自己的说法，就是“毗连着煤矿洞、阴沟和粪池的地方”。（下雨的时候又黑又潮湿，没有下雨的时候又黑又灰尘满地，这个狭窄的地方后来被用作鸡窝。）拉帕德4月来信中说到了自己画的一些使用了模特的作品，文森特马上开始全力以赴地要求一个更好的画室。他宣称：“我需要一个好的画室，我画画需要模特。”毫无疑问他渴望能和牧师公馆保持一定的距离。提奥寄来了额外的钱用于搬迁，但是也警告他不要再犯之前的错误，文森特漫不经心地回应道：“一个人也许尽了最大努力，或者在行动上粗枝大叶，但结果往往和他们真正想要的大不相同。”
但是与其选一个隔离开来的远离城镇的棚屋——如1881年圣诞节遭到驱逐之前在埃滕住过的那所，文森特宁可选一个离家很近的画室。这个有两间房间的小公寓坐落于克基拉岛的中心大道上，在牧师公馆南边1000英尺外的地方，差不多就在全新的、宏伟的圣克莱门茨天主教教堂的阴影中。事实上，在文森特5月搬进来之前，这个地方曾经被教会用作“祈祷和针织学校”。让新教牧师梵高感到更为尴尬的是，这所房子的主人（居住者）是圣克莱门茨教堂的司事约翰内斯·沙弗拉斯。至于画室有多么显眼，以及他的房东是天主教徒，文森特对提奥只字未提，他对画室的描述仅限于“大并且相当干燥”。他不仅没有为这额外的开支道歉，还大胆宣布了新画室的计划：“我再次拥有了足够的空间，让我能和模特一起工作，但绝对无法确定这一情况能持续多久。”
5月底拉帕德到达时，克基拉岛那幢漂亮的、砖外墙的住宅前面的房间，已经被文森特装饰一新，和施恩韦格的公寓完全一样，墙上挂满了他的素描和油画，当然还有一位体面的艺术家画室所应有的其他“装饰”。他已经拿回了存储在海牙的模特的服装和装饰，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人物素描作好准备。新的纺纱车被放置在房间中间。他把最喜欢的以西恩为原型而创作的作品《悲伤》，挂在房间最重要的位置上，一切都已经为“捕猎”（他自己的说法）的开始作好了准备。
“拉帕德和我一起进行了长时间的远足，”他向提奥报道，“问询了一户又一户并且找到了新的模特……我又找回了很好的精神状况，就好像回到了20岁。”在接触一户人家时，即使是别人认识他，他都会让那个年轻人走在前面，由于拉帕德英俊的外表和令人愉悦的风度，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有人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做模特——尤其是女人，即使没有文森特提供的钱、酒、烟和咖啡之类的诱惑。
也许是在一次和拉帕德这样寻找的旅程之中，文森特找到了戈尔狄娜·德·格鲁特做模特。这位纺织工是彼得·德克的邻居，文森特曾为彼得画过一幅画，画的是他坐在织布机之前工作的情景。文森特及其英俊的朋友出现在她家门口的时候，戈尔狄娜无疑认识这位怪人画家，或至少知道他的名声。对29岁的戈尔狄娜，文森特也应该有所了解。她的父亲刚去世，她和母亲住在一起，还有两个弟弟。他们的大家族中那些年龄已经很大，但没有结婚的亲戚，全都挤在通往格温的路上的小屋里。接下来的一年中，她去过克基拉岛的画室很多次，在织布机旁边和其他的地方，为文森特那不知疲倦的手摆出各种姿势。她的名字叫戈尔狄娜，当地人叫她斯蒂恩。而文森特将她称作西恩，至于这么做的原因，他自然是秘而不宣。
但这并非海牙时期那种维多利亚式的拯救幻想。回顾前一年之中的痛苦失望，文森特有了新的幸福观——关于自己的全新观点。“命运更青睐勇敢的人，”他宣布，“无论命运或‘生活的喜悦’是什么样子，正如人们所说的，如果你真的想要过这种生活，你必须工作并且敢于去追求。”在自我重塑的狂热之中，他宣告告别一直都充满着痛苦的自我反省的人生，表明自己不会再踌躇和悔恨——要做勇于行动的人，而不是沉思的人；直觉，而不是思考。他要从生活中去获取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女人、金钱、艺术，无论结果如何。“不管结果是好是坏，幸运或不幸，”他宣布，“最好是去做点什么，而不是无所事事……许多人认为只要不做坏事，事情就会好起来——但这是个谎言。”
对于这一全新的生活，文森特有了全新的想象。英国插图之中热心的警察、米什莱作品之中见多识广的追求者，以及狄更斯笔下谦虚的热心肠，都被文森特弃置一旁，他在他最喜欢的法国作家，尤其是在左拉的作品之中，找到了愤世嫉俗的、有着大城市生存能力的反英雄人物，他们现在成为了他的全新榜样。
越来越多地，他将自己想象为其中的一个人物。
在左拉的《家常琐事》之中，文森特首次读到了奥克塔夫·穆雷。穆雷是一位去巴黎谋生的乡下摊贩，同时也是一位享乐主义者，他是左拉笔下最具代表性的现代男性：一位在新时代摆脱了传统束缚的——道德上的、事业上的、感情上的——野性的产物。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他不择手段（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这本小说充满了对资本主义传统的“空虚”的冷嘲热讽。1882年的黑色冬季，文森特一个人在施恩韦格，只有他高贵的信念和失败的爱作为安慰，他对左拉笔下这位住在公寓中的唐璜的粗俗和浅薄，进行了强烈的谴责。“除了征服女人，他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其他抱负，”他不赞同地惊叹道，“并且他对她们也没有真正的爱。”他将穆雷视作对他钟爱的田园诗般的过去和崇高理想的一种侮辱（他对一切现代事物都持这种看法）——简言之，“他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一年后，他在德伦特警告弟弟千万不要学习穆雷。“你比他有深度，”他恳求道，“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在你的内心，你是一位艺术家，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但是自那之后的很多个月里，文森特重新阅读了《妇女乐园》——左拉在卢贡马卡尔家族传奇之中对于人类状况的最新演绎，并且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奥克塔夫·穆雷。在这一全景式的社会经济学寓言之中，《家常琐事》中诡计多端的街头销售员借助自己富有妻子死后留下的遗产，已经爬上了巴黎上流社会的顶端。作为一家名为“妇女乐园”的巨型百货商店的主人，穆雷征服了成千上万的女性顾客，并且以消费主义诱惑了整座城市。在幽闭恐怖的《家常琐事》之后，左拉将俗丽的普罗旺斯描绘为像豪斯曼大道一样奢华的舞台，以便展示他在商业和性方面的推销能力，来炫耀世俗生活的快乐。
这一次，文森特找到了很多自己羡慕的地方。“相对于第一本书，我现在更喜欢他。”他这样评价左拉笔下的这位贪婪的主角。文森特并没有不屑于穆雷的愤世嫉俗和机会主义的人生观，他羡慕他的男子气概和激情。他颂扬他的那种毫无悔意的自我主义、无穷无尽的热情和毫无怜悯之情的无畏。他赞同地引用了穆雷“热烈地生活”的决心，赞同他及时行乐的哲学：“行动本身就是回报——去行动、去创造、去和现实斗争，去征服它们或者被它们征服，这是所有人类快乐的源泉。”检验的标准很简单，穆雷说：“你自己现在过得快乐吗？”
文森特并没有在弟弟面前贬低穆雷，而是极力催促提奥去仿效。“在艺术的领域，我希望同样能出现穆雷这样的人，”他写道，“他们可能知道如何创造一个全新的、规模更为庞大的购买群体。……你如果不是艺术家，那么就成为和穆雷一样的经销商吧。”最终，他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愤怒，完全接受了穆雷对女人的无耻剥削（“我想要她，我将要得到她”），坚持认为任何其他的态度只会导致柔弱和平庸。他从书上抄下一长段内容，催促提奥“再阅读一遍穆雷”——正如他阅读米什莱一样，他将穆雷不怀好意的标语作为自己信奉的座右铭（“在这里，我们爱我们的顾客”）。他宣称自己就是荒原之上的穆雷，崇拜米勒笔下那强健的、阴郁的乡下妇女，就像左拉笔下的主人公迷恋巴黎的资产阶级家庭主妇一样。“这两种激情是同一种，没有什么区别。”他宣称。
整个1884年的夏天和秋天，文森特全新的幻想逐渐形成。除了和戈尔狄娜，当然还有和其他人“在玉米地里鬼混”之外，他接受了穆雷“行动”的劝言：掌控自己的命运。“要不做点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要不死去。”他宣称。春天时他计划创作更多有销路的作品，现在他加倍努力，几乎完全转向油画和商业性的题材，如以农民和乡村教堂为主题的小插图、“壮丽的落日”，在秋天则是“落叶”。虽然没有拉帕德，但他又回到了磨坊这一主题，用油画和水彩画的形式不断重复地演绎。
只创作有市场销路的作品还不够，根据穆雷的要求，文森特还得去出售自己的作品。提奥长时间没有什么行动，文森特心生挫折感，再次想起两年前建立一个艺术家的“联合组织”的计划——一个由艺术家经营、为艺术家服务的艺术市场。他继续计划去一趟安特卫普，甚至搬去那里，以便“找一些关系”以及“为自己的作品找到销路”。夏末，他把作品送到埃因霍温的一位摄影师那里，以几种不同的尺寸进行了复制，他打算“寄给几家插图报纸，以便找到一些事做，或至少获得些名气”。他也许把自己的画送到了埃因霍温的拜京斯商店展出过，他在那里购买颜料。
因为经常去镇上添置物资，文森特也开始同步进行另一项活动，以便在埃因霍温业余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小共同体之中建立声名。他请求店主简·拜京斯介绍商店的一些有钱的主顾给他，毫无疑问，他并没有忘记炫耀自己同古庇尔画廊之间的关系，以及同安东·莫夫一起学习的经历。其他时候，一位顾客回忆说，他在商店的四周闲逛，“滔滔不绝地炫耀自己的真知灼见”，并坚持认为“流行”（指的是印象主义）罪大恶极，户外写生十分快乐。拜京斯还提供装框服务，文森特让人把自己的画拿到这里来，以寻找一些潜在的学生。在去一家印刷店的路上，他看到店主儿子的一些画作，便说服男孩的父母送他到纽南上课。22岁的盖斯特尔·迪蒙是第一位学生，他每天不得不艰苦跋涉，去文森特克基拉岛教堂司事的房子里学习。“他站在那里，”盖斯特尔回忆道，是个肩膀宽阔的小个子，农民们称他为小个子画家。一张饱经风霜、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长着有些泛红和粗糙的小胡子。也许是在太阳底下画画的缘故，他的眼睛微微发红。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时，他总是把双臂交叉在胸前。
其他学生随后而至。整个秋冬，文森特不断向寻求指导的业余画家推销自己的服务，并取得了一些成功。这些人大多在埃因霍温的家中上课，很少拜访他在纽南的画室。他们不是盖斯特尔那样的艺术生，而是“业余画家”——这些人像文森特一样享受着资产阶级的消遣方式长大。威廉·范·德·维克尔是一位在纽南工作的电报员，经常从埃因霍温的公寓前往自己的工作场所上班，因此经常与文森特同路。维克尔后来回忆道：“文森特绝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老师。”42岁的安东·科斯麦克斯成功地经营着一家皮革店。他利用空闲时间画画。当文森特从拜京斯那里听说这事时，科斯麦克斯已经开始用一系列风景壁画装饰自己的办公室了。于是文森特直接来到科斯麦克斯的家，提供自己的意见。在了解到科斯麦克斯对于壁画的计划之后，文森特告诉他：“你的画有些地方真不错，但我建议你先画静物，而不是风景。你将从静物画之中受益很多。画完50幅静物画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一些进步，我很乐意帮助你画静物画，并且和你一起画同样的东西。”
文森特指导所有的新生从简单的静物画开始，而不是他长期以来所推崇的难以掌握的人物画。他告诉范·德·维克尔：“画静物画是一切的开始。”常年来，他总是在强烈推荐素描和人物画，这一次可是一反常态。那个冬天，他创作了大量的静物画，悦目而传统的意象在一张又一张的画布上呈现出来，而这些意象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回避的，比如瓶子、水壶、杯子和碗，甚至是鲜花。
两起穆雷式的事件在1884年夏天成为主旋律：一件关涉艺术，另一件则有关爱情。
安东·赫尔曼是一位有钱人——在拜京斯所有的主顾之中，他的财富毫无疑问首屈一指。黄金既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最爱，也是最古老的财富形式，而他正是靠黄金发家的。他有着金匠的技术和商人的直觉，在挣够了钱之后，57岁时富足地功成身退。这是个生活愉快、充满热情的人，热衷于四处炫耀财富。所有人都会注意到他在国王运河边新建的大房子，在埃因霍温雄伟的圣卡特琳娜大教堂附近。事实上，他十分喜欢尖顶的教堂，因此雇请皮尔·皮培思（阿姆斯特丹即将完工的全新的国家博物馆的建筑师）来设计退休后的府邸。赫尔曼认为自己既是一个虔诚的人，也是一个艺术赞助人，新的哥特风格完美地符合他对财富与精神的双重品味。他四处游历，寻找艺术品和古董来装饰新居，并亲自参与完成了内部奢华的装饰。60岁时，这双工匠的巧手开始转向一门新手艺——绘画，并且马上着手一个极富野心的计划，要用“现代哥特风格的”宗教画挂满餐厅的墙壁。
一听说赫尔曼的计划，文森特马上赶到赫尔曼在国王运河边上的家，为他效力。赫尔曼以为文森特会建议画一系列仿中世纪的圣人画像，但文森特给他推荐了一个更现代的主题——耕作的农民。在写给拉帕德的信中，他写道：“我告诉他，大家围坐在饭桌旁进餐时，在墙上看到当地的乡村生活，肯定会食欲大增，充满神秘色彩的《最后的晚餐》可没有这样的效果。”他推荐了一系列代表四季的场景：秋季播种、冬季伐木、春季放牧、夏季收获。“农民的布鲁盖尔”这样的“中世纪”画家不也正是运用了这些题材吗？文森特问道。
就像以往那样，文森特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与赫尔曼吵得面红耳赤，甚至使用了一些亵渎宗教的语言来冒犯虔诚的赫尔曼。但对于改头换面的文森特而言，生意比良心更重要。当赫尔曼雇用文森特，并要求他装饰不止四面墙，而是六面墙时，文森特为此重新调整了计划。当赫尔曼希望作品中的人物更多，而不只是两三个人时，文森特加上了几个人。当赫尔曼决定由自己来画方格时，文森特同意他先画上缩小比例的初步底稿——草图——以获得引导。当赫尔曼要正常大小的油画草图，以便自己易于临摹时，文森特也满足了这一要求。在多年来责备拉帕德用一些“不庄重的”作品贬低自己的才能后，在宣告自己仅有的标准是“严肃性”之后才过了短短几个月，文森特就为对赫尔曼家进行成功的“装饰”而欢欣不已，他还向提奥吹嘘自己的设计“与木制家具和房间的风格多么和谐”。
对于这个和父亲年纪相当的年迈的主顾，文森特有时会表现出某种傲慢的喜爱。在给提奥写信时，他说道：“尽管已经年届六旬，但他好像只有20岁的样子，以一股年轻人才有的热情，刻苦地学习画画，确实感人至深。”而在其他时候，他则会贬低赫尔曼的水平（“他的画作毫无美感可言”），批评他对颜色的选择，说他的古董“很丑陋”，轻蔑地称赫尔曼为“我的艺术爱好者”。但文森特继续满足赫尔曼的每一个要求，为了讨好这位老人和维持他对自己的好感，每天都长时间地忘我工作——文森特工作如此努力，以至于牧师多洛斯抱怨他因为“太过投入，在酷暑中不断往返赫尔曼家，和他讨论工作”，而变得“容易动怒，并且过于兴奋”。
对于这些尽心竭力的付出，赫尔曼到底支付了多少报酬，文森特从未提及。事实上，他甚至以确定无疑的语气对弟弟说，这位和蔼可亲的金匠事实上“十分小气，并不慷慨”，结果就是，他“几乎是分文未赚”。然而，他又向拉帕德吹嘘，赫尔曼答应不仅支付价格不菲的原料开支，而且支付模特的费用——对于贪婪的文森特而言，这件差事有利可图。
玛戈特·贝格曼是纽南最富有的新教徒家庭里的老处女。她和同为老处女的两个姐妹，住在牧师公馆的隔壁。她们的父亲是纽南的前一任牧师，退休前修建了一处名为奴尼维尔的豪华砖瓦房。毫无疑问，在他看来，这三个女儿（他总共有11个孩子）这辈子都不会出嫁。他两年后过世，妻子一年后也随他而去，留下这三个已进入中年的姐妹，悲伤地生活在小镇主干道边的奢华建筑之中。在三姐妹中，43岁的玛戈特最年轻，她生于纽南，在家中接受全部的教育，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父母惩罚性的虔诚和自己平凡的长相，使她过着一种孤芳自赏和乐于助人的生活。据侄女所述，她在庞大的家庭中以“多愁善感和热心肠”出名，因为她总会不知疲倦地照顾生病的亲戚朋友。很久之前一次感情上的伤害，以及几十年离群索居的生活，使她处于一种十分脆弱、高度紧张和不太自然的状态。她唯一的情感寄托就是她对自己照顾的遭受折磨的人的同情。
在一次行善过程中，玛戈特第一次遇见了文森特，邻居家这位少有人知的儿子。安娜·梵高1月出事时，她一听说就马上赶了过来。在接下来的半年中，玛戈特不断前往安娜家，帮助她整理衣柜，读书给她听，帮助她处理牧师公馆的一些事务。多洛斯写信给提奥说：“玛戈特·贝格曼着实帮了大忙。”毫无疑问，玛戈特十分赞赏文森特照顾母亲时的尽心尽力。像学校的小女生一样，她很快迷恋上了这个比她小13岁的神秘画家，当然还有他的艺术。可能是由于玛戈特好意的却并不受欢迎的好奇心——作品的销售问题、与古庇尔画廊的关系，以及“为什么大家都卖画，而你不卖”，文森特在3月时要求提奥给自己一个新的、体面的安排。他写道：“不论我工作时干什么，她都在看着，她试图了解关于我工作的一切。”对文森特，玛戈特有着很多疑问，比如据玛戈特的侄女所述，玛戈特每天破晓前就起床，从奴尼维尔的大窗户内往外看，看文森特出门开始自己的写生之旅，玛戈特“总是穿着同一套衣服，十分害羞，陷入沉思之中”。在文森特奇怪的负担和孤独的劳动，在他的严肃和焦虑之中，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与她类似的心灵。
在玛戈特与文森特初次见面后的最初七个月内，文森特从未对弟弟提起过玛戈特。拉帕德5月来访的时候，玛戈特前来拜访过克基拉岛的画室，显然，文森特并没有把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在后来的信件中也没有提到她。他和拉帕德参观过贝格曼家族的亚麻布工厂，但没有公开自己与玛戈特的关系，或者他觉得这根本就不值一提。由于玛戈特越来越多地和文森特一起散步，文森特开始从她对自己不惜自降身份的关照中获取了快感。“最近，我与人相处比开始的时候好多了，”他向提奥汇报说，但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显然每个人都需要些消遣；如果一个人感觉太孤独的话，创作必然会受到影响。”
那个夏天的某个时刻，文森特开始意识到两人联姻的好处。在贝格曼三姐妹之中，玛戈特不仅是最年轻的一位，而且还是家族产业的拥有者之一。1879年，她用自己的资产拯救了濒临破产的哥哥路易斯，帮其渡过难关。当时，文森特家在经济上十分困难，需要支付医药费以及女儿们的嫁妆。7月，最小的弟弟，现今已经17岁的科尔不得不辍学，在附近的贝格曼家族的工厂中找了份活干。大致在这一时期，文森特开始用书、鲜花，当然还包括自己的作品等作礼物来深化玛戈特对自己的感情。他们各自都瞒着自己的家庭（尽管多洛斯有所怀疑）。两家都不会赞同：贝格曼一家害怕文森特最终的意图得逞，梵高家则担心无法避免的尴尬。
即使前途渺茫，文森特依然奋勇向前。“心怀信念、激情与温暖的人……不会轻易地受到阻碍，”在给提奥的信中，他引用了奥克塔夫·穆雷的话，“他会涉水前行，他会竭尽全力，坚持不放弃。总而言之，他会反抗，会‘斗争’。”后来，文森特引用穆雷的语言，说到过自己在那几个月中“隐秘的求爱”。文森特坚持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仅仅“搅乱了一个女人的安宁”，“把她拉回生活，使她再次坠入爱河”。他将玛戈特比作“一把被蹩脚的、笨手笨脚的修补工损坏的克雷莫纳小提琴”——尽管“遭到极大的损坏”，“但是一件极具价值的稀有珍品”，依旧可以演奏。文森特也许并不像穆雷那样，因为钱而去追求玛戈特；但是玛戈特的钱，如同她受到伤害的贞洁一般，毫无疑问在他那穆雷式的幻想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能够带来利益的一次征服。“我掌控了她。”他吹嘘道。
然而，与左拉笔下的无赖不同，文森特对被爱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当他快活地沉浸在幻想中时，他们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悲剧。在一次漫长的散步中，玛戈特坦言：“我最终还是陷入了爱河。”她甚至公开表白，她已经作好了为他赴死的准备。但是文森特“从来不曾注意”，他后来承认了这一点。直到9月中旬，玛戈特祈求为爱赴死的誓言，以及其他的一些未详细说明的“症状”，才开始让他惶恐不安。因为担心她可能得了“脑膜炎”，他请教了医生并且悄悄告诉了她的哥哥路易斯。
但是这些警告没有动摇他脑海中的爱情冒险。仅仅一两天后，趁玛戈特的姐姐们外出时，他们在沙发上有了些亲密的行为。玛戈特的一位侄女刚好到院子里采黑莓，目睹了这一切，于是把他们之间令人震惊的亲密关系报告给了她的母亲。根据这个侄女后来的陈述，整个贝格曼家族都为这个消息震惊不已。“牧师堕落的儿子”——总“幻想着自己是画家”，却“总是身无分文”——居然玷污了玛戈特的清白，而且“污损了贝格曼家族的好名声”。于是，贝格曼家族立刻召集文森特和玛戈特来参加家庭会议。会议上，姐姐们严厉训斥玛戈特的轻浮，尽情嘲讽她的爱情宣言。文森特听得越来越愤怒，最后终于暴跳如雷。“我会和她结婚，”他用拳头砸桌子，高声宣布：“我想要和她结婚。我必须和她结婚。”
在场的贝格曼一家人认为他突然求婚，是变相坦白玛戈特已有孕在身。全场一片斥责声。玛戈特的一位姐姐跳到文森特面前，尖声谩骂：“流氓！”结婚是不可能的。玛戈特年纪太大了，贝格曼家族坚持认为：玛戈特既不适合结婚，也不适合生孩子，同样也过了犯傻的年纪。一定得马上把玛戈特送走。为了避免丑闻，他们急需一位友好谨慎的医生带走玛戈特，并处理她的任性可能导致的任何后果。据文森特后来回忆，为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了捍卫玛戈特的声誉，他激烈地抗争，驳斥针对他们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不怀好意的”。他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他再一次求婚，只不过这一次，他愤怒地给贝格曼家族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现在让我们结婚，否则永不可能。”
但是，他无论说什么，都无法逆转他或者是她被放逐的命运。几天后，在玛戈特启程前往乌特勒支的前夕，她与文森特在小镇郊区的田野上相会——偷偷摸摸的、被禁止的、最后的一次会面。在给提奥的一封信中，文森特叙述了之后发生的事情。这是他第一次提到玛戈特·贝格曼：她滑倒在地。起初，我以为她太虚弱了。但是，情况越来越糟糕。她不断地抽搐，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胡言乱语地乱嚷一通，但有一半都含糊不清，最终，她抽搐了很多次，晕倒在地……我渐渐地有些疑心，问她：“你是不是吞了什么东西？”她尖叫道：“是的！”
像包法利夫人一样，她吞食了马钱子碱。但剂量不足以致命。文森特强行让她呕吐出来后，抱着她冲向埃因霍温的医生求救，之后，医生给她服用了解毒剂。这一事件之后，贝格曼家族可谓名誉扫地，面对个人的耻辱和众人的流言蜚语，玛戈特启程前往乌特勒支。玛戈特的家人对外宣称，她“出国了”。
由于9月这些“糟透的”事件，关于“生活的喜悦”的幻想全然破灭。文森特惊慌失措，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竭尽全力想要挽回。他指责贝格曼一家虐待玛戈特，尤其痛骂玛戈特姐姐们的胡乱指责，“在病人的棺材上钉上了如此之多的钉子”。渐渐地，他扩大了自己攻击的范围，开始包括所有“体面的人”，他谴责资产阶级的狭窄心胸以及他们“该死的、冷漠的”宗教。他怒斥：“他们极其荒谬，把社会弄得乱七八糟，就像一个疯子的收容所。”他甚至援引革命的号召，呼吁“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让她们具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
但与此同时，作为奥克塔夫·穆雷的追随者，他援引自己“打破女性的死寂”的特殊权利，继续坚持认为他帮助了玛戈特，将她从没有爱的生活忧郁中解救出来。（他解释说：“她之前从没有真正地爱过。”）他说，自己的举动可能是冲动任性的，甚至愚蠢的，但这至少是男人的行为。他质疑道：“那些从没干过蠢事的人在我眼中难道不比他们眼中的我更为愚蠢吗？”
和穆雷不同的是，文森特坚持认为自己真心爱玛戈特。“毋庸置疑，我们是两情相悦。”他信誓旦旦。然而，他后来的声明就和他关于不公及伤害的申诉一样，人们从中可以感觉到他在不断躲避自己内心深处自责的声音。他坚持不告诉父母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许提奥透露。他虚构了一套极为详尽的谎言，以此来掩饰那完整的、丢脸的真相，不让弟弟知晓。他不但不承认贝格曼家族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自己的求婚，而且还误导提奥相信和玛戈特的婚姻依然是可行的选择，只要玛戈特身体健康，并且得到医生的允许——之前，他也曾宣称西恩的医生“开出处方”让她结婚，同样的情景悲哀地再次上演。在给弟弟的信中，他深情地表明了对玛戈特的爱意，并积极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是在给安东·范·拉帕德的信中，他却对玛戈特只字未提。在一封关于9月末去乌特勒支旅行的信中，文森特告诉提奥他“几乎一整天都和玛戈特在一起”。然而，在给拉帕德的信中，他说自己一整天的时间都在购买画作。
10月初，文森特为拉帕德月末的第二次纽南之行作准备。在信件中，玛戈特·贝格曼这个名字彻底消失了。
即使文森特强烈否认，9月事件仍然让他追忆起了过去的痛苦和失败。他写信给提奥，语气悲哀：“家庭幸福是社会编造的美好的承诺，但却没法兑现。”在一段时间之内，这样激烈的争辩至少能缓解玛戈特的“悲哀故事”带给他的愧疚感（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刻，这件事将重新浮现），但是却不能帮他消除恐惧。在文森特毫不留情地剖析玛戈特“严重的精神疾病”时——她的“神经炎”、“脑膜炎”、“忧郁症”以及她的“宗教狂热”，他实际上已经在探索他感到自身正在滑向的黑暗地带。“一些东西存在于我们灵魂的最深处，”他在一时的自我反省中承认，这一反省在奥克塔夫·穆雷身上绝不会出现，“如果我们认识到它们的话，我们会深受伤害。”
10月中旬，拉帕德抵达纽南时几乎无法认出文森特，去年春天，文森特精神还不错。而今脸色苍白而憔悴的文森特像鬼魂似的，站在埃因霍温火车站站台上。一个月内，他没有好好睡过一次觉，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他抱怨自己虚弱、忧郁和“痛苦”。他在信中说：“很多日子里，我几乎是瘫痪的。”文森特的父母一直游说拉帕德，希望他能够来纽南游玩，以便分散“头脑发热的”儿子的注意力，他们也许提前给拉帕德写过信，正如给提奥写信一样，并且让他作好心理准备。“这些天，我们和文森特在一起的日子又变得非常艰难……他非常容易动怒，过于激动……悲伤并郁郁寡欢。”多洛斯担忧道，忧伤已导致酗酒，而酗酒又造成“暴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继续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不管有没有得到警告，拉帕德再次接受了邀请，这一次的邀请比上次的更疯狂。实际上，上次拜访结束的前一天，邀请便已开始，并通过交换书籍、宣称兄弟情义和保证有足够的模特，一直持续了整个夏天。拉帕德终于接受了邀请。12月，在拉帕德的画室之中，文森特曾看到过一幅女人纺纱的油画，拉帕德还不断地在文森特面前宣传这幅画，回来后，文森特将这幅画画了一遍又一遍。早在8月，两人又出现了裂痕，那时文森特指责拉帕德的回信时有时无。9月，文森特对拉帕德的艺术创作指手画脚，因此两人又起了冲突。“记住，是我在作画，不是你！”拉帕德写道，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愤怒，这让文森特陷入到一连串的防御之中。拉帕德并不明白为何文森特在9月底会极力请求自己去拜访。
如往常一样，他们在天气凉爽时，一起去郊外远足，为了“寻找新的模特”，一家又一家地敲门。他们还拜访了文森特的艺术爱好者赫尔曼，因此文森特可以炫耀他唯一的一次受雇作画。只要可能，他们就会到外面去写生和画画（“这里有美丽的秋天的效果”），但他们也会长时间地待在克基拉岛的画室里。在那里，拉帕德总是埋首专注于自己的画架（“他作画时十分专心。”文森特对提奥这样说），而文森特则沉浸在这难得的陪伴之中，幻想着拉帕德将是众多参观自己布拉班特画室的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个。
但是，一切和以前都大不相同。之前的六个月之中，拉帕德的作品《纺车上的老妇人》在伦敦的世界性国际展会上获得银奖，另一幅作品则在乌特勒支的全国展览上展出。“他的确非常棒，极为出色。”文森特向弟弟承认道，认为拉帕德的作品可以媲美库尔贝的作品。拉帕德又去了一次德伦特并且已经返回，遭遇到的并不是羞辱和绝望，而是“带回了数量不少的习作”。似乎是想提醒文森特他们二人的不同道路，拉帕德坚持去埃因霍温东南部的小镇海兹拜访一位来自乌特勒支的朋友威廉·威尔温。此人衣冠楚楚，同样是一位贵族艺术家，并和拉帕德一道获过奖，同时还是拉帕德写生之旅时的忠实伙伴。后来，文森特对自己的一位学生咕哝说：“我不喜欢这些出身名门的人。”
无法避免地，他们之间开始出现争吵。之后，短促的白天和长如患有幽闭症一样的夜晚过去两周后，拉帕德终于因为文森特的蛮横批评而发怒，并且对文森特的“工作方式”提出了批评——这一指责可以囊括一切：粗糙的绘画技巧、离经叛道的创作习惯，以及对待模特的粗暴态度，但其中当然充满着阶级差异和不赞同的意味。曾经一度，他们俩或许都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他们最后的会面。
贝格曼家族尖锐的斥责和拉帕德的绝交——当然还有他的成功——终于让文森特为获得生活的喜悦而压制在内心的自责和愧疚一起得到了释放。当最终发作时，他选择的对象并不是自己诚实的朋友，甚至也不是远在异乡的弟弟，而是他所有悲伤和痛苦的源头。在一次家庭聚餐时，在拉帕德惊恐的注视下，文森特和父亲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突然间文森特变得如此愤怒，”在仅存的拉帕德和文森特交往的记录中，拉帕德写道，“以至于他猛地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从托盘中拿出餐刀，威胁这位茫然失措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