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玛

阿尔玛

马斯坦,波韦尼尔附近,11月12日

尊敬的玛拉•波斯基:

您相信巧合吗?我不相信。

因此,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我正在这里给您写信。

我一直想给您写信。我曾想象过很多次,想象我把我的痛苦告诉您,请求您给我宝贵的忠告,或者对您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有一次我甚至梦见自己把一次考试的题目传给您,好让您把答案透露给我!我知道,我这样做很没脸……

但是直到今天,我小小的宇宙才把这些碎片拼合起来,把那个渴望变成了现实。正如莎士比亚所言,“出牌的是我们,而洗牌的是命运”。几小时前,我通过邮局收到了一张A,于是我决定向您投下这个赌注。

写信的这位玩家是谁呢?是阿尔玛•梅亚斯。按照我身份证上的信息,我是一个刚刚二十三岁零四十八小时的女孩。按照简历,我曾在一家服装店当收银员,也是语言文学学士。按照我父母的说法,我是一个无缘无故离家出走的忘恩负义的女孩。按照我的内心来说,我是一个诗歌梦想家,不过跟您说这种话挺难为情的。

因为您,玛拉•波斯基,是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最伟大的诗人。

我从懂事起就喜爱诗歌。

我偷偷地、如饥似渴地阅读我在家里能够找到的所有的书。我承认家里的书并不太多。或者更确切地说,值得一读的书并不太多。不过,饥不择食嘛。我的父亲是律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他思考、讲话和行事都是律师风格。他的书都是法律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作为小嗜好,他的书架上也有一两本黑色小说,不过也总是和判决、审理有关。他很喜欢引用圣多马[2]的话,“我只相信我看到的”。

跟他谈灵感、缪斯、激情或者绝望毫无意义,比跟一面墙谈还要糟糕!因为面对一面墙,如果你对它用力大喊,你还能期望最终让它出现裂缝。这在我父亲那里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那颗被权利和义务轰炸过的心寸草不生。

每次我跟他说我想成为诗人时,他都回答说:“有什么用呢?”玛拉•波斯基,有一次我试图用兰波的那句话来回答他:“为了改变生活。”他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事物只在我们不抱任何幻想地去改变它们时才会改变。”对他来说,讨论已经结束了:我可以读我喜欢的诗,但是我必须寻找一种实用的谋生手段。“做点有用的事情。”如果是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那就再好不过了。

他容忍我学习语言文学是因为我的母亲说服了他,她说等我毕业后,就可以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了。那将是份稳定的工作。

玛拉•波斯基,您丝毫不要以为我的母亲是为我求情,并且支持我对文学的热爱。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阿方西娜•斯托尼[3]的几句诗,“有时,母亲流露出/释放自己的念头,但是一种深深的痛苦/涌上她的眼睛,于是她开始默默地哭泣”。我不知道她的秘密是什么,但是我愿意认为她曾有一个秘密。是一次令她痛苦的抛弃,或者是一种她不愿意让我知道的莫大的痛苦。但是也许是舒适、良好的举止……或者更糟,是嫉妒我有这么伟大的梦想。

我知道您觉得我的话太夸张了。但是我敢肯定您能理解我。否则,谁能理解我呢?我一直都是理解您的。或许我不理解您的文字,因为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很大,而且相隔数千公里!但是我确实读懂了令那些文字充满绝望或者快乐的情感。

正如我告诉您的,我一开始只是阅读。起初,这就足够了,但是仅限于起初。很快我就开始在纸上信笔写一些蹩脚的诗句。里面甚至还有拼写错误!我避免不了。我觉得我周围的一切都隐含着诗和韵律,而我把所有这些形象都糅在一起,便产生了一首诗。

鼓足勇气之后,我便拿着我的第一批诗稿出现在了我们系的诗歌社团。我遇到了其他像我一样的梦想家。我们慢慢地互相熏染着。我的胆子大了起来,在赢得了学校的几次比赛后,我认为自己很优秀。我开始偷偷把我的作品寄去参加比赛,寄给出版社和专刊。但是,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从老师和同学那里收到的所有溢美之词都悄然无声了。

没有任何人回复我。

您可能会想:难道你写作是为了出版?为了赚钱?为了出名?不,不,不!

我写诗是因为醒着的时候我梦见词语,睡着的时候我又在狂热地写诗。您知道孔查•门德斯[4]的那句诗吗?或许不知道,因为您来自那么遥远的地方……“我希望,但是我不能!像那些生活在世界上被称作人类的人一样:唇上总挂着吻,用来掩盖事实,最终……如此平静地洗净双手。”

我写过诗,现在还在写,但是……我将来还会写吗?

两天前我满二十三岁了。我想这点年纪对于像您这样六十岁的老人来说,不算什么。玛拉•波斯基,我请您尽力回忆一下您在吹二十三支蜡烛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在您的一篇访谈中看到,您在会写姓名之前就已经写过一首诗了。那位记者对您说这个比喻好极了。您回答他说,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我相信您的话。如果说您三岁就已经写诗了,那么您从什么岁数开始知道,写诗是您想要做的事呢?从什么岁数开始知道您能做到呢?您何时知道您这一做就是一辈子呢?

很久以前我就发现自己想要成为诗人。生日那天,我差点就要告诉自己说我做不到了。但是就在那时,一封来自公证处的挂号信给了我一个时间暂停的机会,让我可以更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祖母,愿她安息,送给我一份非常特殊的礼物:将她的祖宅留给了我,包括一栋房子、一个小菜园和周围的牧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

我同父母争吵过无数次,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希望我从事写作。说不清楚为什么,我踏上了火车。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思考我这辈子要做什么:我可以生活在诗歌之外吗?我不确定。但是我同时也得考虑我要怎么处理这所房子。

这些是我到波韦尼尔时的计划,但是似乎被人推迟了。

一周之前我对我落脚的波韦尼尔只了解三件事。第一,我的祖母出生在这里,但是她年轻时就移居外地了。在她父母去世、兄弟(没有儿女)离开后,房子就没人住了。

第二,这栋房子有一个菜园和一个蓝色的房间。在我不到五岁的时候,夏天我曾在这里待过几天。我是和祖母一起来的。只有我们俩。我对那次旅行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了,但是有些情景却不唤自现,直到我收到那封带有祖母遗嘱的信我才重新想起它们。

我知道的第三件事是,一位在我们国家不被人熟知的伟大人物玛拉•波斯基在此定居了。

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位美国学生来我们学校参加交流项目。我俩恰巧同桌。有一天她黑着眼圈来上课。她向我坦言她一夜未眠,因为她被一些诗迷得几乎无法呼吸。像是递给我一包被严禁的毒品似的,她给了我一本用报纸包着的书。她建议我,如果想感觉到自己活着,就读读这本书吧。那是在他们国家已经声名显赫的一位女作家的第一本诗集,而且是一个非常老的版本:《灵魂的隐秘》,作者是玛拉•波斯基。那是一本三手或者四手书,但是这让我更是喜欢:每一页都有不同的香水、饮料和手指的痕迹。我被迷住了。从那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甚至在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都会听到您的声音。

几个月前,我的一位老同学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玛拉•波斯基已经离开美国,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小村庄隐居,您能想象我有多么惊讶吗?而当我看到村庄的名字如此熟悉时我就更惊讶了。您的同胞埃米尔甚至知道您住在哪个小区。她在一家非常有名的文学杂志副刊工作,谁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玛拉•波斯基曾经在这里生活,近在咫尺,却又如此遥远。

若不是今天早上我收到那封紫红色的信,这件事不过就是可以跟朋友讲讲的奇特巧合罢了。那封紫红色的信开启了整个过程。在沉默了六十年之后,有人决定给我祖母写信。在房子闲置二十年之后,有人在那栋被遗弃的房子里醒来,是为了收到今天送到的那封信吗?不早也不迟。

我已经看了那封信,在许多不相关的事情之外,写信者向读信的人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请求。

我感觉自己成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成了比我自己重要得多的一个接龙的一个环节,我满足了这个请求。我把它与您分享一下:

“萨拉的生活马上就被打破了。你或者我原本也可能成为这样的女人。或许你曾经遇到过她:她是在我们的石板街上长大的。她有三个毛孩子,也在这附近跑来跑去。尽管她的生活不容易,但是她对所有需要她的人都笑脸相迎。她的上司给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她,要把她调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波韦尼尔的邮局存在了一百多年后,即将没有邮差了。首府那边说我们不喜欢寄信也不喜欢收信。他们怎么敢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能帮助萨拉和我们村子,我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你怎么做呢?很简单,像我这样:写一封信。信的长短、写得好坏都不重要。然后你把信寄给村里另外一个人。即使你不认识他/她,也要和他/她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点滴。我们大家一起创建一个文字接龙,让它长达首府,坚固得让那里无人能够切断。”

除了您我还能给谁写信呢?我马上便有了答案。再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倾听我的心事。我不期望您给我忠告,也不期望您的回复。尽管我非常希望收到,但是这是协议的一部分:不注明寄信人。这个接龙始终向前。求您不要让它断掉。

您不曾想过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您对我们所有读您的作品、仰慕您、爱您的人都欠下了债。请您为了萨拉写下哪怕一行字,以此偿还您欠我这个无条件读者的那一点债。我请您偿还的数量无疑远远大于您所欠下的债,但是您的良心和慷慨也与此相称。

坐在这里和您笔谈的这几个小时,是我很长时间以来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这对我的心事是一种安慰。谢谢。

在告别之前,我想向您坦白一件事: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您的声音吗?因为您的呐喊高亢、有力、清晰。您不否认任何事,包括您的恐惧。

但愿某一天我也能像女诗人贝伦•雷耶斯[5]那样呐喊“我就是你们读的诗,这种讨厌的诗/一支笔杆是我支撑恐惧的地方”。

您的

阿尔玛

又及:您不必担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您隐藏在这里。您的秘密在我这里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