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玛
阿尔玛
马斯坦，波韦尼尔附近，11月12日
尊敬的玛拉•波斯基：
您相信巧合吗？我不相信。
因此，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我正在这里给您写信。
我一直想给您写信。我曾想象过很多次，想象我把我的痛苦告诉您，请求您给我宝贵的忠告，或者对您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有一次我甚至梦见自己把一次考试的题目传给您，好让您把答案透露给我！我知道，我这样做很没脸……
但是直到今天，我小小的宇宙才把这些碎片拼合起来，把那个渴望变成了现实。正如莎士比亚所言，“出牌的是我们，而洗牌的是命运”。几小时前，我通过邮局收到了一张A，于是我决定向您投下这个赌注。
写信的这位玩家是谁呢？是阿尔玛•梅亚斯。按照我身份证上的信息，我是一个刚刚二十三岁零四十八小时的女孩。按照简历，我曾在一家服装店当收银员，也是语言文学学士。按照我父母的说法，我是一个无缘无故离家出走的忘恩负义的女孩。按照我的内心来说，我是一个诗歌梦想家，不过跟您说这种话挺难为情的。
因为您，玛拉•波斯基，是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最伟大的诗人。
我从懂事起就喜爱诗歌。
我偷偷地、如饥似渴地阅读我在家里能够找到的所有的书。我承认家里的书并不太多。或者更确切地说，值得一读的书并不太多。不过，饥不择食嘛。我的父亲是律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他思考、讲话和行事都是律师风格。他的书都是法律书、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作为小嗜好，他的书架上也有一两本黑色小说，不过也总是和判决、审理有关。他很喜欢引用圣多马[2]的话，“我只相信我看到的”。
跟他谈灵感、缪斯、激情或者绝望毫无意义，比跟一面墙谈还要糟糕！因为面对一面墙，如果你对它用力大喊，你还能期望最终让它出现裂缝。这在我父亲那里是不可能的，因为他那颗被权利和义务轰炸过的心寸草不生。
每次我跟他说我想成为诗人时，他都回答说：“有什么用呢？”玛拉•波斯基，有一次我试图用兰波的那句话来回答他：“为了改变生活。”他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事物只在我们不抱任何幻想地去改变它们时才会改变。”对他来说，讨论已经结束了：我可以读我喜欢的诗，但是我必须寻找一种实用的谋生手段。“做点有用的事情。”如果是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那就再好不过了。
他容忍我学习语言文学是因为我的母亲说服了他，她说等我毕业后，就可以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了。那将是份稳定的工作。
玛拉•波斯基，您丝毫不要以为我的母亲是为我求情，并且支持我对文学的热爱。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阿方西娜•斯托尼[3]的几句诗，“有时，母亲流露出/释放自己的念头，但是一种深深的痛苦/涌上她的眼睛，于是她开始默默地哭泣”。我不知道她的秘密是什么，但是我愿意认为她曾有一个秘密。是一次令她痛苦的抛弃，或者是一种她不愿意让我知道的莫大的痛苦。但是也许是舒适、良好的举止……或者更糟，是嫉妒我有这么伟大的梦想。
我知道您觉得我的话太夸张了。但是我敢肯定您能理解我。否则，谁能理解我呢？我一直都是理解您的。或许我不理解您的文字，因为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很大，而且相隔数千公里！但是我确实读懂了令那些文字充满绝望或者快乐的情感。
正如我告诉您的，我一开始只是阅读。起初，这就足够了，但是仅限于起初。很快我就开始在纸上信笔写一些蹩脚的诗句。里面甚至还有拼写错误！我避免不了。我觉得我周围的一切都隐含着诗和韵律，而我把所有这些形象都糅在一起，便产生了一首诗。
鼓足勇气之后，我便拿着我的第一批诗稿出现在了我们系的诗歌社团。我遇到了其他像我一样的梦想家。我们慢慢地互相熏染着。我的胆子大了起来，在赢得了学校的几次比赛后，我认为自己很优秀。我开始偷偷把我的作品寄去参加比赛，寄给出版社和专刊。但是，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从老师和同学那里收到的所有溢美之词都悄然无声了。
没有任何人回复我。
您可能会想：难道你写作是为了出版？为了赚钱？为了出名？不，不，不！
我写诗是因为醒着的时候我梦见词语，睡着的时候我又在狂热地写诗。您知道孔查•门德斯[4]的那句诗吗？或许不知道，因为您来自那么遥远的地方……“我希望，但是我不能！像那些生活在世界上被称作人类的人一样：唇上总挂着吻，用来掩盖事实，最终……如此平静地洗净双手。”
我写过诗，现在还在写，但是……我将来还会写吗？
两天前我满二十三岁了。我想这点年纪对于像您这样六十岁的老人来说，不算什么。玛拉•波斯基，我请您尽力回忆一下您在吹二十三支蜡烛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在您的一篇访谈中看到，您在会写姓名之前就已经写过一首诗了。那位记者对您说这个比喻好极了。您回答他说，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我相信您的话。如果说您三岁就已经写诗了，那么您从什么岁数开始知道，写诗是您想要做的事呢？从什么岁数开始知道您能做到呢？您何时知道您这一做就是一辈子呢？
很久以前我就发现自己想要成为诗人。生日那天，我差点就要告诉自己说我做不到了。但是就在那时，一封来自公证处的挂号信给了我一个时间暂停的机会，让我可以更好地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祖母，愿她安息，送给我一份非常特殊的礼物：将她的祖宅留给了我，包括一栋房子、一个小菜园和周围的牧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偏僻的地方。
我同父母争吵过无数次，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希望我从事写作。说不清楚为什么，我踏上了火车。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思考我这辈子要做什么：我可以生活在诗歌之外吗？我不确定。但是我同时也得考虑我要怎么处理这所房子。
这些是我到波韦尼尔时的计划，但是似乎被人推迟了。
一周之前我对我落脚的波韦尼尔只了解三件事。第一，我的祖母出生在这里，但是她年轻时就移居外地了。在她父母去世、兄弟（没有儿女）离开后，房子就没人住了。
第二，这栋房子有一个菜园和一个蓝色的房间。在我不到五岁的时候，夏天我曾在这里待过几天。我是和祖母一起来的。只有我们俩。我对那次旅行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了，但是有些情景却不唤自现，直到我收到那封带有祖母遗嘱的信我才重新想起它们。
我知道的第三件事是，一位在我们国家不被人熟知的伟大人物玛拉•波斯基在此定居了。
在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位美国学生来我们学校参加交流项目。我俩恰巧同桌。有一天她黑着眼圈来上课。她向我坦言她一夜未眠，因为她被一些诗迷得几乎无法呼吸。像是递给我一包被严禁的毒品似的，她给了我一本用报纸包着的书。她建议我，如果想感觉到自己活着，就读读这本书吧。那是在他们国家已经声名显赫的一位女作家的第一本诗集，而且是一个非常老的版本：《灵魂的隐秘》，作者是玛拉•波斯基。那是一本三手或者四手书，但是这让我更是喜欢：每一页都有不同的香水、饮料和手指的痕迹。我被迷住了。从那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甚至在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都会听到您的声音。
几个月前，我的一位老同学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我玛拉•波斯基已经离开美国，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小村庄隐居，您能想象我有多么惊讶吗？而当我看到村庄的名字如此熟悉时我就更惊讶了。您的同胞埃米尔甚至知道您住在哪个小区。她在一家非常有名的文学杂志副刊工作，谁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玛拉•波斯基曾经在这里生活，近在咫尺，却又如此遥远。
若不是今天早上我收到那封紫红色的信，这件事不过就是可以跟朋友讲讲的奇特巧合罢了。那封紫红色的信开启了整个过程。在沉默了六十年之后，有人决定给我祖母写信。在房子闲置二十年之后，有人在那栋被遗弃的房子里醒来，是为了收到今天送到的那封信吗？不早也不迟。
我已经看了那封信，在许多不相关的事情之外，写信者向读信的人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请求。
我感觉自己成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成了比我自己重要得多的一个接龙的一个环节，我满足了这个请求。我把它与您分享一下：
“萨拉的生活马上就被打破了。你或者我原本也可能成为这样的女人。或许你曾经遇到过她：她是在我们的石板街上长大的。她有三个毛孩子，也在这附近跑来跑去。尽管她的生活不容易，但是她对所有需要她的人都笑脸相迎。她的上司给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她，要把她调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波韦尼尔的邮局存在了一百多年后，即将没有邮差了。首府那边说我们不喜欢寄信也不喜欢收信。他们怎么敢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能帮助萨拉和我们村子，我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的。你怎么做呢？很简单，像我这样：写一封信。信的长短、写得好坏都不重要。然后你把信寄给村里另外一个人。即使你不认识他/她，也要和他/她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点滴。我们大家一起创建一个文字接龙，让它长达首府，坚固得让那里无人能够切断。”
除了您我还能给谁写信呢？我马上便有了答案。再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倾听我的心事。我不期望您给我忠告，也不期望您的回复。尽管我非常希望收到，但是这是协议的一部分：不注明寄信人。这个接龙始终向前。求您不要让它断掉。
您不曾想过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您对我们所有读您的作品、仰慕您、爱您的人都欠下了债。请您为了萨拉写下哪怕一行字，以此偿还您欠我这个无条件读者的那一点债。我请您偿还的数量无疑远远大于您所欠下的债，但是您的良心和慷慨也与此相称。
坐在这里和您笔谈的这几个小时，是我很长时间以来所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这对我的心事是一种安慰。谢谢。
在告别之前，我想向您坦白一件事：您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您的声音吗？因为您的呐喊高亢、有力、清晰。您不否认任何事，包括您的恐惧。
但愿某一天我也能像女诗人贝伦•雷耶斯[5]那样呐喊“我就是你们读的诗，这种讨厌的诗/一支笔杆是我支撑恐惧的地方”。
您的
阿尔玛
又及：您不必担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您隐藏在这里。您的秘密在我这里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