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卫生委员会担心瘟疫会随着德国军队的入侵传播到米兰，而事实上，瘟疫的确传播到了米兰，而且，此瘟疫并没有就此止住，而是蔓延到了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根据我们故事的线索，现在我们要讲述在这场灾难期间发生在米兰地区的主要事件，或者说在米兰城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因为出于各种原因，就像世界各地常常发生的那样，当时的记录几乎只记录了有关城市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叙述这件事并非只是说明我们的主人公所处的环境，同时也是为了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描述一件历史上尤其著名但鲜为人知的事件。
在众多当代的著作中，没有一本著作足以提供有关瘟疫的清晰、富于条理的说法，同样，或许也没有一本著作能有助于形成这一说法。每一部作品（不排除里帕蒙蒂那些在数量上和对题材的选择上都超越其他作品的著作）都遗漏了一些在别的著作里记载的事实。每一部作品里都有很多重大的错误，但可以借助于其他著作或现存的已出版的或未发表的官方法令，对这些错误进行校正和修改。我们通常发现，在这一本著作中找到的原因，却要在另一部作品中才能找到其结果。除此之外，在所有作品中，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时间和事实的混淆，书中只有事件不停地前后运动，仿佛这些全是偶然发生的，没有宏观的描绘，也没有对细节的陈述。顺便提一下，这也是当时那些用粗俗语言写成的作品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至少在意大利是这样的。欧洲其他国家是否如此便只有学识渊博之人才知道，而我们也只是简单猜测而已。后世的作者并没有为了找出一些与那场瘟疫相关联的时间去研究和比较这些回忆录，因此，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这场瘟疫的见解很不确定，甚至感到迷惑，也就是说，对这场大灾难和重大错误的见解很模糊（确实，那些灾难和错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种见解并非立足于事实依据，而是来自广泛舆论。实际上，那些事实混杂了一些散乱的事件，既毫无连贯性，也没有标注时间，也就是说，在整件事情当中，根本就毫无因果关系。我们仔细地研究比较了所有已出版的和诸多未出版的作品及大量官方文件（只有为数不多的关于这个主题的文件保存了下来），但我们并未从这些文件里面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并不打算叙述每一份官方文件或描述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值得回忆的事件，更不愿意让那些想完全了解瘟疫的人认为熟读原著是无益的，暂且抛开这些作品的构思与撰写，不管它属于哪一类型的作品，我们都深深地感到它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不能言语的力量。我们只是尝试着去辨别和查明那些最普遍的、最重要的事实，按照它们所发生的时间重新排列，以便于追究它们的根源和性质，观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暂时提出有关这场灾难的简要明了的见解，直到有人提出更好的见解为止。
军队穿过的这个地区，横尸遍野。这些尸体有的躺在老百姓的家里，有的则被弃在野外。不久后，一些人或他们的整个家庭因感染上某种奇怪的病而相继死去，而仍然存活的人对此类病症毫不知情，只有少数人曾经见过此种状况的发生，因为这些人还记得五十三年前摧毁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尤其是米兰地区的那场瘟疫。在那个地方，那场瘟疫至今都被称为圣卡洛瘟疫。仁爱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圣卡洛是一个人名，在各种各样的有关这次灾难的记录里面，都在很显要的位置突出这个人，因为仁爱使他的情感和行为比这灾难给人们留下了的印象更深，更值得人们纪念。他成为人们心中对那些事的一种体现，因为仁爱推动着他、指引他为人们做向导和榜样，并使他成为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救助者。对于他本人来说，这就像在一场大灾难中表现自我的机会，因此，这次灾难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似乎这意味着一种征服，或意味着某种发现。
洛多维科·赛塔拉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年事最高的医生。他不仅仅目睹了这次瘟疫的发生，而且还是多个医生里面最积极、最勇敢也是最著名的医生，尽管他当时很年轻。他对当时发生的瘟疫深感疑虑，因此时刻保持警觉状态，同时，他还忙于收集相关信息。10月20日，他在卫生委员会做报告时指出：毫无疑问，这次瘟疫源自莱科最偏远并与贝加莫毗邻的基乌索地区。然而，正如塔迪诺的《通报》中所记载的，卫生委员会并未对此采取任何措施。
从莱科和贝拉诺也传来了类似的消息。这时，卫生委员会才派出一位专员前往视察。这位专员路过科摩时，找了一位医生同他一同前往那个地区。这两个人要么是由于无知，要么是因为别的原因，被一个来自贝拉诺的无知的老理发师说服了。他告诉他们这种病并不是瘟疫，还补充说在一些地区，这是由秋天沼泽地里所发出的瘴气引起的，而在另一些地区，则是由于在德国军队入侵过后，人们由于缺乏食物导致饥饿，或饱受各种苦难才感染的。他们向卫生委员会报告了这个情况，而卫生委员会似乎对此情报也颇为满意。
然而，有关死亡的消息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因此，卫生委员会派遣了两位代表去视察情况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其中一位是上文提到过的塔迪诺，另一位是委员会的审计员。当他们到达的时候，灾难已经蔓延开来，他们无须特意寻找也能随处可见瘟疫的迹象。他们视察了莱科、瓦尔萨西纳、科摩湖畔和两座名叫蒙特·迪布里昂纳和杰拉·迪·阿达的小城。他们所到地方的城镇都用栅栏与外界隔离着，有些房屋看上去毫无生机，像是被遗弃了一样。村民们四处逃难，有的露宿田野，有的已不知去向。塔迪诺写道：“那些看似野蛮的人，有的手里握着一点薄荷，有的拿着一种名叫芸香的植物，有的人拿着迷迭香，甚至还有人紧握着一瓶醋。”他们打听死亡的人数，而这数字使他们感到非常恐惧。他们探望了感染疾病的人，检查了死者的尸体，到处都能看到瘟疫所留下的模却令人惧怕的迹象。随后，他们立即以书信的形式向卫生委员会报告这悲惨状况，委员会于10月30日收到这报告，塔迪诺说道：“准备发布命令，禁止所有来自瘟疫区的乡下人入城。”正当他们在起草这一法令时，委员会已经向税务官员下达了这一指令。
与此同时，两位专员匆忙地采取了他们认为最好的应对措施，然后回到了米兰。但令他们感到悲伤恼怒的是，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根本不足以补救或阻止如此猖獗、蔓延得如此迅速的疫情。
11月14日，他们以口述和书信的形式向委员会报告了相关情况，委员会授命他们去晋见米兰新任总督，并向其报告最新的事态。他们按照上级命令见了总督并进行回报，总督大人很遗憾地获悉了这些消息，并对此深感不安，但严峻的战争形势更令他感到紧迫不安。“但战事更为严峻。”在仔细翻阅了卫生委员会的卷宗，又跟专门承担这项使命的塔迪诺交换了意见后，里帕蒙蒂这样写道。如果读者们还记得，这是塔迪诺第二次接受其目的和结局都相同的使命。两三天后，11月18日，米兰总督发布一项公告，在这一公告中，他完全不顾在这种情况下聚集群众所隐藏的危险，要求公众一起庆祝国王菲利普四世长子卡洛斯王子的诞生。在总督眼里，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似乎没有人向他汇报过任何情况似的。
我们已经提及，这位新上任的总督就是著名的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他被派遣来调节这场战争，纠正贡扎罗的过失，顺便重治这个地区。我们再次稍稍提一下，几个月后，在那场他特别关心的战争期间，斯皮诺拉去世了——他并非死于战场，而是他为之效力的那些人对他的种种责骂和侮辱使他悲伤过度，在床榻上愤然死去。历史对他的命运深表惋惜，并谴责了他人忘恩负义的丑陋行为。历史还详细记载了他的军事和政治业绩，赞美他的深谋远虑及对待各种事情的积极态度和坚韧不拔的品质。我们还可以去查证，在他所关照的，或更确切地说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在受到瘟疫威胁及当瘟疫蔓延到这个地区时，他凭借着这些品质做了哪些善事。
然而，撇开对此人的责难不谈，人民群众的行为不但淡化了我们对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的行为的惊奇，而且还激起了另一种更为强烈的惊奇，我说的是那些尚未染上瘟疫的地区的百姓，他们本有充分的理由惧怕这种疫病。当消息从那些受瘟疫侵害严重的地区，从那些几乎半包围着米兰城的地区传来的时候（有些地方距米兰城不超过十八或二十英里），谁不会想到这将引起一场大骚乱，谁不会想到他们会采取一些或有效或徒劳的防治措施，或者至少会感到一种无益的不安吧？倘若那个时代的史书在某一方面一致的话，那就是异口同声地证明，这样的情形压根儿没有发生。在前一年的饥荒中士兵们肆意妄为的欺压，以及人们心里所受的痛苦，足以说明人们死亡的原因。在大街上，商店里，或是人们自己家中，如果某人说话时暗示了一点点危险，或谈到有关瘟疫的情况，那么他便会受到人们的怀疑、嘲弄和蔑视。这种怀疑，或更加准确地说，这种盲目和怪癖，在元老院、十夫长委员会和所有的地方行政机关里都占据了上风。
红衣主教费德里戈一听到有关瘟疫的前几个病例就命令所有教区神甫要让人们意识到发现类似病例上报的重要性，也要让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该履行的职责，并要求上报那些已经受到感染的或被怀疑已受到感染的物品。这也是他那值得称赞的品格的具体表现。
卫生委员会呼吁大家提出预防措施，希望大家予以合作，但这一切几乎是徒劳的。就卫生委员会本身而言，他们对此事的关心程度远不及眼前紧迫程度的需要，正像塔迪诺常指出的，而且从他的报告的全文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两位医生确信并深深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和日益逼近的危险性，于是他们力促卫生委员会采取行动，然后卫生委员会又试图推动他人。
我们知道，当有关瘟疫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相关部门根本无意采取补救措施，甚至不愿意收到相关的信息，现在，我们不妨再举一个说明那些装腔作势的机关部门办事拖拉的例子，当然，这种拖拉不是由上级机关设置的障碍造成的。授权给地方部门本应在10月30日颁布的那项公告，直到11月23日才起草完毕，到当月29日才正式发布。而此时，瘟疫已经蔓延到了米兰城。
塔迪诺和里帕蒙蒂都想弄明白谁是第一个将此病带入米兰的人，也想多了解一些此人和这件事的情况。然而，实际上，当他们在追查如此大量的死亡的根源时，却发现不但不能查明死者的姓名，也不能确定死亡人数，因此，他们产生某种莫名的好奇心，想去了解那些可能被记载或保留下来的最初的几位死者的名字。似乎通过对最先死亡的人的观察和对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的追查，就能使他们找到一些重要的、值得纪念的东西。
这两位历史学家都认定，第一个将此病带入米兰地区的人是一个在西班牙服役的意大利士兵，但对于他的其他情况，甚至这个士兵的名字，他们各持己见。塔迪诺认为，这位士兵是驻扎在莱科地区的比特罗·安东尼奥·洛瓦托；而里帕蒙蒂则认为是驻扎在基亚文纳的皮耶尔·保罗·洛卡迪。对于这个人是何时进入米兰城的，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塔迪诺认为是在10月22日，而里帕蒙蒂则认为是在11月22日。
然而，在日期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同意以上的任何一种说法，不是之前说的那个日期，也不可能是之后说的那个日期。因为这两个日期都与其他确定的日期相抵触。当然，里帕蒙蒂是按照老人委员会的命令来记录的，理应掌握各种获取必要信息的手段；而塔迪诺所从事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容易获知有关此事的消息。同另外一些较准确的材料比较的结果表明，早在禁止疫区人士入城这一告示公布之前，就有染上瘟疫的人进入了米兰。若有必要的话，或许可以证实，或者说几乎可以证实，这事发生在那月的月初的几天里。不过，读者定不会让我们如此辛劳。
不过，事情或许是这样的：那位不幸的士兵，即那个病源携带者，将一大捆从德国军队那儿购买来的或者是偷盗来的衣服带进了城里。他借宿在离修道院不远的东门郊区的一个亲戚家。他刚到那儿，就生病了，随后便被送到了医院，也就是在那儿，替他看病的主治医生在他的腋下发现了一个斑点。该医生初步怀疑那就是鼠疫，最后事实证明，也的确是鼠疫，而那人也在第四天就去世了。
卫生委员会立即下令将该人的家属隔离起来，将其拘禁在他们自己的家中。该人在医院所穿的衣服，所睡的床等，也全被焚烧了。那两位照看他的护士，还有一位主动帮助他的善良的神甫，几天之后，也都被证实染上了鼠疫，病倒了。从一开始，医院就对该病很是怀疑，认定其可能就是瘟疫，于是采取了预防措施，阻止了该瘟疫的蔓延和扩散。
不过，这位士兵将瘟疫的种子留在了外面，这种子很快便发芽生长起来了。第一个被传染的人是该士兵寄宿过的一户人家的主人，他是一位长笛爱好者。随后，卫生委员会下令将该户人家的其余家属都送往传染病院，在那儿，他们大多数都陆续犯病，很多在不久后便死了，死因便是这明显的传染病。
在城内，该瘟疫已由上述提到的那个家庭，由其衣物和家具传播开来。按照卫生委员会的吩咐，要对该家进行搜查和焚烧东西之前，该家人的一些亲戚、房客及仆人，便悄悄保存了一些衣物和家具。再加上法规的缺陷，执行法规的疏忽，以及人们努力地避开法规，该瘟疫一直潜伏着，并且于该年剩下的日子和1630年最初的几个月渐渐蔓延到民众之中。随后，忽而在这个村子，忽而又在那个村子，陆续有人被确认染上了瘟疫，染上瘟疫的人又因此病而去世了。由于发病人数并不是很多，人们便不再怀疑是发生了瘟疫才导致那些人死亡的。渐渐地，人们越来越愚昧地认定，那并不是瘟疫，甚至觉得根本没发生过瘟疫。很多医生仿佛回应民众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上帝的声音吗？），对为数不多的人的不祥的预言和可怕的警告嗤之以鼻。每当那些医生被请去治疗染上瘟疫的病人，他们总是宣称其只是属于普通的病，是可以治疗的，而丝毫不管该瘟疫表现出何种症状和病象。
有关这些病例的报告也被送到了卫生委员会，不过，这些报告通常都被延误了，并且内容也不是很确切。出于对被隔离及传染病院的害怕，人们只能借助于其他错误的途径，偷藏病人，贿赂掘墓之人和那些年长者，另外还贿赂一些卫生委员会的下层长官和派出的验尸者，让其做伪证。
然而，只要一发现有染上该瘟疫的人，卫生委员会便立即下令将该病人的家隔离起来或进行焚烧，而其家人也被迅速送往传染病院。容易想象，卫生委员会的这一做法，会使得那些贵族、富商和低层人民有多生气、多不满。他们一致认定这一行为是既不合理又没用处的。他们将愤怒主要集中在两位医生身上，一位名叫塔迪诺，另一位名叫赛纳托雷·赛塔拉，后者是上文提及的洛多维科·赛塔拉医生的儿子。人们对这两人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以至于从那以后，只要他们一公开露面，便免不了遭受被辱骂或者被扔石头的攻击。这两人的这种特殊的处境一直持续了数月，而且也很值得记录下来。这两人看清了那日益迫近的大灾难，于是便想方设法，竭尽全力，试图将其消除。然而，他们不仅在最需要有人支持的地方遇到了各种阻碍，而且还成为了众人公共的仇敌，就像里帕蒙蒂所说的：“祖国的公敌。”
众人的愤怒也牵扯到其他医生身上，因为这些医生也确信那传染病就是瘟疫，还竭力将他们那痛苦而确切的发现告诉给其他人，并建议他们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那些谨慎之人则责备医生们，说他们听信了谗言，执拗得很，而大多数人则公然指责他们，说他们是在欺诈，是计划好了想借助公众的害怕来从中获利。
那位年老的医生洛多维科·赛塔拉已年近八十了，一直以来，他都是帕维亚大学医学系的教授，随后他成了米兰的伦理哲学家。他出版了许多本书，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此外，他还多次受到其他大学如因戈尔斯塔德大学、比萨大学、波伦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的邀请，去做学术讲座，可是他却一一拒绝了，这无疑使得他成为当时最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不仅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望，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人们尊敬他、爱戴他，是因为他有一颗仁慈之心，老是救助和接济贫穷之人。然而，有一件事，却扰乱和减弱了他的那些善举所为他赢得的众人对他的尊敬，而当时这事本身是应当更加增强和加深这种尊敬的，那就是这位可怜的学者竟赞同当时那种最致命的、最普遍的“偏见”，而且他还优先倡导那偏见。不过，他并未与众人分离开，可这却也带来了麻烦，大大地损害了他以其他方式获得的威望。然而，尽管他还享有较高的威望，可这不仅不足以使其战胜公众对瘟疫这一事件的看法，而且还使得他成为了广大百姓的仇敌和辱骂的对象，这些人很容易从评论转向实际的示威和行动。
有一天，当他乘坐着轿子去看望他的病人时，人群开始围绕在其轿子周围，大声责备他就是那些不顾一切，仍然宣称该处确实存在瘟疫的那些医生们的首领，还说是他使得全城的人民处于恐慌之中，因为他总是皱着眉，拖着粗浓的胡须，所有这一切均是为了使医生们从中获取暴利。人们越来越多，大家的愤怒情绪也愈演愈烈。因此，那些轿夫一看见形势不对，便立即抬着自己的主人躲进一个朋友家——庆幸的是，幸亏有个朋友的家就在附近。他之所以遭遇到这一围攻，只是因为他清楚地预测到，并且向众人陈述了瘟疫这一事实，为的是想将他那千千万万的同胞们从瘟疫中解救出来。而有一次，正是由于他悲叹的建议，才挽救了一位可怜的女孩。这女孩曾备受人们的折磨，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她被众人当作女巫准备活活烧死，而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女孩的主人得了极其严重的胃病，时刻遭受着病痛的折磨。而该女孩的另一个主人，却死心塌地地迷恋上了她。这事，使得他重新获得了众人对他的敬重，大家大赞他，说他十分聪慧，他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值得颂扬的头衔。
可是，到了三月底的时候，病倒和死亡的人数开始陡增，最先发生在东门一带，随后发展到城里的所有街区。病人伴有痉挛、心悸、嗜睡、昏迷等奇怪的症状，同时全身还出现了乌青的斑点和肿包。患病之人在得病之后大多很快便死了，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患病的征兆而突然猝死。原来那些否认这是传染病的医生，如今仍然不愿承认他们曾经嘲笑过的东西，可是又不得不给如今这到处肆虐、触目惊心的疾病取一个属名，于是只好将其称作恶性热病、传染热病。这自然是一种可怜的权宜之计，一种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带来了极大的害处，因为，尽管这一做法表面看来是承认了事实，但它仍然没有使人明白，这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染的瘟疫，而承认和看到这一点是最紧要的事。当地的官员仿佛刚从沉睡中苏醒过来一般，开始或多或少听点卫生委员会的呼吁和建议，执行他们的公告以及关于查封住所和检疫隔离的决议。委员会还不停地申请经费，以维持传染病院因为新增的医护行动而不断增长的日常开支。为了筹款，卫生委员会向十夫长委员会提出申请，而钱的事还有待执政官们作出决定（我相信他们是永远不会作出决定来的，顶多是走走过场而已），到底该由当地政府还是由大公国的财政开支。虽然贡扎罗总督再次率军出征，围攻可怜的卡萨莱去了，但首席大臣安东尼奥·费雷尔奉他的命令，也频频向十夫长委员申请拨款；元老院也向十夫长委员会申请，要求他们在瘟疫传播开来以前，在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中断以前，设法做好城市的粮食供应，以及为相当大一批现如今失去了工作的居民谋求生计。十夫长委员会则努力通过借贷和收税来筹集钱财。他们将筹集到的部分资金交给卫生委员会，部分交给贫穷之人，部分用于购买谷物，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说，弥补了现在的某些需求。然而，严重的苦难尚未来临。
在传染病院，尽管每天都有大批人死去，可是其总人数却仍在不断上升。然而，还有一些艰巨的任务，比如确保服务、维护纪律、按规定进行隔离等，简而言之，就是要维护或者建立卫生委员会规定的管理制度。因为，从一开始，正是由于许多病人恣意妄为，加上部分官员玩忽职守、疏忽大意，所有的一切才陷入了一片混乱。卫生委员会和十夫长委员会走投无路，只好求助于嘉步遣会修士，求助于教省代理主教（之所以这么称呼他，是因为他刚接替了前不久去世的教省主教）派一位能干的修士去管理那悲伤的王国。这位教省代理主教向他们推荐了一位名叫费利切·卡萨蒂的修士。该修士正值壮年，因自己的仁慈、热忱、温顺而又坚毅的性格享有很高的声誉。而随后的一切也证实，他的这种声誉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助手米凯莱·波佐博纳利也是一位年轻人，此人严厉而又稳重，其面貌也是如此。人们都欣然地接受了这两位神甫。在3月30日这天，这两人便来到了传染病院。卫生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带领着他们四处巡视了一番，为了便于他们任职，还召集了服务人员和各个阶层的官员，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宣布说费利切神甫将担任该传染病院的院长，享有最高而且无限的权力。随着该院患病人数的不断增加，其他嘉布遣会修士也纷纷来到此地。他们分别担任主管、忏悔神甫、管理员、护士、厨师、壁橱的看官者、洗衣员，总之，就是一切必要的服务人员。费利切神甫一直勤奋地、孜孜不倦地忙碌着，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去视察走廊、病房，或者其他空旷之地。有时他带着一支长矛，有时又只系着一根苦带。他鼓励每个人，调解每一件事，以平息骚乱，解决纷争，恐吓、惩处、责备、安慰病人。他时时擦干眼泪，可泪水又时时忍不住流下来。不久，他也染上了传染病，病愈之后，他反而更加精神抖擞地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他的许多教友也忘我地、不顾一切地工作着，可是他们却很开心。
诚然，这样专横严酷的治理，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权宜之计，异乎寻常的还有这场灾难、眼下这个时代。即使我们对这个时代知之甚少，但单是这一权宜之计便足以作为一个论据、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社会是多么的杂乱，管理又是多么的无序了。不过，提到这些修士时，我们应该怀有敬意和爱怜，怀有那种因人类对自己的同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人们心中、在大众心中所激起的感恩之情，同样值得称道的还有修士们的大无畏的牺牲品质。为慈善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明智而崇高的行为，在任何时间、任何形势下都如此。“倘若这里没有这些修士，”塔迪诺写道，“毫无疑问，整个城市都将毁于一旦，因为那些修士竟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为了公众的慈善事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们从市政当局没有得到援助，或者至少可以说只得到了很少的援助，他们完全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传染病院里收容了成千上万不幸的人，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人们通过接触和交流不断传播这种疾病，顽固地否认瘟疫之人逐渐减少。这种疾病在穷人阶层里传播了一段时间后，便开始在较有地位的人群中蔓延开来。在这些人当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当时最著名的主治医生赛塔拉。人们至少说过这位可怜的老人的所作所为是合乎其理的，但是谁知道呢。他，连同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以及为他效力的七个仆人，都染上了瘟疫。他和其中一个儿子获救活了下来，其余的人都不幸去世。塔迪诺写道：“发生在城里显赫家庭里的这些案例，促使贵族家庭和平民家庭都反思起来，那些对此表示怀疑的医生和无知鲁莽的平民都开始紧闭双唇，咬住牙齿，瞠目结舌。”
不过，极端顽固者的计谋和报复心理常常迫使他们怀有希望，这种固执能够置理智和事实于不顾，直至到最后一刻。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些曾经坚决怀疑他们身边或他们之中有潜在的疾病（而这种疾病又是通过自然途径传播开来导致重大毁坏）的人，如今再也不敢否认疾病扩散的事实，但仍不承认其是通过自然途径传播的（因为如果承认，就等于承认自己所犯下的巨大的错误）。他们迫切地想要找到疾病传播的其他理由，而且愿意接受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任何理由。不幸的是，当时不仅在意大利，包括欧洲的每一个地区的传统观念中，都认为是魔法在作祟：施魔法的人运用一些残忍的诡计，让人们通过传染性食物和妖术来传播瘟疫。在以前发生过的很多瘟疫中，尤其是半个世纪以前发生在米兰的那场瘟疫中，人们对这样的说法以及与此类似的说法半信半疑。稍作补充的是，去年由国王菲利普四世签署的一份公文发至米兰总督，公文里告知他四名被怀疑散布有毒物质和传染病毒的法国人逃出了马德里，并要求米兰总督时刻警惕，防止他们进入米兰。总督将这份公告汇报给了参议院和卫生委员会，当时并未引起他们的重视。然而，当瘟疫真正爆发的时候，当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是瘟疫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注意这公文里的信息，从而确认了是有人故施恶计，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对此类事件有所怀疑。
然而，有两件事（一是盲目的、失控的恐惧，二是我也说不清楚的恶劣伎俩）使很多原先只是含糊地怀疑存在某种罪恶企图的人开始真正相信是有人在故弄玄虚、制造恶端。5月17日晚，一些人似乎看到教堂里有人给用来隔离不同性别信徒的挡板涂上了油软膏，又把挡板和长凳搬到了教堂外面。尽管卫生委员会主席在四名成员的陪同下，闻讯赶来，察看了隔板、长凳和圣水池，但终究没找到任何能够证实这是有人故意放毒的证据。为了迁就别人的想象，他决定，与其说是出于必要，毋宁说是过于谨慎，只要将隔板重新清洗一遍就可以了。然而，这么多堆放在一起的物品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惊愕感，人们认为任何一个物品都是别人故意施毒的证据。据说教堂里的所有长凳、墙壁，甚至钟绳都被涂上了毒油膏。这不仅仅在当时得到了证实，同时代的所有记录当中都提到过这件事（有些回忆录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撰写的），说法与此大体相同。要不是我们在圣费德莱的档案里找到一封由卫生委员会写给总督的信，我们便永远无法确定故事的真实性。
第二天早上，一副新奇的景象使市民们目瞪口呆。在城里的每一个地区，他们看到所有住宅的墙壁和大门都被涂上了一条长长的不知为何物的痕迹，有的是微黄色的，有的发白，就像海绵一样分散开来。这也许是为了制造某种更普遍的恐慌而搞的某种恶毒卑鄙的手段；或许是为了引起公众的混乱而实施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计划；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事实证明，将这件事归咎于少数人实施的蓄意恶毒的手段，而不是归咎于人们的想象似乎要合理得多。事实上，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可以说在每个年代的各个地方，都不乏后来者。里帕蒙蒂，这个经常嘲弄这次涂药膏事件以及对人们如此轻信此类事件感到悲叹的人，断言说自己曾经看到过这种石膏工艺，接着便描述了这一工艺。在上述所援引的书信中，卫生委员会的官员们以同样的方式讲述了这件事情。他们谈到对此事的视察情况，谈到了用那些涂料在狗身上做的实验，并证明这些根本不会导致不良后果。他们还补充说道，他们相信这种鲁莽行为并非邪恶的计划，而是由于无知而导致的结果。这个观点表明，到那个时候，他们仍保持着稳重的心态，无视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同时，同时代的其他记录也表明（且不去考证这些记述的真实性）许多人起初也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恶作剧，并且没有任何记载说有人反对这一说法。倘若真有这样的人存在，那么他们一定会被一些人提及，而且被他们称作荒谬的人。我认为，把这件恶搞之事的细节（一部分鲜为人知，另一部分根本没人知晓）综合在一起加以描述也并无不恰当之处，因为在这么多人一起所犯的错误中，令我最感兴趣，也是最值得我去观察的是这些错误扩散的途径，以及它们闯入人们的头脑并支配他们思想的形式和方法。
这个早已骚乱不断、动荡不安的城市如今已被搅得天翻地覆。房屋的主人用燃着的稻草去烧那些被涂染过的地方，过往的行人纷纷止步观看，个个都战栗着，嘴里还不停地咕哝着。那些很容易因为其穿着而被识别的外乡人被认为是作案者，大街上的人们将他们捉住，立刻送到了警察局。执法官对被抓之人、捉捕者和证人进行了盘问和审查，但发现所有的人都是清白的，看来这些执法官仍然具有怀疑、思考和理解的能力。卫生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公告，允诺赦免那些举报罪犯的人，并对其进行奖励。卫生委员会的官员们在我们所援引的那封信中写道（信上所写的日期是5月21日，但很明显是19日写的，因为出版的法令上标明的日期便是19日）：“无论如何，面对如此危险、人们竞相猜疑的局面，我们认为，无论使用何种方法都要对罪犯进行严厉打击，以告慰人民，保证其生活安宁。故今日颁布此法令。”然而，这项法令并未提及，至少没有明确地谈到他们向总督大人提到的理智及冷静的猜测：他们对此有所保留，表明当时民众对此感到狂热不安，也表明他们自身对此事的一种妥协，然而，这事引起的后果越严重，这些人就越应受责备。
当卫生委员会正在询问情况的时候，正如平常一样，已有很多人找到了答案。在那些认为所涂之物为有毒的药膏的人群当中，有些人认为这是贡扎罗·费尔南德斯·德科多尔瓦的报复行为，因为他在离职时曾受到侮辱；有人认为这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主意，因为他想消灭米兰，然后毫不费力地坐拥这所城市；还有一些人，不知出于何种动机，认为科拉尔托伯爵或沃伦斯坦或米兰的某个名门望族是此事的肇事者。正如我们所言，当然也不缺乏那些完全把这事当作笑话的人，认为肇事者是学生、贵族和厌倦了对卡萨莱的围攻的军官们。然而，尽管人们都感到特别恐惧，病毒却没有立刻被传染出去，也没有导致普遍的死亡，也许这正是人们心中最早出现的那些恐惧逐步减弱、事情几乎被人遗忘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仍然有一定数量的人不相信瘟疫的存在，因为无论是在传染病医院还是在城里，都有人得到了治愈，恢复了健康。针对与事实相左的观点而提出的总结陈词，人们总是对其怀有好奇心的。塔迪诺写道：“平民百姓和一些对此表示怀疑的医生都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瘟疫，倘若是瘟疫的话，那么所有感染上病毒的人早就已经死了。”为了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卫生委员会想到了一个切合实际、源于现实的对策。在圣神降临周期间，民众会在东门外的圣格雷戈里奥墓地前聚合，为在瘟疫中不幸身亡且葬在此地的死者祈祷。他们会借此机会在这里娱乐观光，于是每个人都穿得十分体面。就在那一天，有一家人全部死于瘟疫。在卫生委员会的指示下，死者赤裸裸的尸体被安置在一辆马车上，然后进入人群集中最密集的地方，在马车、骑马人和行人之间穿行，让他们看清楚瘟疫所留下的明显的标记。马车所到之处，人们都十分惊愕，并不断发出窃窃的声音。这使更多的人们相信这就是瘟疫，除此之外，瘟疫自身的蔓延也使人们相信它的存在，而人们聚集在一起，又加速了瘟疫的传播。
最初的时候，人们绝对不相信瘟疫的存在，甚至禁止使用“瘟疫”这个字眼，后来又认为这是瘟疫性热病——这一形容词的使用虽然没有直接说是瘟疫，但难道不是间接地承认了这一观点吗？后来，人们又不太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瘟疫，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瘟疫，或明确地说这不是瘟疫，而只是一种无法命名的疾病。最后人们才毫无争议地确信这就是瘟疫，但是这个说法又生出另一种说法——下毒和巫术，旨在篡改和混淆如今他们再也不能否认的瘟疫的说法。
我想，我们已经没有必要为了解与此类似的历史事件而为这段历史发表更多的观点。感谢上天，与此有着相同性质和重大影响，花费如此大的代价才排除疑义，同时又受到别的说法的纠缠的历史事件并不多见。然而，无论是小事件还是大事件，在多数情况下，通过采取早已被证实的方法，例如在发表意见之前，先仔细观察、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然后经过一番思考后加以比较，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