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脑总统》原文_作者：安妮·沃格尔
一股耀眼的亮光，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耳边突然响起了刺耳的叫声：“起来！跟我们走！”
我睁开了眼睛，电灯被人打开了，两个警察闯进了我的卧室。一个用枪恶狠狠地对着我，另一个站在门边，警惕地注视着我。
我看了一下表，凌晨三点二十分。
我起床穿上衣服，问：“我洗洗脸，修修面行吗？”
“不行！”回答简单而生硬。
他们押着我走出房门，进入轿车坐定后，一个警察说：
“好，开车！”
“我们到哪里去？”我问。
没有听到回答，只感觉到金属枪筒在我的肋骨上顶得更紧。
我愤怒地提出抗议：“请问，我究竟犯了什么法？”
“少说话！不知道！”一个警察说。
汽车风驰电掣地穿过一排排建筑物，沿着小路转来转去，然后驶上主要街道。我很纳闷，警察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拘捕我？将要把我押到哪里去？我留心观察小车驶过的路，当到达市政大厅的交通灯附近时，我屏住了呼吸。如果车子向右拐，驶向伦敦市中心，那就意味着我将被带到伦敦警察厅刑侦部，问题将变得十分严重。可是，小车笔直地向前驶去。
不一会儿，车子将我们带到了当地的卫生部。
警察叫我下车。当我迳直走向卫生部青铜色的大门时，警察纠正了我的去路，叫我绕过卫生部的大门，沿着小路，走进了警察局。
我被关进一间牢房里。
环顾四壁，空荡荡的，没有床，没有桌子，只有一张椅子。我下意识地感到，我的囚禁生活开始了。
天将黎明。我强自镇定，按照往日的习惯，做了一下早操，伸伸腿，弯弯腰，然后，躺在地板上。我思绪万千，心乱如麻，静候即将降临到我头上的灾祸。
不一会儿，房门开了，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拿着一杯茶。当他看见我躺在地板上时，表现出惊讶。
“这里有椅子。”他指点着说。
“谢谢你的好意，我觉得地板更舒服些。”
他把茶放在一块木板上，这块木板原来钉在墙上，可以放下来当作桌子用。
我又问他；“请告诉我，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很抱歉，我不知道。”
“今天早上走得仓促，我需要盥洗用具。”我说。
“我一定设法使你得到这些东西。”他说着走了出去，锁上了房门。
我坐下来，开始喝茶，这茶出奇地好喝。以前我曾经听说过，监狱里的茶煮沸后寡淡如水，而这次却不相同。也许，警察局的茶要比监狱的好喝些。
那个警察走了好久，仍不见回来。我想抓紧时间做一些事情，但令人恼恨的是，警察无端地拿走了我衣袋里的所有东西。
我开始构思写给《克拉彭信使报》的专栏文章，这篇文章应在今晚交给办公室。我写文章的习惯，是在睡前酝酿成熟，次日清晨一气呵成。但在目前这样的场合下，肚子空空，心事重重，不得不打消构思文章的念头。
当警察拿着肥皂、毛巾、修面用具和热水进来时，我当然感到高兴。
大约七点半时，给我带来了早餐。这一盘子东西，从外观到味道，都象锯木屑，难以下咽。
警察看见了我皱眉苦脸的窘态，说：“抱歉得很，我们未经允许，不能给你吃别的东西。”
“好，”我边说边推开木制的匙子，“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
“我不能告诉你。十一点钟左右，我带你去见部长。”
“哪一个部长？”
“是卫生部长，在隔壁门道里。到时将有一位福利工作人员陪着你去见他。”
“以前我见过这些人。你们把我折腾来折腾去，不知要搞什么名堂？”
“没有什么名堂，”他极为自信而又礼貌地对我说，“你想看看今天早晨的报纸吗？”
尽管我知道官方报纸不值一读，但为了打发时间，我点头同意了。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那个警察终于进来说，卫生部长约见我的时刻到了。
经过一扇通向两边的门，进入卫生部的院落。沿着铺有地毯的路，将我带到了一间拥有现代设备的小会客间。
部长坐在桌子后边，桌上放着鲜花，墙上有儿童游戏的照片。
他见我扫视了一下照片，就说：“这是些残废的孩子，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十分善良，有趣的。”
他招呼我坐下来，然后递给我一个好象是装纸烟的盒子。我谢绝了。
“啊……不抽烟。”他说着，坐下来态度严肃地翻阅我的卷宗。
我知道，在我的卷宗里，除了记载我发表在报上的一些文章外，没有什么别的内容。
他是一个肥胖的老头，生就一张丑陋、黝黑的面孔，他翻了几页我的卷宗。
“这些日子你感觉身体怎样？”他身子向后靠，摆弄着手指头，透过眼镜注视着我。
我直觉地意识到，这个部长的问话里似乎隐藏着什么不怀好意的动机。于是，我告诉他我的身体很结实。
他不在乎对我的小小试探已经落空，仍用冷峻的眼睛看着我说：
“晤，上月你的医学测验不太好，你的智商下降7.4，发达肌肉的反应差，心脏跳动出现异常的征兆。整个人体测验表明，你感到不自在。”
“我并没有感到不自在。”我说。
“唉，小伙子呀，这是精确的科学测验得出的结论，你的感觉是不确切的。这个结论是由一个专家组精确核对测验以后做出的，你不能不相信科学。”
他的谈话听起来满有道理，似乎无懈可击。
我转过话锋，问：“我可以提问题吗？”
“当然可以，亲爱的小伙子，我能替你做任何事情……”
“为什么今天凌晨三点二十分，我就被警察吵醒，用枪押着我来到这里？你该明白，我是具有合法身分的人。”
“唔……是这样的吗？”他的声音毫无感情。他慢慢抽出一支香烟点燃了它，悠闲地将烟雾吹向天花板，问道：
“你是否经常去想那些从来不会发生的事？”
“不，从来不！我告诉你的是活生生的事实，而不是什么想象或幻觉！”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坐在这里就是证据，几小时前我还关在警察局的牢房里。”
我看着他，他不说话。看不出他是默认了此事，还是在暗自构思别的鬼点子。他换了一个话题说：“乔比先生，我要是你，我就要放弃给那些闹独立性的报纸充当撰稿人，那些报纸发行量太少，你的写作天才得不到发挥。我为你感到可惜。”
“你如此说，难道这样就导致了我身体状况的恶化？”我问。
“是的，有些征兆在早期阶段很难被人察觉，但如果你继续按这种方式生活，长此下去，将会给你带来致命的后果！乔比先生，我为你担心，老实说，非常担心！”
“我自己没有这样想。”我说。
“这正是令人担心之处！你自己不知道身体正面临危险。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我为你安排了临时的检查，马上就做。好了，我很高兴这次短短的谈话。以后你如果再想见到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只需挂个电话，我的秘书将安排约见时间。”
他抬起脚来，向站在门口的警察发出了一个暗号。
警察把我交给一个护士，带我走进一个小房间，叫我脱光了衣服，取下手腕上的表，然后进入所谓的检查室。
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叫我坐在椅子上，取来一个象车轮样的器械，从后边固定在我的头上。我很快地昏迷过去。
当我从躺着的床上醒过来时，睁开眼睛，只觉得眼前是一片白蒙蒙的浓雾，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我伸出手指，放在眼跟前，只感到浓雾中点点暗影。
我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很好，”一个声音在我旁边说道，“你逐渐会习惯的，请安静地躺一会儿。”
我听从了这个柔和的声音的忠告，但不明所以的疑团却在我的心中汹涌澎湃。
不一会儿，我感到两扇微小的窗子在雾中打开，逐渐变大，变得清晰起来。我看见了房间、墙、床的栏杆、门以及涂有柔和色料的天花板，但它们都非常小，好象是从倒拿着的望远镜的一端看出来的，显得遥远而清晰。接着，这两扇窗子逐渐变大，使视野扩大，房间中的一切物体，逐渐恢复到原来一样的大小。
我感到有件东西架在我的鼻梁上。
这声音继续说道：“刚才我给你戴上了一副眼镜。”
我偏转头，看见一个人坐在我旁边，穿着白大褂，耳上戴着一个小助听器。这是一张聪敏、漂亮的脸。
“可是我根本不需要眼镜。”我抗议说。
“你过去不需要，而现在需要它了。因为你眼睛里的眼球已被取走，换上了人工的晶状体。没有眼镜，你看东西会很困难。”
“这一切是为什么？”我很愤怒。
“请不要激动，激动只会给你增加痛苦。这一切嘛……是为了使你摆脱痛苦。”
我气得浑身颤抖。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今天从凌晨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想起了我同卫生部长的谈话，一定是他干的勾当！这位政府工作人员竟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
“部长已经向你谈了，”这位穿白大褂的人继续说，“你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总想去过问不该你管的事。你应该知道，言多必失。除非你是警察当局的人，否则你就不该乱管闲事。”
“你是说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执政当局的错误是乱管闲事？由于我关心公众的利益，你们就给我挖了眼睛，配了眼镜？”
“我只是一个警医，我按照命令行事。据我所知，这种眼镜只能使用一段时期，到时你如要换配眼镜，你必须得到卫生部的准许。”
“若是这样，那我得十分小心，不要过早弄坏这副眼镜。”我说。
“恐怕由不得你。这种眼镜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无论你如何精心保养，经过一定的时间它就会自动失效，你不想换眼镜也必须换！”
“一个多可怕而讨厌的发明！”
“不能怪罪这个发明。起初，这位发明人发现这种眼镜没有什么用处，就主动放弃了。可是后来‘效力之国’当局发现了它，给它排上了用场。”他解释说。
“顺便说说，你以前在外边是否看到过有些人戴着这种眼镜和助听装置？”他接着问我。
“是的，看到过许多人。但当时我没有在意。”
“他们跟你一样，并不是先天性的视力和听力有病的人，是警察当局强加给他们的。”
“可为什么他们不提出控告？”我问。
“谈何容易！只要他们稍有举动，马上就会丢掉工作，连吃饭、居住都成问题，甚至性命也将受到威胁。所以，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当局的控制，打发可怜的日子。”
“他们难道不能团结起来，推翻这种统治？”
“要知道，他们的统治是建立在集团生产、中央控制、教育、娱乐以及告密等基础上的，每一人都跟这种统治有牵连，人们摆脱不了这个庞大而严密的蜘蛛网的控制。”
我望着这位警医，心里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因为他能直率地道出本来不该他说的话。
“你的这番谈话，使我感到惊异。作为一个警医，你竟对我这种人说了这些话。”我说。
“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他说，“你不正是科林·乔比吗？你不正是经常给很有社会影响的报纸撰写文章的那个人吗？”
“正是，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由于职务上的原因知道你的。”
我沉默下来，心里对他的话作出评价。他是敌人？还是朋友？我犹豫不定。我猛然看见了他也戴着助听器，我心里一亮。
“你刚才谈到一些关于助听器的事？”我问。
“是的，当局除了摘掉一些人的眼球外，还摘去另一些人的耳膜，改用人造的耳膜代替，以实现他们的控制。”他说，“我的耳膜，约在四年前就被摘去了。我原是医生，他们逼使我为当局工作，成为今天的警医。”
我同情地点点头，表示理解他的心情。
“我这里保存着许多被挖眼摘耳的人的档案，他们都先先后后地按这种方式动了手术。我从我的同事那里，还知道更多的情况。”他说。
“这一点我很感兴趣，”出于职业上的敏感，我立即请求他，“我能看看这些名单吗？”
“完全可以，”他说，“但我没有带到这儿来。你如果能抽空到我家里来，你将看到要看的东西。”
“很好，但没有危险吗？”我说。
“要冒很大的风险。”
“这种冒险，我认为值得。”
“我同意，我们得抓紧时间。警察很快就要来了，不久就会释放你。我将我的住址写在纸上，藏在你的衣服里，小心被警察发现。”
“用不着写在纸上，我能记住你的姓名和地址，这样更保险些。”
“你记不住了，他们已对你进行了电击处理，你的记忆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破坏你的永久性记忆，使以后不能指控他们在这里所干的卑鄙勾当。”
我听从他的意见，收藏好了他写的纸条。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通知我可以离开了。
我走出大门。短短半天，恍如隔世。
我穿过白求恩公园，来到一块老坟地上。只见墓碑此起彼落，荒冢三三两两，四周象死一般的寂静，心灵深处感到似乎有声音在召唤我。我在墓地上走了一走，然后坐在一块墓石上。周围异常宁静，五光十色的世界离我如此遥远，我似乎听到了死神向我走近的脚步声。我没有恐惧，没有担心，也没有一丝激情。我坐着坐着，凝神闭目，以眼观心。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已觉得似乎过了很久很久。我站起身来，离开了墓地。
我招呼了一辆出租汽车，到伦敦他的住所附近。我又走了一程，找到了医生所在的街区。我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人跟踪监视。
我来到医生居住的公寓，见到了事先约好的放在门外的暗号：在阳光照射下，按铃上放了几根很细的头发。我沿着楼梯上了楼，在他的门前敲了敲门。
他自己给我开了门。我本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可是，当我从门边望进去时，我见到卧室里还有一个人。我站住了。
医生立即向我解释说：“这是约翰·莱丁格尔，我的好朋友。”他接着向他的朋友介绍我：“这是科林·乔比。”
这位陌生人向着我。一个机灵的小个子，一张喝醉了的脸，但眼神敏锐而阴悒。
我认识这张脸。几年前，他曾出现在电视屏幕和许多报纸上。他是一个著名的探险家和星际旅行家，曾经指挥第一艘宇宙飞船在火星上安全着陆。
我很惊诧地望着他。因为自火星登陆后不久，官方公开宣布，他已在金星登陆时，机毁人亡。
“你好象看到鬼了，是吗？”他笑着对我说。
“是的，我以为你的尸体已在几年前躺在金星上了。”
“许多人都这样认为。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去过什么金星，也没有乘坐过任何一艘飞船离开地球。我被当局秘密逮捕，关进了监狱，受尽了折磨。后来，我设法逃了出来，离开了这个国家。几月前，当我获悉这里将要有所行动时，我才回来。”
“什么行动？”我问。
医生接口说：“请原谅，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详细告知你所有的情况。简要地讲，我们不能忍受当局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已纷纷组织起来。我们当中的一个小组，在一起碰了碰头，商量了一个方案……”
“什么样的方案？”
“我们准备干掉当局的首脑。”
“你是说要干掉‘总统伯伯’？”
“是的。”他停了一会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你好些时候了，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正准备接近你，你就发生了今天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讲，警察拘捕你，也算帮了我们的忙，这样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你了。”
“唔，是这样。”
“我很抱歉，不得不对你动了手术，没有办法，警察当局密切监视着我的工作。我做完手术后，紧跟着就有人进行检验，你可能还记得起，当你离开卫生部时，一个专家再次检查了你的眼睛，有这回事吧？”
“是的。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些瞎子和聋子中的一员。”
“我也很高兴有你跟我们在一起，”约翰说，“你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人。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三个人坐到一起，开始酝酿行动计划。
“你喜欢喝一种黑色的威士忌酒吗？”医生问。
“如果允许，我想在晚上出去之前，喝一些黑色的咖啡。”约翰·莱丁格尔回答说。
我们交谈、讨论和争论，时间在融洽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流逝。
当我告别他们，走出住宅时，天色已近黄昏。微风拂面，送来丝丝凉意。
我喝了太多的威士忌酒，加上冷的黑色咖啡的刺激，同时肺里又饱吸了约翰·莱丁格尔从美国南部秘密带回的烈性雪茄所发出的浓烟，使我神志恍惚，步履蹒跚。可是，整个身心都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庞然大物的“效力之国”的元首，将在我们的打击下，倒在血泊之中。从这里开始的连锁反应，将陆续在全国各地发生。我深深地为即将到来的事件，感到激动和兴奋。
回到家里，便开始工作。我的任务是召唤那些被警察当局摘去了眼球和耳膜的人，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当局的统治。我将他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不信任我们的；第二类是跟我们想法相同，但不敢积极参加工作的；还有一类是人数更多的受害者，他们不畏强暴，誓死斗争。估计到后来，我们将拥有大约六百名坚决革命的活动分子和五千多名成员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
果然不出我所料，时间一长，我的视力逐渐衰弱了。我找到了一个眼镜制造人，请他给我换副新的。他告诉我，他不能随便给我换眼镜，除非我拜见了当地的卫生部官员之后。
“可是，我没有眼镜就不能走去看他呀，”我辩解道，“我看不见路，无法走到他的办公室去。”
“好，让我挂个电话，请他们派个车子来带你去。”
我被带到了卫生部。
过了些日子，给我换了一副新眼镜，让我为一家官方报纸《闪光日报》工作。
不久，我被派去报道会议的情况。我竭力使我的报道既沉闷又单调，给他们形成一种我没有出息的印象，不再利用我，但没有成功，他们不理会我。
我只能继续泡在会议里，听那些没用的机构的各种成员成天喋喋不休、废话连篇的发言。而且，这个会议一直要拖到九月份“效力之国”的总统生日那一天才结束。没有什么理由可讲。
一天，我突然从电话里得通知，为了迎接总统的生日，警察们将要抽调去进行训练。利用这一机会，我们可抓紧进行刺杀总统的准备工作。
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效力之国”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带着强烈而深沉的愤慨之情，怀着被摘去眼球和耳膜的仇恨反抗当局的统治，还有那些失去手臂、失去大腿，以及戴着人造鼻子的人。整个国家将笼罩在愤怒而激烈的气氛中，除了警察、总统本人和外星电影明星之外，再也找不到支持他们的人。“总统伯伯”将在他的臣民和警察的注视下，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然后，约翰·莱丁格尔将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宣布总统的死亡和新纪元的开始。同他在一起的，有我在内的一个小组的人。其中，有一个起着关键作用的年轻的女人。她是一个射击选手，一个十分温柔善良的人。她的丈夫惨遭警察当局无端地杀害，而当局欲盖弥彰，迟迟才告诉她：一个警察在休假日散步时，在苏格兰一个偏远的角落里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是食物中毒造成的。警察当局虚张声势地追查了一阵后，不了了之。
警察当局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激起了她极大的愤怒，她发誓要为丈夫报仇。多次主动要求刺杀总统，除掉这个伪善当局的罪魁祸首。
在我们的行动计划中，正缺少一个重要环节，一个熟练而大胆的行刺人，警察当局帮了我们的忙，给我们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
我们的计划，顺利地付诸实行了。
总统的生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全国都处在热烈而紧张的气氛中。
这时，总统正站在讲台上，准备发表他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他身后的一堵墙的后面，隐藏着行刺的女人。墙上开了两个小洞，一个用来观察，一个用来安放射击步枪的枪筒。
她等待着时机。
总统在掌声中开始讲话了。
不能让他的讲话超过两分钟，不能让他开怀大笑以博得听众的响应。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观察、瞄准、屏息、射击。
砰！墙洞里响起了小而尖细的一声，消失在总统身边的空气中。
总统突然停顿了一下，身子发生了晃动，嘴巴张了几张，然后反复地、语调不清地发出相同内容的声音。
他慢慢地，绕着他的脚跟，转动着身子。当他的背刚好转向台下听众时，人们看到了他被子弹击中的后脑。
从脑袋的大洞里流出来的，不是脑浆，不是鲜血，而是一卷卷录音带，一些小齿轮、电池，以及一些看起来象锯木屑的东西。
听众惊愕万分，“总统伯伯”竟是一个机器人！
会场顿时大乱。人挤人，人踩人，尖叫声，吆喝声，响成一片。
早在十五年以前，当他成为这个“效力之国”的第一任总统时，警察当局就已经给他换了脑袋，让他忠实地执行警察当局的指令。
那么，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警察当局的幕后指挥人？
方长恕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