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皮皮作文网

与友人论学书　顾炎武

比往来南北，颇承友朋推一日之长，问道于盲。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呜呼，士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启予。

〔注释〕

一日之长：意为年龄稍大一些。问道于盲：自谦词，意为别人向自己问学，犹如向盲人问路。著：标举。危微精一：即《伪古文尚书》中《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为理学家的至理名言，被称为“十六字心传”。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此为尧戒舜为君之言。意为统治者不关心民众困苦，就不能保持永久禄位。允，信；困，极；永，长。几乎圣：差一点达到圣人的地步。多学而识：博学而有识见。一贯：贯通。祧(tiāo)：原意为祭祀。元圣：大圣人。千驷一介：形容众多之中的极少一点。不忮不求：不嫉妒不贪求。启予：启发我。

(汤勤福)

〔鉴赏〕

顾炎武的《与友人论学书》是一篇批判理学的重要文章。

这篇文章中，顾炎武特别强调“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个重要观点，从全文论述的侧重来说，大致可分为五段。

第一段是给友人回信时的自谦之语，并无深意。

第二段便直接进入问题的关键，即指出“百余年以来”的学者对“心性”问题“茫乎不得其解”。在顾炎武看来，明代理学家与孔子之学大不相同。孔子教人，不谈性命天道而强调“行己有耻”，要求学者“好古敏求”，不说“危微精一”而强调“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就是孔子平易实用的“下学上达”工夫。同时，顾炎武还列举颜子、曾子、子夏等人都“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显然，“博学于文”并非只是片面追求所谓的书本知识，其关键在于施用切于实际。这一观点无疑是有一定价值的。然后，顾炎武批判了明代理学家“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而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不切实际、不关心时政的空疏无用学问。他嘲笑明代这些理学家以为如此便可以“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其实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实际上，顾炎武另在《与施愚山书》中明确指出：“古之所谓理学”是经学，“今之所谓理学”实际便是“禅学”，正是这一问题的注脚。

第三段侧重谈孟子言心性与明代理学家谈的心性之间的差异。顾炎武指出，孟子言心性在于“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在他看来，伊尹、尧、舜之类具有“元德”“盛德大功”的圣人，“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不行不义、不杀无辜而得天下。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家不讨论“出入、往来、辞受、取与”，而专门讨论“忠与清”是否为仁、“不忮不求”是否尽道，实际是不切实用的无稽之谈。其实，宋代朱熹、明代王世贞、刘宗周都讨论过“忠与清”是否为仁、宋代朱熹、戴溪、明代刘宗周都讨论过“不忮不求”是否可以言道的问题，显然，顾炎武的矛头所指是十分明确的。在他看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是自古“未之有”的，是不必讨论的问题，因为这根本不涉及“圣人之道”。

那么“圣人之道”如何呢？顾炎武在第四段中便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以为，“圣人之道”是在于“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博学于文要求切于实际，防止浮华无根之谈；“行己有耻”，即“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的事，是“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在他看来，这种“行己有耻”的“耻”字，并不是耻“恶衣恶食”，而是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显然，他从对百姓有无利益的民本主义高度来认识学者的品德行为，其实也就是更看重学者品德行为的社会性这一层面，而不看重伦理性这一层面。这种观点确实是有一定价值的。

最后一段是总结。顾炎武认为“士不先言耻”，便是“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是“空虚之学”。如果是“无本之人”来讲谈“空虚之学”，那么离开“圣人之道”就实在太远了。

全文一气呵成，逻辑性强而说理透彻，这对当时空疏而不切实际的理学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