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相录著《〈长恨歌〉研究》评介
作者： 佟玉华
旧题新探 别开生面——
“一曲《长恨歌》，为白居易赢得生前身后名；一曲《长恨歌》，让敏感的读者倍感伤情；一曲《长恨歌》，让千百年来文人们众说纷纭；一曲《长恨歌》，究竟是怎样一颗跃动的心灵。”
这是青年学者周相录先生《〈长恨歌〉研究》一书封底上的几句话。正是这几句话，吸引我去翻阅这本书。翻阅一遍之后，书中详实的论证，独到的见解，严谨的结构，以及优美的语言，又吸引着我反复玩味。反复玩味之后，愈加觉得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遂产生了将其推荐给学界同仁和广大青年朋友的想法。
《长恨歌》与《长恨传》（非《〈长恨歌传〉》）是周相录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课题。其后的十几年，他虽转而从事其他课题的研究，但从来没有停止过有关《长恨歌》资料的收集和思考。博士毕业后，又重新做起这个放下很久但从未停止过思考的课题。俗话说，十年磨一剑，《〈长恨歌〉研究》一书正是作者十年研究磨砺的结晶。现在，有些人的学术研究，讲求“短、平、快”，周相录先生不急不燥，多年沉潜，终于推出了自己一部颇有分量的学术著作。
作者在本书的绪论中说明了自己的写作意图：一是“想为《长恨歌》研究的‘突围’尽一点绵薄之力”，一是力求“‘全面’探究《长恨歌》”。就全面而言，自《长恨歌》一问世，便引起了人们无数关注的目光，封建时代文人的议论褒贬自不待言，进入二十世纪，随着二十至四十年代一些著名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的提出，建国以后的《长恨歌》研究领域，更是琳琅满目、异彩纷呈。但这些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长恨歌》主题的探讨上，而对其艺术成就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得多。再者，《长恨歌》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的，研究专著很是少见。此前出版的两部专著，自是《长恨歌》研究领域的力作，但二书又都有所侧重，无论从内容还是从体例上看，还不能说是对《长恨歌》的全面研究。周相录先生的《〈长恨歌〉研究》一书，从对《长恨歌》主题研究的历史回顾到作者本人对作品主题的剖析揭示，从对《长恨传》版本的考证到对《长恨歌》与《长恨传》关系的分析，从对白居易的个人情感经历、仕宦浮沉对《长恨歌》创作影响的阐述到对《长恨歌》与新乐府关系的考察，从对《长恨歌》艺术成就的探究到对《长恨歌》在中国和日本的影响的梳理，再加上最后一章别开生面的《长恨歌》细读，可以说是一部较为全面的《长恨歌》研究论著。
就“突围”而言，我以为应是指论者在某一研究领域提出并言之有理有据的新观点，是论者所发现并加以论证解决的新问题，是论者研究老问题的新视角、新发现，是一篇论文或一部论著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个性等等。考察《长恨歌》研究一书，我觉得有以下几点颇为引人注目：
第一是关于《长恨歌》主题的研究。二十世纪，许多学者就此发表过论文，或阐述自己的意见，或批评别人的观点，各抒己见，热闹非凡。周相录恪守著名学者萧公权先生“以学心读，以平心取，以公心述”的治学座右铭，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在学界颇有影响的隐事主题说、讽谕主题说、爱情主题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主题说等观点的来龙去脉和论据论证，肯定了这些观点所包含的合理因素，指出其偏颇的一面。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深浅两个方面对长期困挠学界的《长恨歌》主题问题，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即“《长恨歌》在浅层次上是一曲爱情毁灭爱情的无奈悲歌，在深层次上触及到了隐藏在李杨爱情背后毁灭他们爱情的无形的力量——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许，作者的结论也许还不是关于《长恨歌》主题的最后答案，但作者从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着眼的视角、颇具逻辑思辩的论证以及开阔的视野，无疑会给目前和后来的学者以宝贵的启迪。
第二是关于《长恨传》版本的考订。《长恨传》与《长恨歌》的关系极为密切，《长恨传》所言《长恨歌》创作缘起，往往是被论者作为研究《长恨歌》主题的重要依据。但《长恨传》有不同的版本，而不同的版本又对此有不同的表述，因而考订哪个版本就是或者最接近陈鸿的原作，无论对《长恨传》还是对《长恨歌》的研究，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前辈著名学者鲁迅、陈寅恪等先生已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并发表了一些意见，其他学者对此也有所论及，但或是停留在“疑”的阶段，或是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可喜的是，周相录先生通过细心地研读和比较，提出并论证了自己对《长恨传》版本问题的看法。首先，从《太平广记》本《长恨传》创作缘起中出现唐宪宗的庙号不符合古代的典章制度；陈鸿自称“前秀才”有违于唐人自称的习惯；“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前，目为《长恨歌传》”不似陈鸿口吻等方面，证明该本《长恨传》确凿无疑经过了后人的改易。周相录先生并不满足于此，进而又从对各本创作缘起所载《长恨歌》写作时间、陈鸿与王质夫当时所居之地的差异，以及对《文苑英华》本《长恨歌传》和《丽情集》本《长恨传》正文字句的比较分析，以大量详实的文献资料考订出《丽情集》本《长恨传》原则上可视为陈鸿原作。这一部分的研究最见作者的功力，其考订之细，论证之精，没有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广博的古代文化知识和严密的逻辑思辩，是万万做不到的。
第三是细致分析了白居易的仕宦沉浮对其创作《长恨歌》的影响以及新乐府诗与《长恨歌》的关系。作者从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文学创作主体认识结构的特殊性出发，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仕途穷通时普遍存在的不同心态，以及这种创作心态对其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影响，把白居易的文学创作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白居易在连中两科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之后，为谋求在政治上的更大发展，又参加了由皇帝主持的制举科考试，并得以中第，但因对策词锋太激而被授予盩厔尉。作者认为，降职盩厔尉是白居易人生道路上所受到的一次比较沉重的打击，使他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角度、眼光和心灵去感悟生活，而不是以一个仕途通达、殚精竭虑地为王权出谋划策的官僚的身份去进行创作，这对白居易此期创作《长恨歌》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用此后白居易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政治热情高涨时的极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去评论《长恨歌》，或把他创作新乐府时的心态与创作《长恨歌》时的心态等同，都是非常不恰当的，当然也不能用他的新乐府诗《李夫人》、《胡旋女》中对李杨的批判态度来衡量《长恨歌》，从而廓清了一些研究者在这方面的不恰当的认识。
第四是对《长恨歌》艺术的研究。如前所述，历来对《长恨歌》主题的研究都如百舸争流，而对其艺术成就的探讨则问津者少。该书以较大篇幅研究《长恨歌》的艺术，足见作者在这方面的用心和在意的程度了。更重要的是，作者的研究视角十分独特新颖。他结合西方现代叙述理论和传统的研究方法，从三个不同层面对《长恨歌》的艺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首先，作者认为《长恨歌》既不注重叙述一个复杂、曲折、生动的故事，也没有塑造所谓的“典型人物“，并不象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首典型的叙事诗，而是一首淡化情节、凸显文人主体意识的具有叙事性的抒情诗。其次，在《长恨歌》中，叙述者与作品中人物的口吻存在着互渗现象，蓬莱山上杨贵妃的话语，在相当程度上饱含着白居易的生活与情感体验。这种双声话语具有极强的激发读者心灵共鸣的力量，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再次，《长恨歌》的诗句存在着赅众理而约为一句而意义指向相反的复义现象。这种复义现象扩大了作品意义的含量。如作品前半部分的很多诗句，既传达了李杨之间缠绵浓烈的爱情的一面，又表现了他们二人沉湎于声色以至荒淫乱政的一面。这一美一丑，一爱一恶，并纳一处，双声合唱，复线并进，充分展示了李杨爱情的复杂性。理解了这种复义性，有助于我们正确地把握和理解《长恨歌》深邃的主题。
最后要说的是该书的文笔和《长恨歌》细读一章。语言流畅是写书著文的基本要求，语言生动则是更高层次的追求。流畅的语言使人能够读下去，而生动优美的语言则引人进入一个美妙的境界。周相录先生的《长恨歌》研究，确实达到了这一高妙的境界。全书除考订部分的语言不得不板正外，其他部分的语言都流畅优美，活泼生动。书中亦有巧妙形象的比喻，如将李杨爱情的一体两面，比作“音乐上的和声，是融有两个音符又超越其上的一个新的乐音”，其内蕴和感染力绝不等同于两个音符的简单叠加等。对于文本的解读，《长恨歌》细读一章是别有意味的。作者没有采用常见的注释方法，也没有采用一般的赏析方法，而是选择了”串解“的途径。作者逐字逐句细致入微地解说了《长恨歌》的思想、情感内涵、艺术特点和自己对诗歌的感悟，又”走东家，串西家“，游刃自如地将许多相关的东西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随着优美的语言，进入古人优美的诗篇，岂不是一件绝妙的乐事！
也许是年轻的缘故，作者对李靖国先生批评文章的回应，虽然言之有据，处处在理，但在遣词用字上还是带有一些“火药味”，与全书风格有些不太协调。我也注意到，作者不是完全的“义气”用事，不是出于对他人批评自己学术观点的不满，而是出于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而却以独霸真理的面目教训人的不良批评的愤激。但既然是学术批评，无论如何，还是应以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为好。这是我读这本书惟一感到有些遗憾的地方。
总之，《〈长恨歌〉研究》是一本很好看的书，其学术性既强，可读性亦佳，既能充实人的学识，又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还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对这样一个小题目、老题目，作者能旧题新做，小题大做，并能自出机杼，不能不令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