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变脸》全文
陈太学把衣襟拉正，让脖子上那条鸡心红领带垂下来，才摸出手机。每次给张保国打电话他都会这样，像张保国就坐在他对面，他理所当然应表现得谦恭与规矩。刚拨号，陈太学就不由得笑开了，他才刚上五十岁，可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皱纹仿佛能夹死一只苍蝇。手机通了，陈太学像喊一样说，张经理呀？对方短促地唔了一声。陈太学说张经理，我这就去金沙滩等你，你忙完了就过来啊。
可是张保国说，中午不行，晚上吧，晚上六点左右再说吧。
陈太学还没表态，电话就哑了。
他呆立了一会儿，用手掌使劲搓脸，手上湿淋淋的，全是汗。他的手特别爱出，他心里的事，不仅照在眼睛里，还反映在手上。他把两腮那些扯得他疼的皮肤搓得归位了，嘟嘟囔囔地骂娘。为请这趟客，他已经忙活了三天，每次张保国都答应了，可事到临头又变卦。陈太学就像一只虾，心甘情愿地让张保国抛下的钩子钓着。张保国的确钓着他了，但刚刚浮出水面，又把他从钩上取下来，扔进城外臭气熏天的巴河里。
现在不到上午十一点，离晚上六点还有七个多小时，陈太学应该在这段时间去工地走走，但他不想去。工地上的事情，最晚明天就结束，他手下的工人，马上就会向他讨活做，找不到活，工人们就会离开他。别看现在城市里遍地都是农民工，可要将他们聚到自己的巢穴里，为你流血流汗，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其中的关键是必须让农民工随时有活做。农民工除了睡觉，就需要一刻不停地做活，只要手脚动着，汗水淌着，哪怕工钱低一些，他们心里也踏实。而要找到活，怎么能避开建设局项目部经理张保国呢？
既然张保国说好是晚上，陈太学就只能猫在租房里等。他的租房在巴河南面，离工地不远，主人是家“钉子户”。以前，巴河北面是城，南面是地，现在要在南面修建新城，勒令这边的农民都迁进老城去住安置房。农民说我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根，为啥要迁？我不稀罕你的楼房，我就愿意在这里老死。这里多好，出前门可去地里种庄稼，出后门可去巴河里打鱼，你把我关进楼房，没田地可种，又无本钱做生意，我咋活？可他们到底知道个轻重，闹腾一阵就收拾家伙，拖儿带女地离别土地，走过横跨巴河的红旗桥进城去了。只有这家人不走，他说我就要当钉子，我看他们拿啥来拔我这颗钉子！话虽如此，他还是去两公里外的翠屏山投靠亲戚修了间砖房，将这间黑漆斑斑的老木屋用来出租。月租倒是便宜，只有五十块钱。
陈太学只能租这样的房子0他虽然当了包工头，可揽下的活都是小工干的，手下的工人从没超过十五个，就算把他们的骨油熬了，也挣不下几个钱。他家里有七十岁的母亲，有一个打光棍的弱智弟弟，有跟母亲总是吵架的老婆，还有一儿一女。最让陈太学揪心的是儿子陈福。陈福比姐姐只小一岁，可姐姐的孩子都快上小学了，他还在读高三！这是陈福连续第五年读高三，每次高考，都是蚂蚁摔岩无响动。但陈太学不放弃，说到底，住在大山区的农家子弟，只有读书才能帮助你最终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命。这一点陈太学看得很清楚。再说陈太学要跟人比。村里已出过一个大学生了，他叫何奎，何奎只比陈福长半岁，可他去年大学就毕了业，现在重庆上班。从何奎上大学那天起，他爸爸就总是咬着根竹烟筒往人多的地方窜，听不到人家说两句话，他就把话抢过去，每句前面都要加上“我儿子说”，像他儿子是什么大人物似的。陈太学就见不来他那球样，他发誓，哪怕把自己累死，也要送儿子读大学。
这要花很多很多的钱，陈太学怎么敢租好房子住呢？
他在床上磨皮擦痒地坐了三个来小时，就扛不住饿了。他今天连早饭也没吃，每次请客之前的那一顿，他都不吃，他要把肚子留到请客的时候。他知道，哪怕只请个把人，菜也会把桌子挤得透不过气，最后多半都扔掉了，这太可惜了。何况他每次请张保国，张保国都带了好几个人来，餐桌就像杂技演员，头上碗重碗碟重碟的，可常常是刚开吃不久，陈太学就问一声，菜不够吧？席桌上没一个人表态，他也就只好叫来服务生，豪情满怀地让他们加菜。这样一来，浪费得就更多了。这真让他心疼，疼得心里抽搐，嘴里不停地打嗝。他知道现在城里人在外面吃饭，剩下的好东西都要打包，但城里人是城里人，城里人打包，体现的是节俭的美德，农民工打包，那就是寒伧了。何况他请的是张经理，难道他能够在张经理面前打包吗？要是他那样做了，张经理会不会认为，陈太学表面上是在笑嘻嘻地请我吃饭，脸都笑烂了，但心里是为花出去的钱可惜——果真如此，那就彻底完蛋了。因此陈太学宁愿此前空着肚子，在桌上尽量多吃些，这样，走出酒楼之后，他就不至于那么心疼了。
可现在陈太学实在饿得不行，胃里没东西消化，就自己磨自己，磨得陈太学直冒冷汗。他怒气冲冲地骂了一声球，就走出门，进城找吃的去了。
桥的那一头就是金沙滩酒楼，因为里面卖空运来的海鲜，还有穿山甲等一些国家保护动物，无可争议地成为高州城餐饮业的翘楚，经常在里面出入的不是政界人物，就是商界大腕。作为普通百姓，如果为求人办事请客，办小事去别的地方，办大事则非去金沙滩不可。
陈太学前几次请张保国，都是来这里，一趟客请下来，不花个两三千就休想走人。
此时，他望了一眼酒楼米黄色的门楣，腿就软下来了。他个子不高，腿一软，膝盖一弯，裤脚就拖到了地面上，每迈一步，都扑腾起混杂着痰屑的尘土。他想到了晚上，他希望张保国晚上能够接受他的邀请，但同时，他又提心吊胆。他怕的是花钱，两三千块相当于他在老家刨地时好些年的收入；也怕张保国本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想到张保国，陈太学都像摸到一块冰。张保国最多不过三十四五岁，跟陈太学说话的时候，都是对他直呼其名，而在老家，像张保国这个年龄的人都把他叫陈叔叔或者学爸的。事实上张保国很少跟陈太学说话，哪怕在席桌上，他也只跟自己带来的人有说有笑。喝酒的时候，他也不跟陈太学碰杯，陈太学把杯子举起来，弓着腰说，张经理，我敬你。张保国就用手掌把酒杯握得满满的，很担心被陈太学的杯子碰着了一样，陈太学碰不成张保国的杯，但酒还是喝下去了，张保国最多做做样子，有时连样子也不做。他不和陈太学喝酒，和他带来的人却是一口干。散席之后，他们跟陈太学招呼也不打，直接就出了包间，留陈太学在后面埋单，等陈太学屁颠屁颠地追到大门口，早不见了一行人的踪影。
管他妈的，陈太学又望了一眼金沙滩酒楼，自言自语地咕咙，你叫我有啥办法呢？我现时花钱请客，不是为了将来挣更多的钱吗？
他进了金沙滩对面的一家小饱子，要了三两挂面。老板正要下锅，他又从三两改为二两。反正晚上要大鱼大肉地吃，现在胀那么多干啥呢！
只几筷子，他就把面塞进了嘴里，随后端起碗，把漂浮着红辣椒粉的面汤吸溜得干干净净。
刚到晚上六点，陈太学就堆出满脸笑容，把电话打过去。他只叫了一声张经理，张保国就说，今天就算了吧，我正在去成都的路上。
陈太学的笑像死去的虫子，一条一条僵硬地横着。很明显，张经理这是不愿意再给我活做了，这咋成呢？这不等于是他曾经给过我一口碗，现在又要把那口碗收回去吗？那碗里，不仅装着他陈太学一家人的食物，还装着他对儿子的希望。没有那口碗，什么都落空了。他当然可以去别的城市另找一口碗，可他在张经理这里，已经花了那么多本钱，费了那么多功夫，如果舍弃高州城而去别处，一切就得从头再来。你说张经理指甲深，心黑，难保其他人的指甲就不深，心就不黑？现在他已经不再像过去在别的包工头手下求食了（每天起早贪黑地挣一点血汗钱，还常常被克扣），如今他能从一个农民工翻身混到今天这一步，太不容易！
陈太学越想越害怕，禁不住把手机抱住喊：张经理呀，我到成都去请你行吗？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句糊里糊涂说出的话，张保国听后却相当满意。张保国在电话里温和地笑了一声，说你这个陈太学呀，这样吧，晚饭你就别管了，等你赶到成都来，那还不把我饿死？不过，你愿意来成都玩就来吧，我们住在碧云宾馆。
挂了电话，陈太学立即锁了房门，把准备给工人结算工钱的现金全都带上，乘上了去成都的最后一班大巴。
从高速路上走，高州到成都平时需要三个半小时，因为是晚上，车少，司机也想到成都后早些休息，开得风快。陈太学下车后，再坐出租车赶到碧云宾馆，才刚刚晚上九点。
张经理坐在宾馆大厅里，跟他一起的还有四个，都是从没见过的生人。看他们眼珠通红的样子，知道是已经喝过酒了。陈太学快步向张经理走过去，由于个子低，背又塌，他走路是向前一冲一冲的。当他“冲”到大厅角落里那几座围成弧形的沙发前，就像遇到喜事一样叫了声张经理。张保国瞄了他一眼，冷淡而含糊地说了声好。陈太学的血冷下去了，神志也清醒了，急忙摸出烟，给各位散了一圈。把烟点上，几个人就站起来，往电梯方向走。
没有任何人叫陈太学去，这让他不知所措，可如果不跟去，他又为什么到成都来呢？
电梯门打开之后，张保国他们进去了，陈太学才进去。陈太学进去的时候，把脚提得老高，他很紧张。门关了，陈太学不得不跟那些人脸对脸地站着，还能听到他们因喝酒过多而重浊的呼吸声。他脑子里昏昏荡荡的，想找句话出来说，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手心又开始冒汗了。
电梯上了两层，张保国主动跟陈太学搭了腔，张保国说陈太学你还快嘛。张保国的声音很小，但在电梯里却嗡嗡的，显得很突然，很陡。陈太学像从梦中惊醒，忙笑着说，张经理唤我，我还敢拖拖拉拉的？张保国一听，脸沉下去了，陈太学你这人，是你自己要来，怎么成了我唤你？陈太学知道说错了话，惊慌失措地纠正，是我自己想来的，我早就想来成都看看了！
几个人住二十一楼，每人一套房，但几个人都进了张保国的房里。
刚落座，张保国就对他们说，做保健吧，做点儿保健。
陈太学没有坐，听了张中国的话，他说我去叫人。
张保国很不耐烦的样子，说打个电话不就得了。他没让陈太学打，自己拿起了床头边的话机。他一直都是唔唔地应，说得最明白的话只是报了个人数，这其中自然不包括陈太学。
放了电话，张保国问陈太学，你开房间没有？陈太学说没有呢。张保国说你自己去开一个吧。
陈太学就出来了。他乘电梯下到了大厅，在张保国他们坐过的沙发上坐下来，抽烟。他身上揣着两种烟，一种是二十八块钱一包的中华，一种是两块钱一包的五牛。散出去的是中华，他自己抽五牛。一支烟抽完了，他才去总台支支吾吾地问价码。那个长得很水灵很鲜活的妹子，老半天才听明白他的话，说你问这个呀，二楼娱乐中心才清楚。妹子准备拿电话拨，陈太学说不拨了，我自己去问主是。他上了二楼，在东侧娱乐中心外面拦住一个女服务生，把二十一楼要做保健的事说了，女服务生说我知道，人已经上去了。陈太学说啥价？每个一千三。陈太学心里一惊，这么贵？女服务生斜了他一眼，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宾馆，再说他们是包夜的，还享受全套服务。陈太学说，全套服务是啥？女服务生眼睛望着别处，哎呀先生，未必你不懂啊？
陈太学以前的确不懂，现在倒是听出来了，他再次下到大厅里，坐在沙发上。
原来他们是来做这个的……陈太学的心里涌起一阵悲凉。
陈太学在高州城街上见到过张经理的妻子，那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人！张经理本人一米七五的个子，很挺拔，额头宽大。他妻子只比他矮一点，圆脸，鼻头和下巴都很亮，一头直发。陈太学见到她的那次，她穿着一条能藏住两个人的大裙子，裙子上到处都是包，她挽着丈夫的胳膊在街上走，真是很逗人看的。据说，他们俩是大学同学，张经理为把她追求到手，还割过手腕子，流了很多血。既然这样，怎么能跟别的女人干那种事呢？
陈太学的头很痛，他用汗湿的手指刮了几下头皮，尽量不去想那件事，而是想家，想儿子。想到儿子，他的头不痛，心又痛了。他不明白儿子为什么总是考不上。陈福的成绩究竟怎么样，陈太学并不知道，他每次问起，陈福都是一个字：好！不过，有了这个“好”字，陈太学就放心了，可他为啥就是过不了大学那个坎儿呢？
大厅里人并不多，在另一个角落里，坐着几个跟陈福年龄差不多的人，全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摊脚摊手地坐在沙发上。陈太学痴痴地望着那几个人，满脑子却全是儿子瘦筋筋的模样。他觉得，儿子迟迟考不上大学，不是儿子的责任，而是他的责任。在他包工之前，儿子过的是人日子吗？家里那个穷，裤腰都只能用稻草捆！
陈太学记得，有一年他带着儿子去镇上借钱——他常常把旱烟卖给镇农机站一个人。陈太学之所以去找那个人借钱，是他实在没地方借了，只能想这个办法。陈太学住在老君山上的大荒村，这片土地就像它的名字，石头长，杂树和野草也长，就是不大出庄稼，更不生钱。那天陈太学走到农机站门口，见那人刚好站在他办公室门外的石梯上抽烟。陈太学抢上两步，喊了声：老蒲。老蒲又诧异又高兴，说今天又不赶场，你上街做啥？陈太学没答话，回头招呼儿子，福儿，你过来，这是蒲叔叔。下山的时候，陈福一直跟在父亲后面，到了镇口，他就故意落得远远的。可这时候父亲叫他，他只好红着脸走过去，叫了声蒲叔叔。老蒲问陈太学，这是你娃娃？陈太学说是，他正读书，成绩好得很！老蒲说，成绩好就对嘛，你太学将来就有福嘛。陈太学说老蒲啊，我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借几个钱让他上学呢。老蒲像被烫了一下，我有啥球钱借给你？我的娃娃也在读书呢！陈太学抿了一下被山风吹裂的嘴唇，说我知道，可我没法呀。言毕摸出早就裹好的旱烟递过去，老萍接了，陈太学又立即划火柴。他右手的大拇指在砌塄坎时被砸断过，现在是翻翘着，拈火柴很不灵便，老半天他才划燃了，捧过去给老蒲点。老蒲比陈太学高一大块，却不弯腰，陈太学只好踮起脚跟。老萍抽着烟，不看陈太学父子，只望着阴郁的天空。陈太学说，老蒲……老蒲像没听见他的话，陈太学吧嗒了几下嘴，又说老蒲……陈太学的声音听上去很微弱。老蒲紧紧地含着烟，但并没吸，他的烟早就没有火星了。陈太学不再说话，只望着地上，望着老蒲的脚。
农机站的院子里静得令人发慌。
又过了好一阵，老蒲终于说，进来嘛！陈太学抓住儿子的手，跟随老蒲就往里走。进了办公室，老蒲拉出抽屉，拿出十块钱，陈太学伸过颤抖的双手去接，但老蒲手一缩：你得打张借条。他摸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和一支圆珠笔芯。乡里人借钱，是从不打借条的，要你打借条，就是不相信你。陈太学的喉头滚动了一下，接过纸笔，歪歪扭扭地写。借条写好了，老蒲才迟迟疑疑地把十块钱递给他。
陈太学拉着儿子出门，走到门口，他回过头说，二场我给你带两斤烟来，就算我送你的。
当他们离开了农机站，陈太学才发现儿子眼睛红红的，气不是呼出来，而是往外抽。陈太学在心里喊，老蒲是个好人啊。在那年月，有谁敢把十块钱这么大一笔数字借给无缘无故的人呢？而且老萍也有一儿一女，都在区中上学。陈太学对老蒲充满了感激，从来也没想过，自己的卑微，却给儿子的内心是一种无言的伤害……
此刻，他在沙发上动了动，沙发吱吱地叫了几声，像很不乐意他坐在上面一样。陈太学将湿漉漉的手恼怒地在沙发上擦了几把，心里问自己，我哪像个当爹的？
夜晚走得出奇的慢，陈太学没感到饿，只感到累，真想开个房间好好睡一觉，但一个房间要四百多，他又舍不得，他就蜷曲在沙发上，一分一秒地挨。他回想着这一整天的经历，回想着他在张保国面前点头哈腰的样子，连他自己都感到恶心。但他明白，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这样做。他这样做了，才可能讨得一杯残羹。这是没办法的事。天底下，有几个掌权的不希望别人在他面前战战兢兢？又有谁愿意自甘卑贱？说到底，那都是逼出来的。
想到这里，陈太学突然特别的恋家。他对那个阴冷的家本来没什么留恋的，已有大半年没回去过，但此时此刻，他想家都想疯了。
反正儿子十多天后就要高考，干脆明天去巴川县中看看他，然后顺便回家去一趟……
天终于亮了，陈太学去付了所有费用，又回到沙发上，等张保国他们下来。
快到九点了，张保国他们还是没下来。陈太学只有上楼去敲门了。张保国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陈太学说，张经理，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这时候，他闻到了房间里一股暖烘烘的气息。张保国说，唔。又说，你的事你放心啊，等等吧，等七八天再说吧。话音未落，门砰的一声被撞上了。
陈太学下了楼，他去街上吃了五个馒头，喝了两碗稠稠的稀饭，才搭公交车去长途汽车站。
直到坐上回高州的大巴，他摸了一把痒酥酥的脸，才知道自己流泪了。
回到高州城，陈太学直接就坐上了去巴川县城的车。巴川县属高州市管辖，其间只有两小时车程。县城里到处都在挖路，烂泥满街，从土里刨出的锈管子，从这头横到那头。太阳光毕毕剥剥的，把什么都烤得冒烟，恶臭咬得人直打干呕。陈太学从车站走到县中，不过就半里地，可他在高州城汽车站擦过的皮鞋，又沾满了泥浆，连裤子上也是。还有那股臭气，都扎进皮肉里了，使他浑身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死尸味。他不愿意以这副模样去见儿子。当他明白自己的卑贱给儿子带去伤害后，在儿子面前就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了。
他退出学校大门，去街口上把鞋擦了，又去店里买了条十多元的裤子，找家旅馆洗了个澡。
做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心里不停地骂：娘的，人家搞女人的钱我也给了，未必我不该为自己买条裤子，花钱洗个澡，人模人样地去见儿子吗？
然而，陈太学最终没去见儿子。儿子前几次高考，他都提前去见了的，但儿子并没考好。陈太学害怕这一去会给他增加心理负担，他在校门口站了几分钟，就朝码头走去。
县城到老君山脚下，只能走水路，汽划子速度慢，下了船还要爬一座高山。当陈太学回到家，天早已黑了。在山区里，天一黑就是什么都黑了，仿佛能用刀把那黑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吃过饭，陈太学最想做的事就是立马睡上一觉。他躺到床上去了，却没法入睡。老婆和母亲一直在吵架。两个女人都为这个家熬得灯干油尽，但就是不能互相容忍。她们吵架的声音不大，话也不多，但字字句句是带锥子的。母亲骂媳妇伺候过两个男人，媳妇则骂母亲前世不积德，今世生出了个傻子。陈太学不想劝她们，这么多年了，往对方心窝里塞冰块，捅刀子，已经成了她们的习惯，成了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劝是劝不过来的。
陈太学只是累，只是不想听，而老君山上都是穿眼漏壁的木瓦房，放个屁也能传几层院子。天热，别看是山上，不吹风的时候闷得人直想叫，加上陈太学住的是虚楼，下面是牛圈，牛粪发酵后热蓬蓬的气息直往上蒸腾。还有蚊虫，山里的蚊虫指头那么大，飞起来哄哄响，咬不到你，也要让你明白它在惦记你。
你们不吵就好了，陈太学暗自乞求，你们不吵架，再热，再多的蚊虫，我也能睡着，我现在别的不想，就想睡觉啊。
但母亲和老婆还在吵。她们坐在一起，围着同一个簸箕剥玉米。
陈太学从不偏袒谁，可他心里有恨。他恨母亲，也恨老婆马芬，这恨不常有，但他还是意识到了。母亲说马芬伺候过两个男人，是指她嫁过两次。她的前夫是个石匠，婚后不到二十天就在开山时被砸死了，之后马芬才以“过婚嫂”的身份嫁给了陈太学。当时母亲虽说不上满意，可她劝儿子：过婚嫂就过婚嫂吧，我们这家庭，能结个过婚嫂就不错了。现在，母亲却拿这件事挖苦马芬！马芬也没道理，她怎么能用那么恶毒的话去伤母亲呢？其实陈太学的弟弟陈太良也算不上傻子，“文革”期间，他搞过武斗，当过通讯员，这样的人能说他傻吗？他只是懒罢了。说懒也不对，他只是对自己的活儿懒，对别人的事却是尽心尽力的。十年前他就被分了出去，自那以后，他就没经管过庄稼，洋芋也好，苞谷也好，都是埋下种子就万事大吉，苗子生起来，瘦得都不忍心看。这村里，小兵家的庄稼也比他的即。小兵才十三岁，他爸几年前得了麻风病，被送到很远的一架山里隔离起来了，他妈又有风湿，常发鸡爪疯，指头僵直得筷子也握不住，可小兵一个孩子，硬是把庄稼侍弄得花是花朵是朵的，哪像他陈太良！有好心人教他，说太良，你挑两担粪去把庄稼淋一下嘛。听到这样的话，陈太良必然把厚厚的嘴唇一翘，将眉毛一甩，粗声大气地说，我那庄稼淋不得粪，一淋就淫了（肥料过剩）。他不做自己的事，却随时都在等候别人的召唤，只要有人请他干活，他就高兴得过年似的，砍柴、背力、站在奈何桥上装鬼收钱他都做得像模像样，兴兴头头。
有啥办法呢，天生一个当奴才的贱命！说到贱，陈太学自然又想到了自己。听着母亲和老婆针尖对麦芒，他的胸腔里咕嘟嘟地冒着气泡：你们哪里知道，我现在比太良还贱，为了这个家，我是在给别人当狗，可你们还在为莫名堂的事吵架呢！可怜了自己，他又恨起自己来。说到底，他恨母亲和老婆，都不如恨他自己。没有谁天生就喜欢吵架。贫贱人家百事哀，这是穷出来的。而家里这么穷，都是他的责任……
第二天，陈太学起得很晚。天要亮的时候他醒过一回，准备起来，可实在太困，困得翻个身都懒得动，他偏过头，又在习习晨风里睡了过去。狗在院里扑鸡，扑得鸡咯嗒咯嗒地抗议，才把他吵清醒了。翻身起来，屋子里没一个人，太阳光花瓣一样洒在屋子中央，带着凄凉的宁静。饭挂在铁火搭钩上，陈太学吃了，就准备下地帮妻子和母亲干活，可他的精气神一点也提不上来，再说他也不想跟妻子和母亲面对。他跟她们都没有话说。
这个家里，如果不是因为有儿子，他简直没啥想头。
他真想回到高州城去。
可是他怎么能马上回去呢，工地上的事情，昨天就完了，他手下的工人，正等着他结账呢。
而他已经没有钱了！
到这时候，陈太学才明白，他之所以回家，主要是想借此赖掉农民工的工钱。
他摸出烟来，一支接一支地抽，抽得舌根底下又麻又苦。
在此之前，他从没赖过农民工一分一厘，现在终于把这事做出来了。这让他觉得自己太卑鄙，太不是人。他眼前晃动着一个人影，这个人姓冉，六十多岁，长着乱糟糟的花白头发，瘦得穿什么衣服都像挂在晾衣竿上，工地上的人都叫他冉老头。冉老头来自云开县，云开县穷得很，一年四季都只能喝清汤寡水的稀饭吊命，外县人经常取笑他们，说云开县人喝稀饭的声音，飞机上也能听见，冉老头家在云开县又算穷的，所以他才拼了老骨头出来打工。来陈太学的工地不久，有天拌混凝土的时候，他把腰弯着，可弯一会儿就直不起来了。他把铁锹挂在地上，哎哟哎哟地叫痛，不远处两个年轻人跑过来，说冉老头你咋啦？他说我的腰直不起来了，你们给我扳一扳。年轻人扶住他，想让他慢慢伸起来，但他根本动不了。年轻人要把他抬到工棚里去，可冉老头不肯，他还有那么多话没完成呢。话没完成，就领不到钱。年轻人说，冉老头，你是要命还是要钱？冉老头的脸都痛紫了，挥挥手，让年轻人去忙自己的事，之后扶着锹把跪下去，再把双手匍匐在地上。这么跪了好一阵，他的腰才缓过劲来了，又继续干活……
陈太学忿忿地把烟头扔进火堂，像冉老头就在他面前，他对冉老头说，你叫我咋办？我的钱都拿到成都去，让张保国那狗日的搞女人花了，你叫我拿啥给你？你想啃我的肉，就啃两口吧！
话是这样说，陈太学的心还是像被刀子剜了一下。
他无法想象冉老头跟那群人去工地上找不到他、去租房也找不到他的情景。
但事已至此，赖也就只好赖定了！他知道，只要他几天不露面，工人们就会离去。他们耽误不起。对他们而言，误一天工就是荒了一天的心，他们的家都荒了，心再一荒，就啥也不剩。他们可能在附近找活，那没关系，一旦离开了他的工地，陈太学就完全可以不认账，这是高州城雇主与雇工之间不成文的规矩。他们也可能离开了高州，那更好，那证明这辈子恐怕就再也碰不上面了，因为那些人都不是大荒村的。大荒村的人，凡上了小兵那个年纪的，几乎都到外省打工去了，他们都觉得外省的钱好挣。只有陈太学在本市找活，也只有陈福还在念高中。
幸好不是大荒村人，不然还真不好办，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陈太学总不能赖本村人的账；何况，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村里人虽然无钱借给他，可哪一家没从牙缝里抠出点粮食，让他卖成钱给儿子送去……
算了，想这些事干啥呢，还是去山上散散心吧。陈太学烦躁地挥了一下手臂。
出了门，他才发现母亲并没下地。母亲坐在院坝边的杏树底下剥昨天没剥完的玉米。母亲把剩下的玉米装了一小口袋，放在屁股底下坐着。这是她准备偷偷送给小儿子陈太良的，这些年来，她每隔些天就偷点粮食出去，送给太良。这件事情，陈太学知道，但他装着不知道。他只是希望母亲小心些，千万别被马芬发现了。马芬恨死了太良，恨他懒，更恨他嘴岔，每次陈福高考落榜的消息，都是太良第一个传出去的。他只要看见侄儿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便立即走出他那间蟑螂都嫌臭的屋子，挨门挨户地放信：陈福又没戏唱哦。说了这句，他还要郑重其事地交代：莫告诉别人啊。要是他腿长，全国人民都被他通知到了，可他还叫莫告诉别人……
母亲的脸被太阳斜斜地照着，使她被一身黑衣裹着的干枯身体，透出更加浓重的阴郁。她分明看见儿子出门了，但她并没给儿子打招呼，更没问他准备上哪里去。除了跟媳妇吵架，她似乎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说更多的话了。当时分家的时候，谁都以为她要和小儿子住的，可是不，她偏要跟大儿子住一起。村里人都说，她不是嫌小儿子懒，而是想有人陪她吵架，不跟人吵架，她的日子就没法往下过。母亲的心太沉了。陈太学兄弟的父亲四十多年前就病死了，那时候陈太学只有四岁半，陈太良只有两岁，母亲也才二十多，但她埋了丈夫，就一手牵一个孩子，又上坡干活。她忠贞地守住大荒村，虔诚地守寡，从一个鲜润灵活的小媳妇，守成了一个暮气沉沉的老太婆。正由于此，她才总是拿马芬嫁过两次人说事。她作践马芬的时候，自己心里究竟怎么想，谁也不知道。母亲这一辈子，其实是很酸楚的。
陈太学喉头发哽，踅过巷道上山去了。从大荒村爬上老君山顶，只要四十多分钟。山头上是一块广阔的平地，旱杉铺天盖野。在那望不到边际的低矮植物里，栖息着野兔、拱猪、刺猥和翅膀上闪烁着铜钱斑点的鸟。天静静地蓝着，无限慈爱地注视着这片贫瘠的土地。
陈太学爬上去的时候，山顶已有了不少的人。都是从县城来旅游的，戴着太阳帽，穿着运动服，不管年老年少，还都无一例外地拄着光溜溜的拐杖。他们站在山口，望着山谷里涌动着的蓝色雾群，啧啧赞叹。陈太学埋头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不想听他们的话。他觉得这些人之所以喜欢那景色，无非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不需要长久地在这山上安营扎寨。
旱杉林中有个破庙，早没了僧人，只有几尊残缺不全的泥菩萨，年年月月地守着风，等候着香客。陈太学走到破庙外面，心想来都来了，又没熟悉的人看见，何不进去拜一拜？破庙里也长满了顽强的旱杉，陈太学把旱杉压倒，朝菩萨跪下，闭目合掌，求菩萨保佑他儿子顺利过关。祈祷完了，他并没立即起来，他还要对儿子说话。他说儿哪，你将来读了大学，就能做一个城里人了，就能跟外面那群人一样，跑到这山上来装模作样地叫几声美了；你最好还要当官，要是像张经理那样当了官，你就做人上人了，就等着别人来孝敬你了……
五天过后，陈太学才回到高州城。正如他所料，那些找他要工钱的都散去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来麻烦他。谁知这更让他心里不安，时时刻刻有一种做贼的感觉，好像路边的小草，巴河里手牵着手涌现黄色堤岸的波浪，都知道他赖掉了农民工的工钱。
他再次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把精力都用来探听张保国那里的消息。
张保国是一个把牙帮咬得很紧的人，但只要开口，就说话算数。陈太学一去问他，他就扔给了陈太学一块肉。这块肉说不上肥，但已经是肉，不是骨头。他拿一栋要做服务中心的楼房让陈太学修，只有三层。张保国说陈太学你能拿得下来吗？陈太学连忙说，张经理，我能！张保国说，这可不是你在老家修猪圈。陈太学说我知道张经理。张保国将脸一掉，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哨音：陈太学呀陈太学，你咋就有这么大的胆子呢？陈太学摸不透张保国的意思，只可怜巴巴地望着他那张沉下去的脸。张保国的脸总是给陈太学一种错觉，他分明知道张保国只有三十多岁，而且他脸上的皮肤像上了蜡一样光洁，可陈太学有时候觉得，张保国看上去像有四十多岁，甚至五六十岁。在张保国身上，没有丝毫年轻人的影子，他依赖自己的年轻，却又把年轻人的朝气深深地埋起来。在他看来，官场之中，别人可以容忍你的暮气，却无法容忍你的朝气——朝气是通往仕途道路上最危险的敌人。
陈太学正在焦急，张保国却又把手扣起来，放在小腹的位置，很体己地说，陈太学，你自己找个能干的施工员吧，千万不能把工程给我做砸了。陈太学喜出望外，不停地搓手。张保国又说，我这么待你，就是看重你陈太学的耿直。接着他把鼻翼鼓了一下，口气变得严厉了：人活一辈子，啥都可以丢，就是不能丢了耿直，陈太学你要记住这一点！
陈太学打了个寒战，说我记住了，张经理。
那个服务中心所处的位置，就在陈太学的租房处。那间木屋已被铲车铲掉了，陈太学只好去城里租了一套，虽只有四十平米，还被高楼大厦囚住，月租却要三百块。刚安顿下来，他就马不停蹄地招募工人。招工人并不难，眼下，农民工越来越多，男人来了，女人也来了，有的还把孩子带来了，……陈太学只需要去高州老城的广场边缘一站，问一声：哪些人要做工？就有大群背着帆布包的人朝他涌过来。
工人招齐，儿子陈福的消息就来了。是马芬亲自带来的。
马芬一进丈夫的租房就哭。
陈太学的心蹦了一下。他把门关上，大声武气地朝马芬吼：啥球事嘛，不知道说啊？
马芬说，福儿……
不祥的预感把陈太学罩住了，他朝妻子迈近一步，你说福儿？福儿不是明天高考吗？
马芬止了哭，大声说：那狗日的不考了！他前天回了家，昨天就跑到浙江去了！
陈太学一屁股坐到地上。地板砖是磨石，他坐下去的时候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马芬又哭了，急忙去扶丈夫起来，但陈太学一动不动的。马芬只好抱他，将他抱到床上去。马芬是个身体板板的高个子女人，陈太学的头顶只能挨着她的下巴。陈太学躺在用几件衣服叠成的枕头上，望着挂满阳尘的天花板。妻子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对他来说是一场噩梦，他在噩梦里扑腾。马芬见他翻着白眼，吓得伸出伤痕累累的手，去掐他的人中。掐了许久，他还是翻着白眼。马芬伏在他胸膛上哭开了，马芬说你轼……你呀……我跟你这一辈子，究竟有啥想头哟……马芬哭的声音虽不大，却肝肠寸断的。跟陈太学这一辈子，她真没什么想头，前些年就不说了，这两年陈太学当了小包工头，挣了几个钱，可那些钱都用到了儿子身上，她一分钱的好处也没享受过。今天来高州城，她穿的衣服依然是补巴连着补巴，这样的衣服在大荒村穿还无所谓，到了城里，简直就跟讨口子没区别。
马芬的哭声像一根绳子，把陈太学硬生生地从噩梦里拽了出来。他不翻白眼了，挺直的身体也松软了。当他看到眼睛哭红了的妻子，对亲情的需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强烈。
他把妻子搂在怀里，说别哭，马芬你别哭，你以为我要死吗？我不会的，那么难都过来了，我为啥要死呢！
之后，陈太学坐起来，把妻子也扶起来，用手掌为她抹去眼角的泪。泪水很黏稠，像血。
陈太学声音沙哑地问：那东西……他为啥不考了？
马芬说我哪里知道。
她的确不知道。陈太学更不可能知道。平心而论，陈福并非不负责任地读书，贫穷使他胆小，自卑，也很听话，很认真，但他实在不是读书的那块料，每年高考，连自费线都上不了。他倦怠了，不想读了，可又不敢把这话说出来，每次放假回去，父母都不让他做家务，只许他看书，做作业。偶尔，父亲把他带到田间地头去，也不让他劳动，只抄着手站在一旁。这时候，父亲就会一边干活，一边说到农村的苦，说到家里的穷，说到何奎的父亲因为儿子上了大学是如何的高傲，说到他是如何期望自己的儿子也能上大学。说着说着，父亲就哭了，泪水在脸上的沟壑间爬行。这时候，陈福的心酸酸的，他暗下决心，争取下年中榜，让父母亲高兴。然而，一回到课堂，他的脑袋就发木，老师讲的那些东西，他全都见过，好像全都懂，可一到考试又不会做题。他彻底失去了信心，觉得自己今年肯定比往年栽得更惨，就干脆跑掉了。他本来没打算跑远，想先回家给母亲说明不考的理由，再来高州城给父亲说，可母亲一听就差点回不过气，说我的先人哪，你赶快回学校去吧，要是你爸爸知道了，他不气死才怪！陈福的心空落落的，低着声音对母亲说，现在没船了，我明天打早回去。他在家过了一夜，却没回学校，而是到浙江去了。那一夜陈福并没睡着，他想了很多。对母亲，他没有特别的感情，对父亲却是怕，从小就怕。父亲对他那么好，父亲对他的关怀和期望，父亲的唉声叹气，都是戴在他脖子上的沉重的枷锁……
陈太学又问妻子，他分明知道我在包工，还跑那么远去干啥？
马芬疲惫地摇了摇头。
这个狗日的！陈太学咧了咧嘴。
次日一早，马芬就回去了。她来得急匆匆的，走得也急匆匆的。离开了农活，她就像从忙碌的生命里偷了闲暇，很不应该似的。再说家里还有个日渐老迈的老人，她不得不早点回去。
陈太学也想回去。他不想干了。他没了心情，完全没有了心情，他真想撂下活就走。可往哪里走呢？回到那个注定比先前更加阴森更加破败的家里去吗？
正是想到家里的阴森和破败，陈太学开始检索自己的一生。那实在是缩手缩脚的一生！他觉得，自己这几十年都是为儿子活的，本想依靠儿子改变处境，可那个没心没肝的东西跑了，如果他再甩手，那个家就没指望了。回去种那一点田地吧，腰杆累断也就那么回事儿。而且，大荒村人说不定都在讥笑他：自以为陈福能像何奎那样成为老君山的一条龙，铂花了不少，到头来才知道是一条虫！
陈太学把妻子送上车，回来在床上躺了一昼夜。起床后，他去水龙头上长时间地洗脸，随后他走出门，把招募的人集合起来，走向了工地……
陈太学进城之后，一直在搞建筑，但他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建筑行业。现在他单独承包一栋楼，终于成为建筑业中的人了，但他很快发现，这个行业就像钢筋混凝土一样没有透明度。
没有透明度，就相当于暴雨之后的池塘，是趁浑水摸鱼的大好时机。
陈太学第一回挣到了他做梦也不敢想的那么多钱。
当他把银行卡捂在胸口上时，一点也没有兴奋。他想到了儿子，儿子不怜惜他的苦心，屁股一拍说跑就跑了，使他前段时间一直对儿子充满了怨恨，可当他把大沓的钱拿到手，才明白自己无法把儿子恨得起来。他说儿哪，你跑啥呢跑，爸爸再送你读十年八年高三也不着难，你为啥要跑呢？
但是钱毕竟是可爱的，钱不仅可以用来过日子，有时候还能疗治心灵的伤痛，慢慢地，陈太学流血的心口结了痂，只专心致志地谋划从挣钱上获得自己的拯救。
他明白，要挣到更多的钱，就必须把张保国服侍好，因此不停地请张保国吃饭。这天下午，他又去金沙滩订了个雅间，吃晚饭的时候，张保国带来了三个人。饭毕，张保国用一只手蒙了嘴剔牙，边剔牙边说，去红花茶楼坐坐吧。陈太学闻言，急忙起身去总台付了款，又回到雅间打了声招呼，就下楼坐上出租车往红花茶楼赶。红花茶楼在城北，比较远，虽然张保国他们个个都有车，挤下一个矮小的陈太学很容易，但没人邀请他坐。去了茶楼，他要了个雅间，刚把门打开，服务小姐就把茶谱送上来了。陈太学一看，最便宜的也要四十八块钱一杯，他的心被捏了一把，脸色有些发青。服务小姐忙以安慰的口吻说，我们是打折的，八折。陈太学翻着眼皮算了一下，脸色一点也没转过来，但他还是咬着牙帮，给张保国四人各泡了一杯最贵的“巴山雀舌”（打折后一杯也要五十六块），自己要了杯不花钱的白开水。
服务小姐冲茶的时候，陈太学看见那些青绿色的叶片，见水后立即如雀舌一般灵动起来，似乎还听见了它们发出叽叽喳喳欢快的叫声。
过了十多分钟，张保国他们来了。张保国将茶杯端起来摇了一下，就别过头叫小姐。张保国说，客人还没到就泡茶，咋这么不懂规矩？小姐的脸涨得像要喷出血来，说是那位先生叫泡的。这下轮到陈太学的脸要喷血了。张保国皱着眉头，叫小姐去把茶倒掉，他不喝这个，他喝“雪绒花”（跟巴山雀舌一个价）。张保国这么一说，另两个人也要求倒掉，也要喝雪绒花。只有第四个人没这样做，他本来也准备让小姐倒掉的，可在出口的一瞬间，他望了陈太学一眼，他望到了陈太学又尴尬又酸楚的脸，还望到了陈太学洗得发毛的衬衣领子，就把话吞回去了。小姐将三杯茶端出去，噗噗噗三声，倒进了桶里。
那是一百六十八块钱哪！
张保国说的是“坐坐”，结果坐了一个通宵。他们是来打麻将的。麻将提上来后，张保国说，陈太学，你先上吧。陈太学急得双手不停地摇晃：张经理呀，我不会呀。张保国的眼帘沉下去了，这样，就只能看见他亮光光的额头。陈太学特别惧怕张保国的额头，他从那个额头上，刻骨地感觉到了彼此地位的悬殊和命运的落差。
陈太学不会打，只有他们四个来了。
但陈太学没走，而是坐在旁边观看，偶尔傻乎乎地笑几声，像是很有兴趣的样子。其实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的神经都快绷断了。在老家大荒村，会打麻将的人并不少，平时没时间，春节那些天就打疯了，就连陈太良，过年时肉也吃不上，但他必然要把帮人背力挣的几个辛苦钱节约下来，等到春节打麻将。刚吃过团年饭，那些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都躲到人家的虚楼上去，从早到黑地搓，再大的风雪也不怕冷。只有陈太学等少数人不玩麻将，陈太学哪里敢呢，那可是现兑现地搞输赢，不是闹着玩的。他听到麻将声就睡不着觉，就想起弟弟陈太良的那副苦相。陈太良打麻将从没赢过，全是输，输光了就找人借，借来又输掉。年后，债主就让他去下力，把最不是人干的活拿给他干，事后别说给工钱，连饭也不煮一顿。为此，陈太学骂兄弟是猪脑壳，还骂所有打麻将的人，说他们死后都要下十八层地狱……
在茶馆打牌的人，都不希望旁边有个倒茶的服务员。他们的输赢太吓人了，不想让外人看见，而陈太学恰恰充当了服务员的角色。谁的茶下去一点了，他立即续上。到半夜的时候，陈太学疲倦了，真想睡。雅间里有柔软的沙发，比他租房里的床好得多。可是他怎么能睡呢？张经理并没让他在这里陪，也没说不准他向沙发上睡，可陈太学就是觉得自己的脖子上套着一根链子，那根链子被张经理牵着，张经理没睡，他也就不能睡。
可他实在熬不住了……
仿佛是在极其荒凉的远地，有一个缥缈不定的声音朝陈太学喊：陈太学你睡吧，你当牛做马地劳累几十年了，也该休息一下了！
这个声音叫走了陈太学的灵魂，他翕着嘴，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候，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他妈的怎么没烟了？
陈太学猛然惊醒，出门去买了条中华烟来。他把烟一放，几个人就抽上了。谁也没问这烟是怎么来的。
次日凌晨，牌局才散伙。
陈太学回到租房，脊背弯成一张弓，不停地呕吐。呕得鼻涕和着泪水一起流，五脏六腑像都要冲口而出。他每呕一下，就急促地呻吟几声，随后就叫，儿哪……儿哪……
然而，没过几天，陈太学就把打麻将学会了。
那天张保国见他上了桌，嘴角翘起来笑了。张保国笑起来是很好看的，洁白整齐的牙齿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张保国说，陈太学你还行嘛。陈太学嘿嘿地笑。陈太学笑起来就不好看了，他脸上皱纹多，嘴阔，牙齿黑黄黑黄的，他笑得越厉害，就越给人一种哭的感觉。
许多时候，陈太学真是想哭，真想把他的心事向人诉说，可是，牌桌上的人谁会听呢？谁又在乎他儿子是中了举还是跳了河呢？不能对人说，陈太学就对麻将说，每摸一颗麻将，对它说一声：伙计，我的儿子跑了！他本来是很听话的孩子，本来是当大学生的料，可不知咋的，他不参加考试了，说跑就跑了！麻将在他手里变得湿淋淋的，麻将也像在流泪……
陈太学是个聪明人，他明白陪张经理打牌不仅仅是陪，更不是来赢钱的。只要跟张经理坐在一起，他就必须输，而且输得要有水平。经过接连不断的实践，陈太学对“陪”的含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有时候，他是陪张经理，而有时候，他又是帮张经理陪人。这其中的区别，全靠一双眼睛去观察。如果张经理跟来的那些人说话，屁股是坐得稳稳实实的，也基本上不笑，证明那些人不是张经理的下属，就是比他级别低，这样，陈太学就大胆地把钱输给张经理。如果张经理的屁股依然是坐得稳稳实实的，但他经常笑，笑的时候只是嘴笑，眼睛不笑，证明这当中有张经理的同僚，哪怕有比他级别高的，但绝不是一个系统，这样，陈太学照样可以大胆地把钱输给他，只是对作假的水平要求更高，输了钱后还要装模作样地抱怨几声。如果张经理只坐了半边屁股，有半边尼股是欠起来的，上身前倾着，笑的时候，不仅嘴笑，眼睛也笑，那陈太学就知道了，这个钱，只能给张经理输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则必须输给让张经理如此不安的人。
每次故意输一把牌，陈太学都在心里把那笔数目狠狠地刻下一刀，回去之后，他再详详细细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除了陪打牌，陈太学还要陪张保国外出。只要张保国私自离开高州城，都不愿带别人去，只带陈太学。他看重的依然是陈太学的耿直。张保国私自外出都是为了“做保健”。他从来不在高州城“做保健”。张保国“做保健”的时候，陈太学都像第一次去成都那样，在大厅里过夜，事后为张保国埋单。对这一笔开销，陈太学也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蛇大孔大，陈太学发现，自己虽然挣了钱，但细算下来，送出去的也真不少！那些钱本来是他陈太学的，却不得已拿给别人用了，这让他很不甘心。他盘算着从别的方面去想些法子填补一下。从材料上节省已不可能，如果再节省，他修的房子就会变成了豆腐渣；除此之外，如果不打一打农民工的主意，还有什么法子好想呢？
意识到这一点，陈太学很矛盾。赖掉冉老头等人的工钱那件事，一直是他心里抹不去的阴影，他怎么能再做对不住工人的事情呢？那天，他独自坐在工地上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提醒自己：你也是农民，也是从下苦力过来的，可不能对他们胡来。同时他又不停地为自己开脱：我又不是赖他们的钱，我只是打算像其他包工头一样，工资压一个月再发。在高州承包建筑的老板，只有陈太学才是当月发工资，陈太学知道农民工挣下的钱，是家里的柴米油盐，是孩子的书学费，是老人的棺木，也可能是命。耽误了一个月，孩子就可能没法上学，躺在医院里的病人，就可能被赶出去，从此一病不起。陈太学懂得这些，所以他不愿意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可他现在想，情况哪里就有那么严重呢，以前不准农民进城打工的时候，不照样在活人吗？我家里那么穷，不照样把儿子送到高中了吗？
这么一想，他就定了心，也开始隔月发工钱了。
陈太学的本意，是想把钱存在银行多得点利息，可事实上，隔月发钱的好处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目前，随着开发项目的不断增多，农民工的流动也越来越频繁，高州城规定，如果农民工想离开，只要提前一月向老板打了招呼，他离开时就必须把工钱全部付清。对老板们而言，要应付这办法实在太容易了：你来打招呼的时候，我不同意不就得了。不同意就等于没打招呼，要走人你就走吧，反正有一个月工钱你是拿不走的。
说实话，陈太学这事还做不出来，只要有人来打招呼，他都同意，到时候都把钱如数付给你。可是，离开他工地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工人们对陈太学是巴心巴肠的，就因为他能当月发钱，现在他也压工钱了，许多人失望了，就不想跟他干。对此，陈太学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想我也做得仁至义尽了吧，凡是打了招呼的，我都把钱给了，平时待你们也和和气气，哪像其他老板，动不动就黑脸，就骂人，可你们却不领情，要离开我，拆我的台。
从那以后，再有人来打招呼，陈太学就不同意了。
这样工人们即便想走，到底又舍不得那一个月的工钱，只好被迫留下来。
但也有不得不走的。在陈太学的工地上，有个叫沈志国的人，三十七八岁，满脸络腮胡。他本来是砖匠，可那段时间，高州连降暴雨，山洪骤发，从红旗桥到陈太学工地的这段路，有长达六十米被从翠屏山下来的洪水冲毁了。车过不来，水泥也就运不到工地，因此，包括沈志国在内的一些人，就临时做了搬运工。搬一袋水泥，可挣一元钱。这对农民工而言是相当诱人的，只是水泥太沉了，随便一袋都是百多斤重。沈志国好像生怕别人把水泥搬完了一样，不断地告诫人家，你气力小，你不行！那些人的气力的确都不如他，刚把袋子扛上肩，脖子上的青筋就绞成了绳子，迈步的时候，两条腿撇成了两个括号。可既然能挣钱，既然自己没被当场压垮，就都沉静无声地挣扎着。
沈志国见码在桥头的水泥越来越少，很焦急，于是把两袋扛在肩上，左肩一袋，右肩一袋！
第二袋水泥上身的时候，他的头晕了一下，同时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他定了定神，朝前走了两步，这一走，他听到身体内部发出吱的一声，像气球被锥破了的声音。紧接着，一股生铁的气息从喉咙里蒸了上来。他使劲吞了几口唾沫，把那股热辣辣的味道吞回去了，又继续朝前迈步。
当他把肩上的重物卸下去的一刹那，那股类同于生铁的气息又蒸腾起来，而且异常坚硬，他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就从嘴里冲了出来。
那是一口殷红的血。
这口血本来早就要出来的，可它好像明白，如果它出来了，沈志国就不可能将这两袋水泥扛过来，于是它顽强地留在了沈志国的身体里，最后一次为他长劲，帮助他挣了两块钱。
沈志国看着地上的血花朵一样枯萎，古怪地笑了一下。他知道这是伤元气了，按他老家的说法，是伤“统子”了。伤了“统子”就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他有些害怕。可是他几乎就没有多想，用袖口把胡子尖和嘴皮上的血丝抹掉，抹了两把洒落出来的水泥，把吐出的血埋了，又朝桥头走去。
尽管这次他只扛了一袋，但他明显感到不行了，那袋水泥在他肩上变成了石头，变成了铅……没走多远，水泥袋就自己滑落了，随即，沈志国又吐出了一口血。
带着金属质感的腥味儿，在空气里弥漫。
这回有好几个人看见了，他们都扔了肩上的东西，大呼小叫地跑过来，把他扶进了工棚。
吐血是有惯性的，只要开了头，别说下力，就连咳声嗽也会把血咳出来。沈志国就是这样。他没有恐惧，只有忧伤。在工地上，沈志国的话最少，也只有他从来不谈自己家里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他的境况，只是从他一年到头都不穿袜子看来，反正是好不了的。但是，你身体都弄成这样了，还图个啥呢？大家劝他回去算了。
事实上他自己也想回去，即便死，也死在世代祖居的村落里，可再怎么说也要再坚持一个月，先打声招呼，下个月走的时候把工资领全。
陈太学知道沈志国吐血的事，沈志国去他办公室，还没开口，陈太学就说，志国，我理解你的难处，你也要理解我的难处，谁管理这么大一个工地，都不容易。沈志国说陈哥，我知道，可是我没办法呀。陈太学说，你还是没理解我，你没办法，未必我就有办法？你想想，要是我在你这里开了头，别人都跟你学，大家都走了，我不就成了光杆司令？你走不走是你的事，反正我又没赶你。沈志国说陈哥是没赶我走，陈哥待人好，可我实在挺不住了。陈太学脸色阴下去了，声音也放大了：我吃亏就吃亏在待人好！你挺不住，我也不强迫你留下来。
沈志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时候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舔了几下嘴唇，走了出去。
他没有离开工地。
但几天之后，他又吐了一次血，而且吐得特别厉害，不得不走了。
直到沈志国离开工地大半天，陈太学才听说，他站在办公室外面，望着熙熙攘攘的红旗桥，想象着沈志国背着帆布包慢吞吞地跨过桥去的样子，身上的某一处震动了一下。
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陈太学一直都很郁闷，一直都在为自己寻找理由。他卢到了他故意给张保国输钱，想到了陪张保国去“做保健”，觉得你沈志国虽然白干了几十天，可你在我面前，不像我在张保国面前那样低三下四吧？同时他也想到了儿子，听说儿子也在建筑工地上，也受着老板的盘剥。想到这里，陈太学直想哭——既然我儿子都在受罪，你叫我怎么说呢？
想到这些之后，让陈太学震动的地方感觉迟钝了，更不像当初赖掉冉老头他们的钱时那么心痛了。但他还是很郁闷，很迷惑，因为他拿不准，自己找出的这些理由，究竟算不算理由？
冬天到来的时候，陈太学的母亲走完了她生命的里程。那个孤独的老人死在冬日的早上。那天她起了床，把猪食煮好——煮猪食的时候，她照例和做饭的媳妇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锥心刺骨地互相攻击，自从陈福离家出走以后，两个女人攻击得就更加厉害了——就搭根凳子到门外去，靠着黑乎乎的木板墙坐下来。那时候，毫无热气的太阳正升起来，可死亡却降临到这个老人身上了。死亡来得很突然，简直不知道它是来自天空，来自大地，还是来自老人的身体内部，它一来就把老人笼罩了，弥漫了……
母亲的丧事办得很奢华，光响器就请了九拨，这在大荒村是前所未有的。但陈太学回到高州城后，喉咙里老是埋着一只苍蝇，吞也吞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这主要还是与他儿子有关。邻近村子里来“坐夜”（吊丧）的，都要问起陈福，这真是往陈太学的心窝里扎针。何奎的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咬着根竹烟筒，开口闭口“我儿子说”。村里谁家婚丧嫁娶，都在几层院坝里放了八仙桌，饭时当餐桌，饭后供人打牌和闲聊，只要何奎的父亲在哪张桌上坐下了，四周就围了许多人，向他打听国家大事。本来是母亲的丧事，结果倒成了那老头子的新闻发布会了！
陈太学不愿意想这些，可又不能不想，想起来就不能不伤心。只要他早就不责怪儿子了，只责怪自己。他觉得这都是因为自己的钱还不足够多的缘故。他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大荒村人就不会把何奎的父亲放在眼里的，就会跑到他陈太学的腚下来舔肥的！
那些天，陈太学持续不断地做同一个梦。他在梦中张开两臂飞翔，大河与群山在他肚皮底下影子一样划过。但是，不管他飞多长时间，飞多少里程，天气都是惨淡的，又冷又湿，而且后面还有人追赶。他看不清追赶者的脸，只觉得有一股阴气，使他恐惧得不敢有片刻的停留。醒来之后，他的手脚都麻木了，梦中的情景却刻骨铭心。
要是我有很多很多的钱，就没有谁敢在后面追我了……想到这里，他无端地叹息了一声。
翻年过去，高州新城已初具规模，张保国也在这时候当上了建设局副局长，分管项目部。
这年初夏，张副局长传达了上级振奋人心的号召：开发翠屏山。
翠屏山海拔不过四五百米，在群山簇拥的川东北，它根本就不能称为山，不过是土丘罢了。这片土丘位于城南，面积广大，形体浑圆，夏秋时节，野花盛开，香飘数里，高粱、玉米和水稻迎风滚动，住在城里的人，经常站在窗口，欣赏那绿浪滔滔的壮丽景色。到了冬季，外围的高山阻挡了来自大巴山和秦岭的寒流，因此翠屏山上依旧是草色青青，千竿挺秀。其“翠屏”之名，就是这么来的。正由于它的美，有关部门觉得，让它长不值钱的杂树、野花和庄稼，实在可惜。开发是早就定下来的，只是不能随便规划，要是在上面修普通商品房，简直辱没了那块地盘。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决定：利用山上良好的自然风光，修个别墅群！
这是高州城“民心工程”的一部分（命令刚刚发布、“高州市小康示范村”的石碑就立在了翠屏山口），因为别墅是给山上的农民修的。山上有数百户农民，多少年多少代了，他们都住在木屋或者土坯房里，漏风漏雨，既不舒适，也不安全；住进别墅就不一样了，那些农民就一跃进入超级小康了。按高州城的现行房价，老城每平米一千元，新城一千三百元，而翠屏山上的别墅定在三千元，按最小户型二百平米计算，就要六十万元。农民每人拥有一亩水田，几分旱地，一家有一头耕牛，几条喂猪。有的人家猪也喂不起，牛也养不起，一年的民入也就几百块，这么算下来，他们要把那栋别墅买到手，不吃不喝，也是一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对农民这种现实的困难，有关部门是考虑到的，他们说如果你们实在买不动，就让别人来买吧，你们下山到老城住安置房，上面给每户补贴五千元，剩下的房款就靠你们自己支付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就做了市场调查，别墅还没修，就已经销售一空。
那段时间，张保国每天夹着公文包，带着几个手下，挨家挨户走访山上的农民：你买别墅吗？不买？不买就赶紧下山！
这一次，不像开发河沿时那么手软，再不允许钉子户存在，谁要说声不，立即扒房子！
推土机和挖掘机从临时开辟的土路轰隆隆地开了上来，在农民的田地里仓皇地奔跑。那时候，稻谷都抽穗了，正吮吸着金灿灿的阳光，准备长成饱满的骨肉，回报农民喂养他们的日子——农民只在春节休息过几天，之后就一直在田地里忙碌，他们要弄出那些庄稼，需要把眼睛看绿，把腰弯断，把指甲磨穿。可现在，庄稼都在顷刻间变成了泥浆。
那些没来得及下山的农民，扑在田埂上痛哭。
陈太学比较顺利地从张保国手里要到了一份翠屏山的工程，也上山去了。就在他上山的那一天，他看到了最早给他租房子的那家人。那家人在翠屏山修的砖房被推掉了，一家老小悲悲戚戚的，正背着锅碗瓢盆和破棉絮下山。陈太学知道，这些去老城住安置房的农民。没钱做生意，只有挑着担儿，占据街头巷尾做些小生意，而高州城正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不许这些人给市容抹黑，恐怕生意也做不长久了。
陈太学跟老房东招呼也没打。他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他已经有意识地在让自己的心硬起来。人身上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可以变硬的，包括心。他基本上不再想冉老头和沈志国了，即便想起来，也没多少特殊的感觉。现在，真正能够让他心痛的就是儿子了。
让陈太学没预料到的是，翠屏山工程动工不久，陈福就从浙江跑来投奔他了！
在陈太学的印象里，儿子很瘦小，可那只是陈福小时候留给他的印象，其实，陈福上初中时就比父亲高，有些瘦的，但绝非陈太学心目中的瘦成一抓筋，外出打了两年多工，陈福的肤色变黑了，手臂上鼓起肉疙瘩。陈太学看着他这模样，竟然比看到他瘦瘦小小的样子还让他难受。儿子的样子无疑表明，他这两年多真是下苦力的。
陈福以为父亲怎样处罚他，可陈太学却没明确地表示任何态度，他只是带着儿子，去老城的贫民窟走了一遭，从下午一直走到天黑。回来后，他才问儿子有啥想法，陈福低了头，说爸爸，我啥都听你的。陈福的这句话，猛然撕开了父亲心灵上结痂的伤疤，陈太学跳起来骂：你个狗日的，既然啥都听我的，我叫你考大学，你为啥就不考了？你说呀！陈福能说什么呢？他只是把头垂得很低。陈太学一把揪住儿子的头发，让他的头昂起来，点着他的鼻子骂：你不考大学，还跑了！你奶奶的死，就是你龟儿子造的孽！要是你不跑，你奶奶就不会死那么快——啪！陈福挨了一记凶狠的耳光。
此时，陈太学退到一旁抽烟。抽一口烟，他就在心里哭一声：为了这个家，我把屁股都撅给人家了，你还嫌我被糟践得不够么……
陈福依然像过去那么胆小，甚至更加胆小，但做事勤快，每天清晨四点钟，他就帮母亲去市场买菜，用斗车推到工地食堂，又忙着淘洗。见儿子这样，陈太学的怒火消了，只要儿子推着斗车出门，他就望着儿子的背影，沉痛地摇头。
让陈福去食堂里窜来窜去，陈太学认为那是丢人现眼。
这天，他把儿子叫到身边，沉着脸说，走，跟老子去看工地。
从那以后，陈福就到工地去了。他毕竟是有知识的人，又有从事建筑业的实践，很快就弄懂了里面的黑白，便在父亲的工地上做了监工。
有了儿子帮忙，陈太学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张保国他们玩了。张保国当副局长后，他手下一个姓贺的人当了项目部经理，但陈太学把握住一个原则：只对张保国负责。因为张保国分管项目部，贺经理自然就归他管了，既然如此，陈太学认为没必要对贺经理多理睬，反正每次打牌贺经理都在，也跟他一样，对张保国说话诚惶诚恐，钱也只管往张保国手里输。
一切都顺风顺水的，陈太学一家就在高州城住下来了。他很少想到老君山上的大荒村。大荒村有他的祖坟，然而，人死如灯灭，惦念是有的，终究无济于事；大荒村还有他的弟弟，陈太学偶尔会想起他，可他总是迅速把那份心思扑灭了。
弟弟给别人当奴才的样子，仿佛是陈太学留在乡间的活标本，这让他很难受。
陈太学眼下最迫切的事情，是给儿子找个女人。儿子的年龄已经不小了，是该找女人的时候了，可就是没一个合适的人。老君山的女人倒是多，说真心话，那山上的女人还长得很漂亮，但陈太学打死也不会同意儿子回山里去结个媳妇的。找个城里女人吧，又不可能，高州城的市民都把农民叫“弯弯儿”，这名字是怎么叫来的，陈太学不懂，反正是个蔑称。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就只有慢慢碰了。陈太学最担心的是工地上那些女子，现在他工地上有八个女子，多半都没结婚，陈太学害怕儿子被她们勾引了。说到底，那些人再勤快，再灵巧，模样儿再俏，不也就是穷弯儿吗？弯弯儿跟弯弯儿是不一样的，即便是要找个弯弯儿做儿媳妇，也必须是发了财的富弯弯儿。陈太学说这就叫强强联合。
他警告儿子：你听清楚，要是你跟工地上那些小妖精混，老子打断你的腿！
陈福并没跟那些“小妖精”混，但他的确爱听她们说话，他也知道其中一个很喜欢他，只要他走过去，她就水盈盈地瞄他一眼，然后低下头去，脸颊绯红，一声不吭地做活。那是一个身体瘦弱头发泛黄的女子，陈福开始并没注意她，可是，那双眼睛让陈福心疼，慢慢地，陈福就不仅心疼她的眼睛，还心疼她的瘦，她的黄头发，以及她卖力劳动的样子。晚上睡觉，陈福也要想上她一阵。现在，陈太学租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是二十年前的老房子，很陈旧，但毕竟像个样子了。陈福睡在床上，心想我住在这里，可她却睡在拥挤不堪夏天闷热冬天寒冷的工棚里，这其中蕴含着某种让人很不愉快的因素。只是父亲警告他之后，他就不敢想了……
陈太学到底遂了自己找“富弯弯儿”的心愿。说起来这还得感谢张保国。那年秋天，有一次张保国透露，说他夫人近日身体不太利索，陈太学记在心上，两天过后，他就抽空到距高州城十五公里外的乡下给张保国买鳖。那里有个养鳖大王，远近闻名的。大老远的，陈太学就能认出养鳖大王的住处，那是坐落在平坝里的一栋三层小洋楼，傲立于低矮芜杂的民舍之间。以前，这里很多人都养鳖，唯独这家有养鳖的秘诀，别人养的鳖又瘦又小，他养的又肥又大。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别人的鳖无论怎样烹制都有一股土腥味儿，而他的鳖刚刚下锅，就能闻到一股玫瑰花香。久而久之，他的鳖出了名，外面来进货的，根本不往别处走，直接就到了他的池塘边。这样，别的人都被他挤垮了，他成了坝上首屈一指的富人。他的池塘有两亩多，塘边芳草萋萋，上面架了铁丝网天棚，那些鳖们，有的没在塘中，有的歇在岸边草丛里，有的还爬到铁丝网上，无忧无虑地倒挂着，让秋天的太阳晒热它们的肚皮。陈太学选了几个大的，共有三十多斤重，花去四千多块钱，买回去送给了张副局长。
张保国翘起好看的嘴角笑了一下：你这个陈太学呀！
过了两天，张保国给陈太学打电话，说陈太学，你那些玩意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么好吃，我准备再去买些。陈太学说，嗨呀张局长，这些事你交给我办就是嘛！张保国说，那就辛苦你哟。陈太学一听，情绪更激烈了，说张局长你这是……好像张保国说他辛苦，是批评他。放了电话，陈太学沉了脸，抹了几把头发。他的头发越见稀少，寡黄寡黄的头皮一坡一坡地露出来。三十多斤鳖，说啥也不该两天就吃完的，张保国一定是拿去送人了。
想到这点，陈太学几乎有些同情张保国了——我给他当孙子，他又给别人当孙子，就跟狼吃羊、羊又吃草没啥区别。娘的，这世上谁都不好过。
认识到这一点，陈太学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让自己的心变成石头了。
在那之后的一个月内，陈太学连续三次去为张保国买鳖。去得多了，他就跟养鳖大王熟了，两人不但说场面上的话，还说私事。没想到这一说，竟成就了一桩婚姻！养鳖大王有个女儿，名叫秀莲，已二十三岁了，还没找到婆家。当然并不是找不到，而是跟陈福一样，高不成低不就的。陈太学一听就动了心，说他有个儿子，今年二十七，也未婚娶。
两人暗地里对彼此的家底作了一番细致的调查，就私自定了下来。
照养鳖大王的意思，由他们各出一半钱，在高州新城给儿女买一套好房子。对出这一半钱，陈太学倒一点不为难，他感到难的是选定买房的地方。他自己都难以解释的是，他为什么会对高州城有一种来自精神内部的抗拒。他说，何必在高州城买房呢，去我们巴川县城不行吗？养鳖大王嗤笑了一声：那鬼地方，一泡尿就淹死全城！养鳖大王是一个特别喜欢扁嘴的人，他有棱有角的嘴一扁起来，眉宇间就透出一股子藐视一切的傲气。陈太学瞧不起他的这股傲气，觉得他到底是土财主，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同时，陈太学又特别佩服他的傲气，他从养鳖大王的嘴角，看到了另外一种人生，他从骨子里向往的人生。
陈太学扳不过养鳖大王的手腕子，只好同意在高州新城买房。
这些事情都谈妥了，才让两个年轻人见面。
不过没什么好说的。陈福啥都听父亲的，那次远走浙江的叛逆，是他灵魂的河流里唯一冒出水面的礁石。至于养鳖大王的女儿秀莲，自她醒事之后，就深深浸染在与周围邻居有意隔膜的气氛之中，从血液里就认同她要嫁人就必须嫁富人的观念。养鳖大王和秀莲对陈福满意到什么程度，陈太学没有把握，陈福也没有把握，那个脸上长满小痘痘的女子，跟她父亲一样干练，谈恋爱就像养鳖卖鳖，做得一板一眼的，从不表露儿女情长。反过来，陈太学对秀莲倒是特别满意，他满意的不仅是她父亲的财富，还因为她说一口普通话！来她家买货的，高州人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重庆、成都等地来的，而且又多不是成、渝本地人，而是来这些地方做生意的外省人。这些人能听懂一般的四川话，对高州方言就听不懂了。为了做买卖，秀莲主动学起了普通话，她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学普通话很困难，至今也只能说“川普”，但至少外地客人能听懂了。只要有外地客人来，就是她跟他们谈生意。她的干练就是这么操出来的。为了强化训练，她平时也说普通话。能找一个说普通话的儿媳，陈太学感到透心的满足。
听说何奎在重庆找了个女人，就算那女人是城里人，可她会说普通话吗？
给两个年轻人的房子很快买上了，到一月中旬就结了婚。娶儿媳那天，陈太学分做两拨请客，上午，他又把几十斤鳖送到了张副局长家里，中午在金沙滩请张副局长等人吃饭，晚上在工地上请工人。陈太学对工人们说，尽管吃，尽管喝，晚上这顿不要钱！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喝得满面通红，工地弄得喜气洋洋的。
但有一个人没来。就是那个身体瘦弱的黄头发女子，她独自躲在工棚里，静静地抹泪水。
夜里，马芬熟睡之后，陈太学就把今天送给张保国的鳖钱记在那个秘密的小本子上，对着那个小本子说，张保国呀张保国，我送你那么多鳖，换回一个说普通话的媳妇，也算值了！
到后半夜，陈太学的心就发痒了，早被搁置一边的大荒村，在他心里轰轰烈烈地复活过来。
他决定，今年春节，一定要带着全家人回去一趟。
旧历腊月二十九这天，陈福夫妇天没亮就到父母的租房里，那时候陈太学早已起床，烟都抽了两三支了。大家就等着马芬。马芬来到高州城，比在家里更累，她本想找女儿来食堂帮忙，可女儿一家都跑到新疆落户去了，食堂就靠她一个人撑持，好不容易等到工人放了假，就只想睡个懒觉。陈太学不停地催她：婆娘家的，就是罗嗦！他恨不得打个喷嚏就回到大荒村去了。陈福一副度蜜月的样子，看上去比平时更羞涩，倒是秀莲大大方方的。秀莲说爸，让妈慢慢穿嘛。秀莲又说，爸，你们也买套房子吧，我们住那么好，你们住这么烂，我们这心里堵。陈太学使劲地吧嗒了几口烟，说秀莲呢，我们住猪窝狗窝有啥关系？只要你们好就行了，你们好，当爹妈的就宽心了……
从巴川县城开出的船，本可以直接在老君山脚停靠，但陈太学先就计划好了，不在这里下，去镇上再下。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个赶场天，村里上街办年货的一定多。陈太学一家到镇上，已是下午三点过，但集市上的人还很稠。陈太学直接就带着家人去了榨油厂。大荒村人来赶场，回家之前都喜欢聚在榨油厂外面的小坝上歇口气。那里果然有好几个，除了小兵，别的都是从外面打工回来的。鼻子冻得通红的小兵首先看见了陈太学，大声叫，学爸！陈太学那天穿了件前两天才买来的呢子大衣，他将肩膀一抖，大衣差点落到地上。他并没回应小兵，把步子放慢了。朝村里人走去，摸出烟来，挨个发。他发的是十四块钱一包的娇子，他知道哪怕你就是到北京打工，也只能跟他在高州城一样，抽两块钱一包的烟就不得了。那些人接过陈太学的烟，自以为比陈太学见过世面的眼神一下子就消失了。他们把烟点上，问陈太学一家路上辛苦，并好奇地打量站在陈福身边的秀莲。陈太学说，这是陈福屋头的，言毕就看着秀莲，意思是希望她说几句普通话，可秀莲只是笑了笑，并没说话。
小兵见陈太学带了些包裹，就将一个最大的放在自己背篼里，说走吧。
陈太学说，莫慌嘛，你们吃饮食没有？几个人有些不好意思，说这点路，吃啥饮食哟。陈太学说这咋成呢，反正时间还早，吃了再上路。小兵本来不想去的，由于父亲得了麻风病，他和母亲都很自觉，一般不跟人同桌吃饭，尽管他和母亲既不脱眉毛也不烂指甲，而且经过多次检查都确诊无病。但陈太学说，走走走，都去！
饮食店大都不营业了，一行人找到中街，才看到一家没关门的。店里冷目秋眼，额头上长了个大瘤子的老板正在清扫灶台，看来也是准备收拾妥帖好回家过陈太学细声说，有啥好吃的？老板看也不看他一眼，边抹灶台边说，新年大节的，好吃的都弄到家里去了。可这时陈福叫了声，好大一条鲢鱼！在厨房的正中间，放着一个紫色塑料盆，盆里装满了水，那条鲢鱼却丝毫也不能动弹，因为它长长的身子像铁丝一样被圈在了盆里，只露出幽黑的脊背。陈太学听见儿子叫，走过去看了，出来说，就把那条鱼给我们弄来吃了。老板说，那不是拿来卖的。陈太学的脸色很不好看了，说我给你一百块一斤卖不卖？老板嗤了一声，显富啊？两百也不卖！陈太学的手又出汗了，脸上的皱纹鼓起老高。小兵和那几个人就劝：他不卖就算了，我们不吃就是。可陈太学不愿出门，嘴唇风快地哆嗦着。老板见状，终于放下抹帕，语气和缓地说，师傅，我不是不卖给你，这是我留下来明天团年的，我女儿女婿要带着小外孙从西藏回来，他们多年没回来过了。可陈太学的嘴唇还在哆嗦，不愿走，马芬把他推了出去。
街上的摊子都还没收，陈太学让陈福给每人买了一袋饼干，又买了一瓶矿泉水。接着又买带回家的鞭炮、花生、糖果。他买了两麻袋鞭炮，花生和糖果又各买了一麻袋。两几个村里人见他这阵势，唬得大气都不敢出了，争相把沉重的麻袋往自己的背篼上放。
刚从中街出来，陈太学的肩膀就被重重地碰了一下。那时候，他脑子里想的全是那个餐馆老板，他想我当时应该摸出一大扎钱来，扔到他脸上！由于后悔没那样做，他的愤怒就越发的浓烈，被人这么一碰，他唯一的想法就是骂人。他抬起头（碰他的人比他高出许多），说你他……还没把最难听的话骂出来，他就觉得不对劲了，因为这个人正朝他笑。这是谁呢？陈太学不认识，可那个人认识他，他说太学，好些年没碰见你了，你还是这么精干。陈太学脸上的肌肉松弛了，唔了一声。那人又看着陈太学身后的陈福，说这是你娃娃吧？陈福笑了一下。那人说，太学，那年你带他来农机站的时候，又瘦又矮的，现在长这么高了，像绳绳儿拉起来的一样。这时候陈太学才明白了，这个人是老蒲，就是曾借给他十块钱并让他打借条的老蒲。他的年龄跟陈太学差不多，可怎么显得这么老了？他戴着鸭舌帽，头上没盖住的部分全是白发，还掉了好几颗牙齿，说话时关不住风。陈太学的心里像突然停电的灯泡。尽管那十块钱老早就还了，但既然老蒲提到去农机站的事，证明他记得自己曾经帮助过陈太学。
陈太学不想回忆过去那些苦痛的经历，同时也怕老蒲在秀莲面前多话，很想马上脱身。可老蒲却热情得不得了，他以前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人一老，话也就多了起来。他望着陈福说，大学早毕业了吧？在哪里工作？陈福的脸红了，陈太学却把话抢了过去，小声说，在高州城。老蒲说不错不错！接着又问，在干啥？陈太学望了一眼后面，秀莲和婆妈在说什么，但是小兵他们几个背着沉重的麻袋或包裹，正低眉顺首地站在他身边，他跟老蒲的对话，小兵们一定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陈太学觉得脸都丢尽了，没回老蒲的话，反过去问老蒲的孩子，老蒲将头一昂头说，我的娃娃不成器呀，我儿子在复旦大学读了博士，就留在学校教书，女儿就更没出息了，大学都没考起呀，就在我们镇上的百货商场当售货员。
陈太学的太阳穴像敲鼓一样，说老蒲，我要赶路，空了再摆谈。话音未落，就迈开了步子。
直到走出上街，陈太学都如在梦里。
上街尾子上，有一个小小的土坝，土坝对面就是百货商场。商场里面有不少人，买碗，买灶具，买来年犁春水田用的铁铧。陈太学朝那边望了望，心里突然涌起一潮渴望。
他没跟任何人商量，直接就过了土坝，进到商场里去。后面的人也只好跟去。
虽然叫商场，其实只有一层楼，只是比较大，里面的售货员，有十多个，有的忙得不可开交，有的闲得在怀里抱个暖水袋。这十多个售货员，男的占了多半，女的只有一个是年轻人，毫无疑问，年轻的这个就是老蒲的女儿了，她跟老蒲的父女关系一眼就看出来了。老蒲的女儿就属于闲得抱暖水袋的人，倒不是她偷懒，而是她卖的都是高档品，没有买主。
陈太学点燃一支烟，朝那边走了过去。他走到柜台前，往货架上瞅了两眼，看准一床标价八百六十元的毛毯，说，那个拿一床。
老蒲的女儿把身子靠在柜台上，细声细气地说，你把价看清楚哟，贵哟。
她是真心实意地提醒陈太学。陈太学虽然披着呢子大衣，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呢子。最特殊的标志是陈太学把毛衣扎到了裤腰里，他穿了两件毛衣，两件都扎到裤腰里。老蒲的女儿觉得，只有山里的农民才这样穿，一是山风太烈，二是毛衣质量差，扎起来才能保暖。
陈太学一口就吸掉了半支烟，见老蒲的女儿还是笑眯眯地看着他，没有取毛毯的意思，他猛一巴掌拍在柜台上：再贵也是要钱不是要命嘛！
柜台的玻璃裂开了一条口子，老蒲的女儿吓得浑身一颤，暖水袋掉在地上，摔得哎哟一声。很多人围了过来。商场经理也过来了。那时候，老蒲的女儿早站在方凳上，将货架顶端的毛毯往外拉。当她把毛毯放在陈太学面前时，陈太学又将柜台拍了一巴掌：再拿一床！柜台上的玻璃终于被震裂一块，簸到地上，碎成一包渣。经理对陈太学说，同志，莫发气，有啥事好商量。接着转过脸，朝痴站着的老蒲的女儿吼，傻了哇，还不快取！老蒲的女儿慌脚忙手地又往凳上站，一只脚踏上去，凳子就翻了，她一个前扑，头差点撞在货架上。待她终于费劲地将毛毯取下来，早是一脸的泪水。陈太学摸出十八张百元大钞，说不找了，零钱算我赔你们的玻璃。经理腰一弯，随后命令老蒲的女儿：还不快给赔个罪！老蒲的女儿挂着泪水，对昂首阔步走出老远的陈太学说，同志，对不起。
跟在陈太学后面的小兵几人，再一次被他镇住了。可陈太学的老婆、儿子和儿媳却不理解，尤其是马芬，此前商量过要来镇上买鞭炮、花生、糖果，从没说过要买毛毯的呀。虽添了一个秀莲，可死了一个老太婆，家里的被具是够用的，就算要买床新的给儿子儿媳盖，也没必要买那么贵的毛毯呀，更没必要买两床呀！尤其是，那块一巴掌就能拍烂的玻璃能值几个钱？二十块不得了么，丈夫却扔出去八十块！马芬觉得，陈太学今天简直是疯了！
可她并没制止他，因为她被丈夫的怒火和架势镇住了。
她哪里知道，她的丈夫陈太学，现在才感到心里舒服了些……
除夕的晚上，陈太学就要放鞭炮了。那是冬日里一个少见的晴天，只是空气干冷。陈太学家很早就吃了晚饭（粮食都是村民送的，陈太学要给钱，可送粮食的人说啥也不要），陈福就照父亲的吩咐搭一架楼梯，搁在院坝边那棵古老的杏树上，爬上去绑架子。村民一问，才知道他是去搭“炮台”。天光刚刚收尽，星星还没出来，如战火般的鞭炮声就响起来了。陈福坐在绑好的架子上，手里支一根长长的竹竿，让鞭炮在那竹竿上炸响。那根竹竿上的爆完了，站在树下的陈太学又把另一根捆上鞭炮的竹竿递上去。
那天夜里，除了陈太学家，整个大荒村没一家敢放鞭炮，即便买了几颗的，也不敢拿出来放，更不要说烧爆竹了。陈太学家的鞭炮放了几个小时，硫磺硝烟笼罩了整个村落。那棵见证了岁月沧桑的老杏树，年年春天都要开一树粉红的花朵，夏季奉献硕大的白果，可从那以后，它就没再发芽，更没开花——它死掉了！里人说，那棵杏树是被它主人家的富贵吓死的……
鞭炮声停下来后，村里很多人都陆陆续续挤到陈太学家去了，连那些想打麻将想得手痒的人，也暂时不上牌桌，先去陈家看看。陈太学家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陈太学把进来的人暗地里数了数，他发现，除了何奎一家，差不多都来了，这就证明，今晚上没有人去何奎家坐！而除夕夜谁家的客人最多，历来都是最检验人气的。要是往年，何奎家早就挤爆了。
陈太学的心里，又涌起从镇百货商场出来时的那种舒服感。
一个偌大的簸箕放在靠门的地方，里面花生和糖果混杂在一起，不管是谁，只要跨进门槛，马芬都捞一捧递过去。那些人将这些奢侈品往荷包里揣，心里喜滋滋的，说，我们来看看陈福家的。秀莲坐在正对门的火堂边，一进门就能看见，由于初婚，她脸上的小痘痘变得更多更密。
每进来一个人，陈太学就给秀莲介绍，意思是让秀莲打声招呼。只要她打招呼，普通话就出来了。可是，秀莲自始至终没打过一声招呼！她的招呼就是笑，笑一笑就完了。这女子，只有做生意的时候才伶牙俐齿，平时就像个泥菩萨。陈太学说，秀莲，他们没去过高州城，你祖祖辈辈都住那里，你就给他们说一说那里的事嘛。秀莲又是一笑，不过到底说话了。她说我还不是跟你们一样，是住在乡下的，有事才往城里跑一趟，我能说出个什么来呢？秀莲的话一出口，陈太学的脖子就梗起来了。她说的不是普通话，而是高州土话！陈太学说，秀莲，你像平时那样说话嘛，你这样说话他们听不懂。可是村民们马上说，不跟我们这里的话一样吗？很好听的呀！秀莲也说，都是一条河上的人，咋听不懂呢？还是高州土话！
陈太学的手上出汗了。他觉得，由他挑选的这个儿媳妇，远不如想象的那么好。秀莲说话声音柔和，而且一说一笑，村民觉得她挺平易近人的，于是也想表达对她的亲切。乡里人表达亲切的方式很特别，说白了就是拿男女开玩笑。一个陈福该叫嫂子的人伸了脖子说，陈福，你婆娘没爬过山，上来的时候是不是你背的？听了这话，陈太学和马芬的脸色都变了，婆娘这个词用在秀莲身上，实在太难听了。这不等于是把秀莲的身份降得跟她们一样！马芬此前并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她有了，当她将花生和糖果递到别人的手里，别人抖抖索索又急不可耐地伸手过来接的时候，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就像搔痒痒，搔得她浑身通泰。因为这种感觉的存在，她猛然间就理解了丈夫在百货商场扔出八十块赔一张玻璃的事情。
陈福那时候独自一人默默地站在街檐上，也就是他奶奶坐着死去的地方，并没听到那个嫂子的问话。陈福没回话，柴屹崂里一个声音却回话了：他们那里不兴叫婆娘，都叫爱人。大家这才注意到陈太良蹲在那里，话就是他说的。哥嫂回来了，侄儿和侄儿媳妇也回来了，陈太良感到很幸福，虽然今天团年的时候哥嫂没叫他一起吃，嫂子也没像对待别人那样，给他糖果和花生，但他进屋来，哥嫂并没赶他出去，这使他觉得，母亲去世后自己还是有靠的。
正月初一清早，陈太良去山里给哥嫂砍柴。不知什么时候，外面飘起了鹅毛大雪。雪在一夜之间把大山都落白了，中午过后，陈太良背一大捆青冈棒回来，卷曲肮脏的衣领里冒出腾腾热气，眉毛和胡子上却挂着冰花。那时候陈太学他们已吃过饭，见陈太良把柴倒在了街檐上，马芬便黑了脸，去给陈太良添饭菜。她只给陈太良添了一份菜，是猪蹄花。陈太良坐下就吃。他首先去拈猪蹄花，拈起来一块，是光骨头，再拈一块，还是光骨头。一整碗蹄花，都是把肉炖化了的光骨头。陈太良把骨头的一端嘬进嘴里，滋溜溜地吸里面的油水。
陈太学之所以要这么多柴，是因为他要请客。大请。不是请从镇上帮他把东西背回来的几个人，也不是请给他送粮食的人——说是大请，其实他预备的客人只有一个：何奎。何奎现在还没回来，听说初二、最晚初三就回来了。他请何奎的菜，计划了满满一桌，除了鳖，还有特意从金沙滩购来的稀罕之物。陈太学相信，那些东西何奎不仅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要用这顿宴席让何奎明白一个道理：在现今的社会，能挣钱才是本事，你大学生怎样？挣不到钱，大学生顶个球用！
可是，一直等到初六，陈太学不得不第二天就离开了，何奎也没有回来。
没能请上何奎，简直成了陈太学的一块心病……
初六那天晚上，有九个人去找陈太学，都是想去他手下打工的。这其中包括从外省回来的几个人。看来陈太学的确发财了，跟着他干，就不必跑那么远的路，不仅节约了一大笔车旅费，还能在一年中多回来两趟，照看家里。陈太学适当地摆了摆架子，就说，看在乡里乡亲的分上，我都收下了。他正需要工人呢。他工地上很多人都走了，那个没吃陈福喜宴的姑娘，谁也不知道她是在哪一时刻悄然离去的。九个人刚出脚，小兵的母亲来了，她是来求陈太学把小兵带走的。这个年纪轻轻就枯萎了的女人，走路时眼光总是看着地下，好像前一时刻她才丢了钱包似的。来找陈太学之前，她跟儿子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小兵怎么放心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呢？可她说，我这鸡爪疯也不常发，家里就那点田地，我做得出来。小兵还是不愿离家，话说尽了也不听。她给了儿子一巴掌，骂他是没出息的东西。儿子哭了，她没哭。她把眼泪吞进了肚里。儿子都快满十七岁了，过几年，就该成家立业，而她和丈夫显然没有任何能力为儿子做些什么，只得狠心地把他赶出家门，让他自己去寻条出路。
陈太学本来不想要小兵，那九个人，多多少少都有出外做工的经验，小兵却只懂得做庄稼。但马芬为小兵说了情。小兵那孩子实在太乖了，虽然从小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可他脸上没有苦相，老是单纯地笑着，又特别懂礼貌，不管对谁，该叫啥叫啥，从不乱辈分。尤其是，在整个大荒村，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小兵那么“简便”（愿意帮助人）的，他不知帮马芬背了多少捆柴，背了多少袋肥料。最难的是背肥料，从镇上买来，小的五十斤一袋，大的百斤一袋，要爬那么高那么陡的山，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真是难死了。只要小兵碰见马芬背肥料，都把马芬的肥料接到自己的背篼上，压得他的嫩骨头嘎吱嘎吱响，汗水走一路泼一路。背回来后，马芬留他吃饭，他说做这点事，吃啥饭呢。
第二天一早，陈太学一家带着招募来的十个工人，离开了大荒村。
陈太良把哥嫂送出了门。直到哥哥走过村口那棵枝桠蔽日的檬子树，他都怀着期待，总觉得哥哥会回转身给他几十块钱的，但陈太学没有，他连头也没回。
回大荒村之前，陈太学已经给张保国拜过年了，由于现在没过正月十五，自然还要再去拜一次。陈太学这一拜，又为自己揽到了一桩新差事。张保国说他有个表妹住在成都都江堰，前些日，表妹被她那狼心狗肺的男朋友给骗了，寻死觅活的，很可怜。张保国说他本来应该亲自去看看她，可新年伊始，市里会议很多，实在脱不开身，希望陈太学帮他去走动走动。
陈太学为难地说，就凭我这样儿？张保国给他打气，说你去就是了，没关系的，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既然如此，那就去吧。陈太学当然不会打着空手去，他提了一个大口袋，口袋里装着他从亲家那里买来的鳖，还有十余斤银耳，此外身上还揣着五千元钱。那女子并不住在都江堰城里，也不住在都江堰景区，而是顺着岷江往上游走，离开景区之后，还有二十多分钟车程。那真是一个美得让人发愁的地方，岷江在这里变得很窄，碧蓝的溪流似的，每一丝水纹都幻化出宝石般的仿佛能称得出重量的光芒。江上有座宽大的木板浮桥，陈太学从桥的南岸走到北岸，便进入了葱茏苍翠的竹海。竹海里铺着整洁舒缓的石梯，石梯两旁，除了竹，还有珍贵的桫椤树。林子里没什么动静，连一声鸟叫也没有，只有竹叶雨点一样无声地飘落。陈太学爬出一身汗，才看见了隐藏着的点点白房，这是岷江北岸著名的“竹雾别墅”。
陈太学见了张保国那个只有十八九岁的表妹，把礼物和钱给她，屁股连凳子也没挨一下就离开了。她浑身珠环翠绕，骄傲地挺着下巴，一点也没有张保国说的寻死觅活的样子。尤其是那个五十多岁的妇人，陈太学开始误认为是这女子的母亲，可她在女子面前垂首哈腰，恭恭敬敬，分明就是一个保姆。
陈太学明白了，那女子根本不是张保国的表妹。
张保国派他来，不是劝慰，而是让他帮忙拿钱养。
他的腰就像被人砍了一刀！
在老家获取的那一点豪情，早像气泡一样破裂了……
从那以后，陈太学每隔些日子就自动跑一趟都江堰，送去特产和几千块钱。他把每次的花费都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却从不向张保国提起。张保国倒并不装聋作哑，一有机会，他就问陈太学，你又给我表妹送东西去了？陈太学把两只手握起来，做出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说，那叫啥东西呀！这时候，张保国总是像对自家人说话那样，嗔怪一声，你这个陈太学呀！
从张保国这个角度讲，他真是把陈太学当成自己人的，因为他需要这样一个人。认真说来，陈太学究竟给了张保国多少好处？难道张保国真就稀罕去金沙滩吃饭，稀罕在麻将桌上赢他一些钱，稀罕他隔三差五地提来几只鳖吗？老实说，张保国并不稀罕这些。他手下和别的包工头送给他的，比陈太学不知超出了多少倍，但张保国看得很清楚，那些人都不及陈太学耿直，不及陈太学可靠。有两件事情给了张保国很大的触动：一是陈太学在高州城请不到他，竟然不辞辛劳追到成都去请；二是陈太学的母亲去世后，他还陪着打了一整天牌。这第二件事，是陈太学在母亲去世一个月后说出来的。那天他请张保国喝酒，陈太学喝多了，就像孩子一样哭，像孩子一样说到母亲。跟张保国一起的人，把陈太学像狗一样地训斥，但张保国没有。近十年来，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灵魂中还有柔软的地带，那里在隐隐作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感情，后来开发翠屏山，那么多人都没要到活做，而他把活给了陈太学。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张保国也是农民的儿子，而且家里比陈太学当年还穷。张保国认识到，贫穷不仅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耻辱。他发誓要雪耻。他发奋读书，走到哪里都是高才生。但这显然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寻找另一扇门。读大四那年，为把现在的妻子追求到手，他割过自己的手腕子，这都是事实。然而，他的主要动力，决不是她的美丽可爱，而是因为她父亲当时是高州市委秘书长。那年寒假，他跟她一同回家，她父母问明他的来历，脸色陡然变了，一句话也不说。吃晚饭的时候，竟将他一个人安排了一桌，饭后他就被带到了客房。客房里除了一张床，什么也没有。他多么希望她进来陪他一会儿，可他不知道，她早被父母亲严加看管起来。那天夜里，他一分钟也没睡着，次日凌晨四点过，有人来敲他的门了。他以为是她，结果是她父亲。她父亲看来也没睡着，眼泡皮肿的，带着隐隐的怒气。她父亲说，小伙子，走吧，赶快走！
这时候他才醒悟，昨天他进屋的时候，他们就想把他赶走，之所以没那样做，是因为那是黄昏，市委家属院的人会看见他是从他们家出去的，才被迫留他住了一夜。
出家属院大门时，眼泪在他眼眶边打转，但他没让眼泪流出来，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晨霜浓烈的空气，朝回乡的车站走。路上，他脑子里只回旋着一句话：我非要把你女儿搞到手！
其实他没必要这么恶狠狠的，她以前并不怎么爱他，当他在她家里受辱之后，她就把他爱到心里去了。在女人那里，爱和同情是很难分清的。大学的最后半学期，父母威胁她，说再这么下去，就不认她这个女儿。她无所谓，不认就不认。到这时候，父母才知道自己彻底失败了。父母就是父母，他们只好接纳了他。那年是很难找工作的，许多同学都下了乡，但张保国留在了高州城，而且是炙手可热的建设局。半年后，他们结了婚。在岳父的关照下，张保国很快当上了项目部副经理。可就在他当副经理不久，岳父得脑溢血死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家庭，立马就沦落了！他张保国的头顶上没有了岳父这棵大树，能混到今天这一步，所付出的，难道仅仅是钱吗？不，在张保国的心里，还有比钱重得多的东西，那些东西，他认为是陈太学这样的人一辈子也理解不了的。许多时候，张保国都痛苦得想退出，他读书时毕竟是高才生，一种单纯的理想的光芒还在遥远处闪烁。偶尔，他心里会涌现出一种理性的力量，帮助他怀疑自己的人生之路是不是出了偏差。但这只是极其短暂的灵光一现，因为他发现自己身前身后都是滚滚波涛。他没有退路了，身不由己了。稍有空闲，他就去麻将桌上混，混他个通宵达旦，不给自己留下任何思考的时间。
说心里话，张保国爱妻子，他追求妻子时虽然含有别样的目的，可妻子的美，妻子为他付出的牺牲，都深深打动了他。他在外面找小姐，还偷偷去都江堰买别墅养了个“表妹”，并不证明他不爱妻子，只是为了麻醉自己。
张保国并非不知道，他的退路是自己掐断的。在官场混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是锥心刺骨地感觉到：这人活在世上，手里不能没有权！没有权，你就只能是一条虫子，人家把你拍也拍得死，捻也捻得死！
陈太学也这么想。陈太学绝不因为他跟张保国地位悬殊就不这么想。每当他跑一趟都江堰，他的心就是僵硬的，死的，可一站到工地上去，心就活络起来了。
那些除了流血流汗就别无出路的人们，给了他财富和尊严，还让他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而今的陈太学，工钱照压，还想方设法地扣钱。伙食越来越差，可每天的伙食费却提高了两块；工人洗澡、洗碗的用水，睡觉前和起床时点灯，都要扣钱，他从来不公布用了多少水电，只是每人每月照二十块扣除；别的包工头，再怎么说也把简易工棚免费让工人住，而陈太学却要扣去每人十块月租这么算下来，工人的月支出就比以前多出了将近一百块。但陈太学并不满足，他对工人干出的活百般挑剔，挖空心思找扣钱的理由。
不仅如此，他还宣布了一条新规定：无论是谁，都要叫他陈老板！以前，工地上有人叫他名字，有人叫他陈哥，有人叫他叔叔或学爸，乱七八糟的，现在不行了，得通通改叫陈老板！陈太学这是从自己的体会中得出的经验，他常常想，如果他把张保国不叫张局长而叫名字，面对张保国的时候，他就不会感觉到脊梁上压着一块石头，但一叫张局长就变了，他就自然而然地知道自己矮了几分。这就叫做名正言顺。别人都改了口，唯独从大荒村来的那些人还不习惯改口，有天小兵见陈太学到工地上来，笑着叫了声学爸，陈太学黑着皱纹密布的脸，走到小兵跟前，把小兵干的活挑出了十几个毛病，并当场决定扣他三十块工钱。
现在，大家都知道把陈太学叫老板，确定了身份，陈太学就把老板的架子端起来了，威严露了出来，动不动就黑脸，发火，骂人。他最喜欢骂的一句话是说你只配屙牛屎。
工人被他骂了，大气也不敢出，否则就会被扣钱。
陈太学和张保国，从不同的途径理解了权力的内涵：一个人的贫困，经济贫困是表面的，权力贫困才是本质的；权力贫困是因，经济贫困是果。
监工的活本来是他儿子陈福在干，可是陈太学发现陈福不行，陈福太好说话了，只要工人求两句情，他就把眼睛一闭，说行了行了，不要让我爸知道就是了。你个狗日的——陈太学有次骂他，你以为老子的钱是抢来的？你吃老子的穿老子的，还胳膊肘朝外拐！他骂儿子，还连带秀莲一起骂，因为秀莲不仅在家乡不为他挣面子，还一直留在娘家帮忙，陈太学已经对她十分不满了。陈福被骂得眼睛发绿，却不敢顶嘴，就干脆骑上新买来的摩托，有事无事跑到乡下去看已怀孕的老婆，把工地甩在身后，让父亲自己去管理。
更多的人丢下工钱，离开了陈太学的工地。这无所谓，第一代农民工还没老，第二代农民工又成长了起来，卖苦力的多的是；还有城南和翠屏山上那些住进老城安置房的农民，因为生计无着，许多人都跑回自己以前的土地上，给包工头打工，陈太学不愁找不到劳力。
从大荒村来的那十个人，有九个都走了，只剩下一个小兵。那九个人干了几个月，结果只够回家的路费。离开前，几人一同到陈太学设在工地上的办公室去，希望陈太学看在祖祖辈辈喝同一口井水的情分上，把压下的工资给了。他们说，陈老板，你知道我们那家庭，没钱过不了日子。陈太学说，你没钱过不了日子，人家没钱就过得了？他们说，陈老板，我们又不要你施舍，只要你把我们该得的给了。陈太学把桌子一拍，啥叫该得啥叫不该得？我给你们，你们就该得，不给，就不该得！我不给你们，是按工地上的政策办事，政策是随便能改的吗？你们有本事，就把政策改了，把城里人全都变为农村人，农村人全都变为城里人，行吗？几个人知道说不进油盐，只好走了。他们一路骂陈太学的祖宗八代，回到大荒村，就找陈太良出气，把陈太良打得头破血流。从那以后，陈太良再也没力气帮人砍柴和背力了，挣不到一分钱，找人打麻将自然不可能，就连盐也吃不上，没过多久，他的背就佝偻了。早上起来，他去这层院子站一会儿，又去那层院子站一会儿，不管走到哪里，都没人跟他说一句话。他成了游荡在大荒村的孤魂野鬼……
小兵之所以没走，是因为那几个人说好了，回家一趟，立即结伴去广东打工，小兵不能跟他们跑那么远。但他特别想家，他刚满十七岁，脖子瘦瘦的，细胳膊细腿儿的，分明就是个孩子。一想起家来，睡觉时就偷偷哭，就念起母亲的难处。母亲一旦发病，不要说下地，就连屙屎屙尿时腰带也解不开，母亲有好多次都弄脏了裤子。想起这些事，小兵哭得更厉害，又怕别人听见，便死死地咬住汗臭冲天的被角（他母亲也在哭。同村几个人回去，把他们的遭遇讲了，说小兵手掌上的肉都磨成了骨头）。小兵以前很少哭，他单纯的心灵里，永远都在期待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带着他的愿望降临，他的愿望就是父亲能够病好回家，母亲也能够健康起来。太阳东升又西沉，生活中的一切却没有改变，但他并不着急，他觉得属于他的那个明天一定会到来的。可是，来高州城后，那个明天模糊了，他的信心被摧毁了。他只能哭。
哭到次日凌晨，他又打起精神起床，走向工地。
现实明摆着，他不出来挣钱，就没法给父母亲治病。他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把父亲的病治好。
小兵干活是不惜力气的，清晨比谁都上工早，刚吃过午饭，人家还在抽烟歇气，他又去握住了锹把。同伴们看不过，说小兵，钱是挣不完的，你把肠子累断了，没人帮你缝。
可他这么卖命，挣的钱却比同村那几个都少。
陈太学嫌他年龄小，又没经验，给的工钱就比别人低好几十。
挣不到钱，又不能回去（回去后连挣钱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小兵开始了偷盗。
他偷的是工地上的钢材。他把那些东西装在蛇皮口袋里，瞅机会以每公斤一块三的价格，卖给桥那边老城区的废品收购站。
这样的事情，早有人干，不仅是陈太学的工地，别的工地也同样如此。一时间，到处都丢东西，闹得风声鹤唳的。很显然，外面的小偷很难进工地，这都是民工干的，可不管怎么防范，就是阻止不了。包工头们集体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组成联防队，守在红旗大桥上，凡见民工模样的人去老城，都要被搜身；民工稍有不配合，就被扇耳光，即便有十万火急的事，也不准你过桥去。这件事被省报一个记者发现了，回去发了篇文章，闹出很坏的影响，高州城只得撤回了红旗桥上的联防队员，让包工头们自己加强管理。许多工地都派防损员昼夜值班，可依然堵不住缺口：你简直就弄不清盗贼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把钢材偷出去的。
陈太学这天将民工聚在一起，把湿漉漉的手叉在腰上，先骂了一通娘，然后说：从今天开始，老子不派防损员了，老子让你们偷，偷多少扣多少，看是你们偷得快还是我扣得快！下面有人小声问怎么扣法，陈太学把脚一跺：平摊！你们没一个好东西，你们都是贼！要证明自己不是贼，就把贼给我抓住，往死里打！打死了由我偿命，不过就一两万块钱的事嘛！
事实上，工地上偷东西的毕竟是极少数。由于要平摊损失，没偷的人当然就恨死了那些贼，也希望把贼抓住。可是，工地上的东西照丢不误，就是抓不住贼的把柄！陈太学恨得咬牙切齿，他觉得，贼们不仅是在偷他的东西，还是在向他的权力挑战，因此扣得特别狠，比如丢掉十块钱的钢材，他就照五十块扣。有一些断掉的钢筋，本身就是废物，陈太学照样按正品换算成钱。
工人们被扣红了眼，上工时，只用一只眼睛照管手上的活，把另一只眼睛腾出来找贼。
终于有了收获！这天下午，一个泥水工觉得小兵的动作很蹊跷：他隔一阵就要蹲一下身子，然后再拉一下裤子。小兵是在拌灰浆，拉裤子就说是腰带没扎紧，蹲身子干什么？那时候小兵背对着泥水工，泥水工丢下手中的活，悄悄地绕到另一侧去观察。原来，小兵在灰浆里埋了废钢筋，正借干活的时候把它们藏到身上，再找机会送到红旗桥那边去。
抓偷儿！抓偷儿！泥水工大呼小叫。
所有人都挺起了脖子。泥水工指着吓呆了的小兵喊，就是他！人群一拥而上，将小兵围住了，那些自己也在偷东西的人，表现得格外积极。他们把小兵掀翻在地，扒掉了他的裤子，因为泥水工看得明明白白，小兵是把钢筋塞进了裤子里。这一扒让众人傻了眼，那正是旧历六月，天热得石头都在冒汗，身上穿条短裤也嫌多，可小兵却穿了两条裤子！里面的那条，裤脚用尼龙绳扎得死死的。人们扒掉他第二层裤子，几根四五寸长的钢筋就抖擞出来（钢筋从裤腰塞进去的时候，把小兵的腿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打！
拳头、脚尖、锹把，都像多少天没吃饭似的，朝小兵身上又扑又啃。小兵在被扒掉里面一层裤子时，恐惧得脸色发白，待棍棒拳脚朝他扑咬的时候，恐惧反而消失了，只是痛，于是大声呼喊叔叔们饶命。他细瘦的胳膊，在头部和胯部间快速地移动着，并将身体蜷成一团，在地上翻滚。
大家听不到他的求饶，继续打。直到他的声音微弱下去，工人们才罢了手。
小兵身上血糊血海，头上流出的血，把粘满水泥浆的头发都打湿了，看上去乌黑乌黑的，很脏。工人们吓住了，本能地抬头朝四周看。这一看就看到了陈太学。
陈太学黑着脸，肿着嘴，站在十米远的地方。
工人们想起陈太学说过的话，为了表明自己不是贼，再一次把拳头和棍棒向小兵砸下去。
看着那些唯命是从的工人，陈太学猛然间闻到了权力迷人的香味。
这时候，远处传来摩托车的声音。陈福从岳父家回来了。看到工地上可怕的一幕，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他将车停下，边往这边跑边高声呼喊：一群疯子！流氓！
话没说完，他就碰到了父亲的眼神。那是把鸡蛋也能煮熟的眼神。
陈福一个趔趄，停下了脚步。
他拖着手，缩着脖子，远远地望去。
在靠近海边的那个遥远的工地，他也曾被人这么欺辱过……
小兵觉得自己马上就会死去了，想到家里的母亲和深山更深处的父亲，脑子电光石火般地清醒过来，他用手臂护住头，眼睛四处寻找能够救他的人。他看到了马芬。马芬站在几十米外的食堂门口，端着半盆水，噗的一声泼了，朝这边瞅。小兵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分开棍棒，裸着下身跑向马芬，可他的腿伤得厉害，还差几米远跑到马芬跟前时，他就跪了下去，声嘶力竭地喊：马大娘！
马芬本来不想管这事的，但小兵的这一声喊，让马芬的心软了，让他想起小兵给她背过的肥料和柴垛了。她说，今天就算了，不要再打了，小兵你自己回家去，不要在这里干了……
这时候，陈太学进了办公室，坐在那把烂藤椅上，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陈福把小兵的裤子拿了过去，帮他穿上，并偷偷地往小兵的裤兜里塞了三百元钱。
小兵一瘸一拐地走下了翠屏山，从家里带来的被子也没拿。
翠屏山上的别墅群已大体成型，但还有几项工程没修，主要是广场、步行街和健身中心。陈太学承包到了广场，那个广场叫日光广场，很气派。张保国对他说，这项工程做完，还有更多的活等着你陈太学。市里决定，要把高州城继续向外扩展，加快高州市城市化进程，跟上与国际接轨的潮流。
谁也想不到，可以说一点风吹草动也没有，日光广场动手修了十来天，就出了一件大事——张保国被逮捕了！
陈太学听儿子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刚从都江堰回来。一个人在租房里，正往那个小本子上记录这次去都江堰的花销。陈福话没说完，陈太学的手机就掉到地板上，他捡起来，吹了一口灰，听到儿子的声音还在里面响着。他说你个狗日的，你听哪个说的？陈福说贺经理二十分钟前到翠屏山走了一趟，是贺经理说的。
陈太学关了电话，突然嚎啕大哭。
他一点也不怕别人听见，就对着门哭。由于脖子短，他的声音好像出得特别快，特别粗壮。
他甚至想把门打开，朝着外面喊。他也不知道喊什么，就是想喊。
半个时辰之后，陈太学出了房间，往翠屏山赶，他要面对面让儿子把那事再说一遍，还要从别人口中印证。消息是确实的，人人都知道了，而且有人还蛮有把握地说，张保国这次是因为经济问题落马，发端却是见惯不惊的权力之争。局长马上要退了，张保国想当局长，另外一个副职也想当局长，双方都铆足了劲儿死掐对方。那个人手脚比张保国快，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完全掌握了平时张保国送钱最多的包工头（这其中不包括陈太学），一个一个找他们谈话，让他们联名状告张保国索贿。他许诺，只要这事办成了，以后就把大工程给他们做。这些包工头平时在张保国面前卑躬屈膝，但心里都是怀着怨恨的，既然卖了张保国有好处，那就卖吧。张保国就这样栽了（陈太学由此判断，那些包工头肯定也跟他一样，有个秘密的小本子）。
本来，上面准备将张保国最后发包出去的一批活收回来了，但那样势必引起混乱，就罢了。
陈太学彻底恢复了冷静，他把老婆和儿子都找到自己办公室，沉着嗓门又声色俱厉地说：你们都给我听清了，不管谁问你们啥，你们都装着啥都不知道！马芬说，我们本来就不知道嘛。这是实话，陈太学的那个小本子，是他的绝密文件。他每次到都江堰，都给老婆和儿子撒谎，说是去进材料。马芬根本就不懂工地上的事，陈福是能不招惹父亲就不招惹，父亲是不是进材料去了，陈福根本不关心。他们能知道什么呢？
说完这些，陈太学又独自回到租房，将那个小本子拿出来，摸出打火机，啪的一声摁燃，却不动，直到打火机上靠近火苗的塑料烧流了，成黑色的一团了，他那根受过伤的、翻翘过来的大拇指，也被烤得皮肤打皱他才将打火机熄灭。
他愣愣怔怔地看着左手上的本子，之后一页一页地翻过去。
还差两页，这个本子就记满了。
本子上记下的不仅是张保国的罪状，更是他陈太学的屈辱。
他眼睛一闭，又将打火机摁燃，把本子点着了。
蓝幽幽摇荡着的火光，在风里发出噗——噗——的响声，像是叹息。
当最后一丝余烬挣扎几下就归于彻底寂灭之后，陈太学对着那堆黑乎乎的灰烬说，张保国呀张保国，你平时说我耿直，我也算耿直到家了，我把本子都烧掉了。你都江堰的那个“表妹”，我同样不会说出去，你放心，不管谁来我这里查访，我都不会说。我陈太学该对得起你了吧？
想到都江堰，陈太学又警觉起来了。住在别墅里那个寂寞的女人，对这边的事当然是一无所知，她再给张保国打电话，肯定是打不通的了，就只好给陈太学打，陈太学现在怎么能接她的电话呢？想到这里，陈太学迅速把屋子收拾干净了，跑出去换了手机卡。
就在那天，陈太学被传到了专案组。他除承认陪过张保国打牌之外，对别的事滴水不漏……
没过多久，张保国被公开庭审。法庭在老城，陈太学抽时间去听了。陈太学把这一天看成是对自己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天，因为他觉得压在自己脊梁上的那块石头崩塌了，碎了！虽然还是穿着不值钱的衣裤，但在昨天夜里，他让马芬用瓷盅装上滚烫的开水，把衣服上的褶皱都熨平展了。他去得很早，坐在最后一排，静静地等待着将被告人押上来的神圣时刻。
坐了不到十分钟，他听见不远处有压抑的抽泣声。那时候厅里的灯并没全打开，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在哭。陈太学好奇地往那边移了两个凳位，才终于看清了——那是张保国的妻子！
很长时间以来，陈太学的心没再这么痛过了，可现在却痛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多次陪张保国去“做保健”的事，想起都江堰那栋豪华别墅，他真想对旁边这个披散着头发、已明显憔悴下去的女人说：妹子呀，你哭啥呢哭，你没啥好哭的！
张保国终于被警察带上来了，坐在被告席上。
陈太学紧张得手心都快被汗水淹没了，挺直腰杆，比张保国坐得还正。
庭审法官问：被告人张保国，你是否还有其他名字？
张保国答：报告法官，我没有其他名字。
张保国的声音是出人意料的洪亮。
庭审法官问：被告人张保国，你是什么时候被拘留的？
张保国又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庭审法官问：被告人张保国，你被捕前干什么职业？
听到这里，陈太学就不想再听下去了，他觉得自己身上每一处都在发出声音，要不是死死地咬住牙齿，嘴里也会发出声音，果真如此，他就要在法庭上出洋相了。他站起身，朝外走去。
掀帘子的一刹那，他望了一眼张保国妻子的座位，那里不知什么时候也空了。
外面阳光灿烂。这是陈太学进高州城以来第一次感受到阳光的照耀。他没立即去工地，也没回租房，而是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他的步子迈得很轻快，他甚至想飞。
走了好一阵子，他的腿才点沉了，步子也才慢下来了。这时候，他东瞧瞧西望望，觉得这座城市原本跟他也是很亲近的。他来高州城这么多年，还亲自参加了新城的建设，儿子儿媳也在新城买了房子，可他一直觉得高州城离他异常遥远，他不管站在街上的哪一只角，都感到拒他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但现在他不这样看了。
不知不觉间，他来到了一家夜总会前。
他站在夜总会门外就不动了。
娘的，陪张保国去做了那么多次保健，我都是在大厅里过夜。
我为啥不去做做？我为啥不去做做？我为啥不去做做？
他一连问了自己三声，才做出回答：老子也要去做！
张保国不敢在高州城做，我敢！
他腿一抬，大步迈了进去，高声喊：做保健，全套服务！
从夜总会出来，陈太学却懊丧到了极点。进去时那么豪迈，但给小姐数钱的时候，他的手就哆嗦起来了，就开始骂自己是畜生。
他垂头丧气地往工地上走，还没走到红旗桥，就看到贺经理迎面而来。贺经理个子也很高，只是不像张保国那样帅气、整洁。陈太学打起精神，抢上两步，叫了声贺经理。贺经理直杠杠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没理他。陈太学以为贺经理没听见他喊，也没看见他人，就转身追上去，给贺经理递烟。贺经理厌恶地瞪了他一眼，手一拐，差点把烟碰掉了。
直到贺经理消失在午后的人流中，陈太学还站在原地。
他没去工地，回了租房。他是怎样走到租房，并躺到床上去的，事后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那块他以为已经卸掉的石头，又重新压住了他的脊梁，而且比以前更加沉重。
他呻吟着后悔：陈太学呀陈太学，你为啥眼光就那么浅，不事先跟姓贺的搞好关系呢？你以为自己聪明，其实只不过是他妈的是一条狗！你就是一个当狗的命！
这时候，他才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张保国来了。张保国说话算话，这一点所有包工头都承认，而听那些经常跟贺经理接触的包工头说，贺经理说出的话就相当于他吐出的一泡口痰。贺经理比不上张保国。从私人方面说，张保国对他陈太学是有恩的，他不仅让陈太学富了起来，还特别信任他。那次陈太学去接受专案组调查时，人家问的全都是张保国受贿的事，对他在都江堰养情妇的事情，只字未提，这就证明，张保国的确只把那件事对陈太学说了。
陈太学想着这些，禁不住为张保国，也为自己，悲伤起来……
如果他不想再挣钱也罢，但钱那东西，有了一就想有二，有了二就想有三，数字越大，欲望也就越大，分明知道高州城要继续扩建，他陈太学怎么能不趁此机会大捞一把呢？
陈太学就跟张保国当初在官场上一样，感到身前身后都是滚滚波涛，没有退路了，身不由己了……
他从床上坐起来，哆哆嗦嗦地摸出烟来抽。他第一次那么深刻地把贺经理这个人放到他的秤盘上去掂量。张保国倒台之后，贺经理显得多么重要，就跟张保国以前当经理时一样重要；他还不像张保国那么容易接近，尽管当初陈太学请张保国吃饭时他推三推四，但再怎么说，陈太学给他发烟时他是会接的。如果说张保国是压在陈太学身上的一块石头，那么贺经理就是一座山。
陈太学好像切身地感觉到了那座山怎样从天上飞下来，扣在他的头顶上。
难哪！他怜悯地对自己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贺经理以前不也是在张保国面前低三下四吗？不也是连日带夜地陪张保国打牌吗？在牌桌上，不也大把大把地将钱输给张保国吗？贺经理输了那么多钱，说不定还直接送出去了很多钱，总得有另外的渠道把空出来的洞堵上吧！他说话不像张保国那么算数，证明他比张保国更希望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到更大的好处。
也就是说，只要有钱，就能让贺经理这座山移开？也只能这么筹划了……不管结果怎样，先试试吧。陈太学抬起屁股，躬身从箱子里掏出银行卡，出门取钱去了。
晚上，他要想办法把贺经理请到八仙酒楼吃饭，八仙酒楼是高州城新开的，比金沙滩还要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