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塞·《商君书》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皮皮作文网

开塞　《商君书》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而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修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51〕也，故三代不四〔52〕。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53〕之以效〔54〕。

古之民朴以〔55〕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谓义者，将〔56〕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57〕；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58〕，不可不察〔59〕也。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何以知其然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60〕；乐则淫，淫〔61〕则生佚〔62〕。故以刑治则民威〔63〕，民威则无奸〔64〕，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刑〔65〕者，义之本〔66〕也；而世〔67〕所谓义者，暴之道〔68〕也。夫正〔69〕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70〕，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71〕，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72〕，则细过不失〔73〕。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74〕则少寝〔75〕；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76〕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古者，民藂〔77〕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78〕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79〕其乱，与不法同。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80〕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81〕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82〕于胜法〔83〕；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84〕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85〕，求〔86〕过不求善，藉〔87〕刑以去刑。

〔注释〕

天地设：开天辟地。设，设立。道：原则。亲亲：爱自己的亲人。爱私：贪图私利。别：区分，即分别亲疏。险(xiǎn)：通“”，为追求私利而损害别人的行为。务：专心要做的事。务胜：力求压服对方。力征：竭力争夺。讼：争辩、争吵。正：公正、标准。性：指人们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和要求。说：通“悦”，高兴。上贤：即尚贤，崇尚贤人。相出：相互超出。制：制度、法度。有：通“又”。承：接着。分：通“份”，私有权力。禁：禁令。莫之司：没有人掌管。司，掌管、执行。一：统一、统辖。贵贵：使贵族更加显贵。中正者：即“立中正者”，前可能漏“立”。无行：行不通。三者：指“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代的做法。弊：败、坏。所重易：所注重的改变了。绳：准绳、准则。一端：一个方面。臣道：臣所言之道。臣，指作者本人。王：成就王业。力：有实力的人。生：通“性”。师：学习。致强：使用强力。怀：具有。并：通“摒”，摒除。退：抛弃。法：效法。修：当作“循”，拘守。塞：闭塞，意为受阻。势：趋势、形势。持：保持。逆取：用暴力夺取天下。贵顺：提倡顺从。上：通“尚”，崇尚。事：从事。兼并：吞并。不修汤、武：不能按汤、武那样去办。即不能像汤、武那样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强盛。〔51〕废：“发”字的借字，打通。一说，废，废除。〔52〕三代不四：指夏、商、周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能同三代相比的第四个朝代。〔53〕启：开、说通。〔54〕效：功效。〔55〕以：而。〔56〕将：乃、就是。〔57〕恶：厌恶。〔58〕名贸实易：名称相似，而实质相反。贸通“侔”，齐等。〔59〕察：考察、搞清楚。〔60〕出度：产生守法思想。〔61〕淫：放荡。〔62〕佚：失、过错。〔63〕威：通“畏”。〔64〕奸：奸邪，犯法作乱。〔65〕刑：原作“利”，据文义改。〔66〕本：根本。〔67〕世：指世俗之人。〔68〕道：由、由来。〔69〕正：治理。〔70〕终：极，指重罪。〔71〕将过：刚开始犯罪，指轻罪。〔72〕告奸：告发奸人。〔73〕不失：不漏掉。〔74〕兵：兵器，指战争。〔75〕寝：息、停止。〔76〕反：通“返”，回归，转化。〔77〕藂：通“丛”，聚集。〔78〕上：首领。〔79〕胜：克服。〔80〕胜：克服，这里指破坏。〔81〕康：乐。〔82〕广：深远。〔83〕胜法：任法、用法。〔84〕深：重。〔85〕劝：劝导。〔86〕求：追究。〔87〕藉：通“借”，依靠、凭借。

(毛慧君)

〔鉴赏〕

《商君书》在战国末期已广泛流传，但在汉初人看来，其中最足以代表商鞅思想的是《开塞》和《农战》。《淮南子·泰族训》和《史记·商君列传》中都提到了《开塞》(《淮南子》中作“《启塞》”)。古人一般认为，《开塞》篇的作者就是商鞅本人；但据现代一些学者考察，《开塞》篇可能是商鞅的后学所作。

从史籍所载商鞅本人的事迹和《商君书》中的《垦令》、《外内》、《修权》等篇看，商鞅是主张“厚赏重刑”的；但《开塞》篇提出“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这是主张“重刑轻赏”或赏只“施于告奸”，此与商鞅本人的思想不合。《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学派的著作总集，“厚赏重刑”论与“重刑轻赏”论是商鞅学派的内部分歧。除此之外，《开塞》篇的思想与商鞅本人的思想是相一致的。我们可以把《开塞》篇看作商鞅及其学派的一篇代表作。

商鞅在变法前夕与秦国守旧派的辩论中提出了“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思想。“治世”之所以不应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原则，“便国”之所以不必完全效法古人，原因就在于社会历史是进化的，当今之时事并非已往之时事，要适应当今之时事，就必须变古之法，实行改革。历史进化论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哲学理论基础，而《开塞》篇就是商鞅学派集中论述历史进化论的一篇杰作。

所谓“开塞”，即清除障碍、开拓新路的意思。此文开篇就叙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在“天地设而民生之”的初民社会，“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当此时，人们都努力去战胜对方而夺取私利，于是就发生争斗和争吵。由于争斗和争吵没有一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人的理性不能得到体现，所以后来就有贤人出，建立中正的标准，主张无私，人们也就喜好仁爱了。当此时，亲亲之道废，而崇尚贤人的思想立。仁者以爱人利人为职责，而贤人则要争着出人头地。这样争为人上的事情发生久了，社会仍会有纷乱。于是后来就有圣人出，划定土地、财物和男女之别。有分别而无制度不行，所以就创制了法律。有法律而无司法的人不行，所以就设置了官吏。有官吏而无统一的管辖不行，所以就建立了国君。有了国君，则崇尚贤人的思想废，而尊重权贵的思想立。——由此，《开塞》篇总结出“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尚)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的三世说。此三世说虽然不完全符合历史进化的实际情况，但大致反映了人类社会由母系到父系，由亲亲爱私到有一定的道德规范，由平等到尚贤，由尚贤到尊官，由无法、无官、无君到有法、有官、有君的历史进程。

《开塞》篇进一步指出，亲亲是以自私为道，而建立中正的道德标准则是使自私不得伸展；尊贤是以才德相竞争，而建立国君则是使贤人没有用处。这三个时代并不是行事彼此矛盾，而是人们所走的道路发生了阻窒，因而所重视的东西就有了变革；社会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因而所采取的办法也就不同了。——在这里，道德、贤人、国君等等都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旧路已经不通而新路需要开拓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历史不仅是进化的，而且是有必然趋势可循的。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能得出这样的历史观，不能不令人惊叹其思想的深刻！

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开塞》篇转而论证法家的尚力任法主张在当时的合理性。它指出知与力、德与刑两种不同的治道适用于不同的时代：“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人的生性是，对不知道的东西就学习，力量用尽了就屈服。所以，“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靠知识、智慧统治天下者贬退刑罚，靠实力征伐诸侯者贬退道德。“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这里的“先德而治”和“前刑而法”正是当时儒法两家政治主张分歧的要点所在，而《开塞》篇从其历史进化论中逻辑地引出的结论正是当时应该尚力、重刑、任法。

《开塞》篇还指出，用“刑治”则人民畏惧，人民畏惧就没有奸邪，没有奸邪则人民“安其所乐”；用“义教”则人民放纵，人民放纵则国乱，国乱则人民“伤其所恶”。因此，“吾所谓刑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这虽然是为法家的严刑峻法作辩护，但它认识到刑与德、义与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种历史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也仍能显示其思想之深刻。

总之，《开塞》篇是以历史进化论为基础，来为法家的政治主张作论证。我们从中可以感到其逻辑的力量，也可以看出其历史进化论和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它对以后中国哲学的历史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另外，篇中所说“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对汉初的陆贾说服汉高祖刘邦尊儒也起了思想导引的作用。无论从哲学、政治的理论意义还是从其历史的影响而言，《开塞》篇的重要性都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