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五蠹》翻译

正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以民为本,造福于百姓,方能得到百姓的拥护)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主张不要一味效法常规,照搬古人旧例,而应与时俱进,制定与时代实际情况相应的政治措施)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做事情、看问题要与时俱进,积极创新,不要沉溺于旧有的经验,不要像守株待兔的宋国人一样。先王之政指周天子的“以礼治国”,韩非子认为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礼治已经不足以治国了,应以法治取而代之)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古今情况必然不同,用实例进一步说明不效古法、审时度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必要性)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进一步举例说明古今之事大不相同,要根据时代、人心的变化,针对社会事务来制定政治措施)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矩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韩非子反对儒家主张的仁爱能感化一切,治理国家不需要刑罚)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韩非子认为,因死刑而感伤,这是君王的仁慈。但不能因为仁慈之心就不执行死刑,此乃法治)

参考译文

上古时代,人口稀少,鸟兽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这时候)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搭窝棚居住用来避免遭到各种伤害,因此人们很爱戴他,推举他来治理天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的是野生的瓜果和蚌蛤,有腥臊腐臭的气味又伤害肠胃,许多人得了疾病。(这时候)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除掉腥臊臭味,因此人们很爱戴他,推举他治理天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洪水泛滥,鲧和(他的儿子)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殷纣残暴昏乱,于是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到了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搭窝棚居住和钻木取火的办法生活,那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到了殷周时代,还有人要把疏通河道作为要务的话,那一定会被商汤、武王耻笑了。既然如此,那么在今天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汤、武王、禹的政治措施的人,一定会被现代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为它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宋国有个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农人)放下手中的农具守着树桩,希望再捡到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自己倒成了宋国的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策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都是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

古代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足够吃的;妇女不用纺织,禽兽的毛皮足够穿的。不用费力而供养充足,人口少而财物有多余,所以人们之间不争夺。因而不实行厚赏,不实行重罚,而民众自然安定。现在人们养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还没有死就会有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口多了而财物缺乏,费尽力气劳动却不够给养。所以人们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不断地惩罚仍然不能避免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盖的屋顶都不经修整,栋木做的椽子都不曾砍削;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着小鹿皮,夏天穿着麻布衣;即使现在的看门奴仆的衣食,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人们干活,累得大腿消瘦,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的奴隶的劳役,也不会比这更苦了。这样说来,古代让出天子位置的人,是脱离看门奴仆般的供养,摆脱奴隶般的劳苦罢了,所以古代把天下传给别人也并不值得赞美。如今的县令,一旦死了,(他的)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可以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是因为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同。居住在山上要到谷底打水的人,在节日用水作为礼品互相赠送;居住在洼地苦于水患的人,雇人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在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幼弟来了也不供饭;在丰年的秋天,疏远的过客也一定招待吃喝。不是疏远自己的骨肉兄弟而偏爱过路的客人,是因为存粮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义,是因为财物多;今人的互相争夺,不是因为狭隘,是因为财物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的位置,不是因为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争夺官位或依附权势,不是因为品德低下,是因为权大势重。所以圣人要衡量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刑罚轻不是仁慈,刑罚重不是残暴,适合社会习俗来行事。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适合社会情况。

古代周文王居于丰、镐一带,方圆不过百里的土地,(他)施行仁义的政策感化了西戎,进而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居于汉水东面,方圆有五百里的土地,施行仁义的政策,向他割地朝贡的有三十六个国家。楚文王害怕它会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政事也不同。在舜当政的时候,苗族不归服,禹准备去讨伐它。舜说:“不行。推行德教还不够深就施行武力,不合乎道理。”于是用了三年时间来加强德教,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族终于归服了。共工打仗的时候,武器短的会被敌人击中,铠甲不坚固的会伤到身体。这说明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的德政方法)能用于古代而不能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不同,措施也不同。上古时(人们)在道德上竞争高下,中古时(人们)人们在智谋上角逐优劣,现在人们在力量上较量输赢。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说得不是不巧妙,然而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所说的话。”于是起兵攻打鲁国,直到把距鲁国都城只有十里远的地方作为分界线。所以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削减了。由此说来,施行仁义、机智善辩,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弃徐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不同。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来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患。现在儒家、墨家都称颂先王博爱天下一切人,就看待民众好像父母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这样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时,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那么(天下)一定能治理得好,由此来说,就没有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人的感情没有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大家)都疼爱子女(家庭)却不一定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能天下安定呢?现在先王的爱民程度,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能治理好呢?况且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他们难过流泪,这是用来表现仁爱,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的,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的,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不会听凭他们的流泪,那么仁爱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